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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视野中的儒学 作者：伊丽娜 来源：《学术交流》2020年10期 摘要：18世纪初，中国传统儒学开始传播到俄罗斯，俄罗斯学者从最初的儒家经典文本译介到后来对儒学的本质、功能及当代价值等进行探究，使儒学在俄罗斯获得了一定的传播和影响。俄罗斯学者出于了解中国、更好地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以及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等目的给予儒学以特别关注。他们对儒学本身的价值内涵、儒学是否为宗教、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当今中国治国理政中所包含的儒学因素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视野中的儒学研究不但促进了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前瞻21世纪儒学的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儒学；现代化；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伊丽娜（1976—），女，黑龙江五常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代哲学、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当代价值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自产生以来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远播周边一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当下，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文化交流对话逐渐频繁深入，儒学在海外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我们反观、省思西方世界如何传播、研究儒学，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性地发展21世纪的儒学。本文以俄罗斯为例，来解读俄罗斯学者视野中的儒学，以及他们对儒学的理解和探究，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科学地前瞻21世纪儒学的发展。 一、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概况 18世纪初，儒学开始传入俄罗斯，最早属于汉学的范畴之下。同在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承担传播儒学任务的使者大多数是传教士。1715年，清政府批准了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团的传教活动合法后，俄罗斯开始了汉学的研究。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中国文化典籍通过耶稣会士和东正教使团成员的译本，被大量传到俄国。这个时期儒学的传播仅处于初级阶段，他们更多的工作是翻译儒学的经典文本，初步介绍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当时汉学家列昂季耶夫翻译了《大学》（1780年）、《中庸》（1784年），这是最早的儒家哲学译本。19世纪开始零星出现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的作品，19世纪上半叶比丘林开始尝试翻译《四书》，这使他成了首个专门撰述儒学的人。接下来比丘林在《中华帝国统计概要》一书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儒学，指出“儒教的开端和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同步的，且与它一同产生一同壮大”[1]。为了了解清朝的政治建设情况，这个时期俄罗斯汉学急速发展，但儒学在俄国的影响却很有限。 19世纪下半叶俄国迎来了第一次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热潮，这当中就包括儒家典籍。在这期间，著名学者瓦西里耶夫先后翻译了《论语》《诗经》，并先后出版了《东方宗教:儒、释、道》（1873年）、《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中国文学史资料》（1888年），这三本著作标志着俄国的儒学由以译介为主转向以研究为主。总之，20世纪前属于儒学传教士传播，儒学研究处于翻译、介绍阶段。20世纪初，俄罗斯的儒学正式进入研究阶段，奠基人是波波夫。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孟子》译本（1904年）、《论语》译本（1910年）。《论语》译本被认为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译本，大大促进了孔孟学说在俄国的传播，也标志着俄罗斯的儒学研究正式开始。“俄罗斯汉学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论语》译本，也是准确意义上的俄罗斯的儒学史研究正式开始的标志。”[2] 20世纪初，十月革命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时期，苏联中国学研究中的儒学研究相对减少，未取得显著成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亟需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他们开始重视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的研究。一直到70年代，这段时期苏联的儒学研究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相继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80年代，虽然当时苏联的学术研究政治色彩较浓烈，但是中国学研究的反华色彩却比较淡薄，因此这个时期的儒学研究重新步入了蓬勃向上的发展轨道，不但创建了大批的汉学研究机构，而且相继培养出大批的汉学研究人员，儒学研究也就此进入较深入的研究阶段，逐渐具有专业研究的特征。这一时期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东方学院中儒学研究的氛围不断增强，阿列克谢耶夫便是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人物。90年代，被称为“莫斯科孔夫子”的贝列罗莫夫是这个时期俄罗斯儒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多年深入研究儒学，取得了丰硕成果。1993年他出版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对孔子和儒学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大大促进了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影响，因此有人将其称为“俄罗斯新儒学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这个民族进入彷徨探索阶段，而中国的迅速腾飞引起了俄罗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极大的兴趣，这一时期俄罗斯掀起了研究中国哲学的热潮，俄罗斯中国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俄罗斯儒学研究也进入了新时期。21世纪以来，俄罗斯学界又掀起“儒学热”。远东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于2006年12月21日成立，承担起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任务，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儒家文化浸润到孔子学院日常教学中。目前，俄罗斯共有18家孔子学院，极大促进了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影响。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双方“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下”开展合作，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交往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尤其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各种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随着中俄之间开展“中俄友好年”、建立中俄人文合作机制、拓展中俄双边的文化产品市场、降低中俄双边文化产品关税等文化交流活动，两国间的文化贸易空前扩展，有力推动了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这种氛围中，俄罗斯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儒学研究专家，形成许多学术团队，开展多次学术研讨会，出版多种儒学译介和研究著述，积极参加各地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儒学的研究程度越来越深，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研究视角和方法也越来越新颖和多样化，取得的成果也越来越多。目前儒学已经走进俄罗斯普通民众中，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庸”“和”等概念有所了解，对孔子不再陌生。 二、俄罗斯学者关注儒学的缘由 俄罗斯民族从关注中国学研究开始，就非常注重儒学研究。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开展对儒学的介绍和研究。 （一）了解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以及文化交流的需要 17世纪俄罗斯就开始对中国哲学进行描述，18世纪上半叶开始对中国儒学进行关注。1715年，俄国在北京设立东正教士团，这时出于两国文化交流的需要，他们需要了解中国，需要了解中国文化。1858年俄国获得在中国自由传教权利后，出于传教的目的，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了解当时中国的主流思想状态。他们在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现儒学不但是中国文化的主干，而且是中国人民的精神依托，因此他们对儒学越来越关注。瓦西里耶夫认为“全部中国文明、整个广博而多样的中国文学（书籍）的基础是儒学”，“儒学跟中国人可以说是血肉相连了”。[3]1-2学者尼·加·斯帕法里在《西伯利亚与中国》（1675—1678）中说:“中国有三种信仰，因而分成三派。第一派也是最老的一派，是哲学派。……哲学派或者哲学官吏派中文叫做儒家，他们认为，世界上有美好的动因，他们信奉这个，而不信上帝。”[3]1可见，这个时期他们为了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民族性格和信仰状况，翻译、介绍儒家学说，对儒学予以关注。 20世纪苏联成立后，无论是中苏关系友好还是关系破裂，他们都需加强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裂后，出于国际、国内各种形势的需要，苏联更需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情况，因此这个时期他们加强了对中国学的研究，苏联的儒学研究也相应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从1970年开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室每年主持召开“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讨论会，对儒家的政治、军事等思想进行探讨。1971年末，在“全苏中国学家会议”上，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莫·斯拉德科夫斯基对于研究中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专门阐释，他说:“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客观地说明中国现代史，深刻地分析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现象。同时，应该编写有关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和社会思想史方面的大部头著作，以及反映中国历史的卓越思想家的专题著作。没有这些著作就不能理解现代中国发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4]这一时期苏联涌现出大量儒学研究家和作品，开始了分门别类的专题讨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儒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更离不开俄罗斯在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型到资本主义制度过程中，他们需要新的精神资源以整合转型的文化和社会精神取向，需要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启示。近几年由于中俄两国经济合作发展的需要，尤其“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民心的互联互通，需要打造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责任共同和命运共同体，因此当前俄罗斯儒学研究正逐渐深入。 （二）两国互惠，寻找两国利益共同点的需要 俄罗斯在外交上奉行的政策以欧亚主义为理论基础，而新近又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无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典欧亚主义，还是苏联解体以来的新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学者看来这种欧亚认同观与儒家的文化发展观十分相近，这样的文化基础使得两国在互动过程中，会自然地找到某种契合点，在国家利益上容易相融相通、相互并行。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前后变化和发展，俄罗斯学者进一步深刻意识到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是相互融通的，并不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因此应该寻找到两国利益的共同点，相互丰富文化内涵，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乌克兰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围堵俄罗斯，给俄罗斯发展带来极大影响，也限制了俄罗斯的文化贸易发展。在此形势下，俄罗斯希望借中国之力发展本国经济，推动中俄文化贸易的发展。目前，两国关系已经上升到战略协作伙伴的层面，两国都行进在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振兴经济的道路上，在未来的战略利益上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相似的发展目标和共同的利益追求，需要两国在许多问题上进行有效沟通，加强文化交流以达成共识，尤其是俄罗斯新近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某种契合，更加坚定了两国的互通有无，也就更加带动了俄罗斯对中国儒学发展的关注。随着当前两国合作深度和广度的扩展，两国学界加强了紧密的合作，这为俄罗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重建价值体系的社会使命意识需要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退席的状况，社会价值标准被强烈冲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精神取向都开始转型。当整个社会的主体信仰缺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会产生重建价值体系的社会使命意识。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的现实要求迫使俄罗斯的知识精英们要整合、激活各种来自传统的、现代的、国内国外的思想资源，于是在这种历史境况下，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粉墨登场，如自由主义、欧亚主义等。有着欧亚文化血统的俄罗斯，中国学的各种思想资源自然会被俄罗斯知识精英们所涉猎。贝列罗莫夫指出:“俄国系一欧亚国家，不能不考虑中国的经验。”[5]而儒学则令部分俄罗斯人产生某种亲近感，这首先是因为儒学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时代，曾经担负起重振礼乐、重塑主流价值观的作用，为俄罗斯重建主流价值观提供了某种示范作用。其次，儒学本身的内涵、价值、精神取向可以为俄罗斯重建价值观念提供理论资源。我们知道，20世纪末是文化失范和意义危机的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和俄罗斯文化有着深厚渊源的西方文化陷入深刻危机，而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等全球文化焦点问题凸显时，儒学本身内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推己及人”“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原则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某种答案，在全球伦理的建构上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儒学自然可为俄罗斯重建价值观念提供理论资源。最后，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重视发挥儒学的当代价值，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又有力证明了这种文化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合理性，这无疑给俄罗斯带来深刻的启示，他们开始注重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探究儒学思想中的价值，希冀为本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思想资源。贝列罗莫夫说:“俄罗斯，其二十一世纪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政策是否成功，大部分将取决于国家领导者们能否了解孔子学说的精髓。”[5] （四）借鉴中国快速强盛的经验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前期，苏联学术界就指出东亚地区若干国家经济腾飞是由于这些地区贯彻儒学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经济改革，但是这场改革未带来如期的效果。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两国的学界都对改革道路进行反思总结。在反思的过程中，俄罗斯学界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对这场改革的重要影响。伴随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让俄罗斯非常重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就。俄罗斯试图全盘西化进行改革，但收效甚微，碰得头破血流，因此，中国改革发展道路中蕴含的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引起了俄罗斯知识精英们的关注和重视，进一步探究中国特色的兴趣使俄罗斯学者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哲学、投向了儒学。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发展，经济高速腾飞，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对中国经验的认可及其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增强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兴趣，调动了俄罗斯学者们深入探寻中国精神文化底蕴的热情，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因此，俄罗斯学者认识到欲重振俄罗斯大国的雄风以及解决国内改革和转轨等问题有必要深入研究儒学的现代价值。 三、俄罗斯学者儒学研究的关注点 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经历了20世纪前传教士传播和20世纪以来非传教士传播阶段。21世纪以来，俄罗斯儒学研究取得了深入进展。纵观俄罗斯儒学研究发展历程，儒学研究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由儒学经典的译介到儒学人文精神、当代价值的探究 俄罗斯儒学发展是由最初文献的翻译到后来的评论，再到儒学思想本身的探究。帝俄时期，由于受欧洲中心文明观和地缘政治观的影响，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有强烈的偏见，因此帝俄时期中国学的研究（包括儒学）水平很低。一直到19世纪，俄罗斯儒学研究主要是对资料的整理和翻译，儒学的主要经书大致译介完毕，但研究成果多是描述性质，评价简单，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未能大量致力于儒学的评论。但是部分儒学典籍的传入、译著、出版、再版等，恰是儒学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文化的植入、生长和发展史，为后来苏联学者的儒学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的俄罗斯儒学译介无论是在翻译水平上，还是介绍范围上，都比以往更加全面和系统，逐渐走向了一个更高层次。如杨兴顺（Янхиншун）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包含的《诗经》《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的译文和注释就已达到一定水准。1968年到1976年期间堪称儒学研究的爆发阶段，先后几次召开“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讨论会，学者们对儒家和法家的军事、法律思想以及儒法斗争问题进行研究。这个时期儒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而且有了诸如文学、美学、语言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分科体系研究的尝试，开始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题讨论，并初具雏形，但是这种研究未系统化、体系化。这时儒学研究在时间段上侧重由古代转换到近现代。 俄罗斯儒学全面研究的开启以1982年Л.杰柳欣主编的论文集《儒学在中国》出版为标志。该论文集以儒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线索，集中探讨了儒学的基本范畴、儒学原则在社会政治实践中的价值体现，人类命运的解释，如何进行儒学文献的分析以及20世纪初中国反孔运动的社会政治意义等问题，标志苏联儒学研究已逐渐系统化、科学化，正在向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迈进。在《儒学在中国:理论和实践问题》（1982年）和《传统中国学说中的人的问题》（1983年）两本著作中，学者们分析儒学经典、探讨儒学术语概念，分析儒家对人的本质解释等问题，这标志着汉学学者们对儒经开始进行集体建构。2004年，出版了由贝列罗莫夫主编的《孔子的〈四书〉》。这部著作探讨了孔子思想对当今中国发展的深层影响进而探究儒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之后，贝列罗莫夫继续完善《论语》的翻译，于2009年出版了关于儒家思想发展史的论著，把俄罗斯的儒学研究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2006年和2009年由季塔连科院士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之《哲学卷》、《历史思想、政治、法律文化卷》出版，书中重点探讨了儒学思想在当今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实践价值，是俄罗斯儒学研究的一部重要力作，也代表了这段时期俄罗斯儒学研究的水准。 （二）儒学是否为宗教 19世纪下半叶，瓦西里耶夫开辟了综合性研究的治学方法，提出了诸如儒学是否为宗教等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命题，为俄国儒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苏联“解冻”思潮兴起后，学者们在翻译儒家经典著作时开始展开争论:孔子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儒学是否为宗教?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是书生的宗教，因为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对儒学是信奉的态度，书生入学之初都要朝拜孔子像，行弟子之礼，要交钱，而且服装都有约束。出师也要拜孔子，所读的书的内容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也都符合宗教的特点。并且，人们在思想上把孔子当作神灵一样崇拜，例如所用的纸张，不能乱扔、乱踩，像教徒一样虔诚信仰，持这种观点的占多数。还有学者认为儒学不但是儒生的宗教，而且是民间的宗教。民间的百姓崇拜孔子，行为规范等均遵奉孔子学说。还有学者认为儒学是古代的哲学思想，孔子就是哲学家，不具有宗教身份，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康拉德。还有学者认为儒学兼有宗教和哲学双重身份。 （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是其官方意识形态。苏联解体后，相同的历史经历使得俄罗斯学者非常关注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借鉴经验以反思本国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得与失，为未来国家建设提供历史启示。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注意到中国政府对儒家文化态度的转变，敏锐观察到中国政府一直尝试着协调和重新定位儒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发现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儒学的当代价值。为此他们发表大量相关文章进行探讨，如《从马克思到孔子》（《俄罗斯报》，2007年10月25日）、《替代还是并存:孔子和毛泽东》（《地球之声报》，2008年1月25日）、《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2008年第2期）、《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学?》（《今日亚非》，2008年第9期）等。[6]大量文献资料表明，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体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儒学像发动机一样促进中国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政府积极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如《莫斯科报》就曾报道说，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法治、和谐、科学化等词汇，则预示着中国主流价值取向逐渐向孔子靠近。可以看出，俄罗斯学界认为新时期的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发挥儒学的现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共同作为中国建设发展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精神。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精神资源和治国理念。 （四）儒学和中国现代化发展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关注儒学的重点为儒学和中国化的现代化发展，主要原因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辉煌成就，令世人瞩目，这自然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在俄罗斯学者不断追踪中国政府对儒学的态度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全球化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圈经济的复兴与繁荣都有一个共同原因，那就是儒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他们开始考察儒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儒学本身包含着资本精神和经营管理理念，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地位》一书中，阿拉别尔特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表述中的“小人”“君子”不单是指道德品行高低的人，还应指经济地位高低的人。“小人”是指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在作者看来，正是先满足了个人利益之后才能追求社会利益，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新教的负面和儒学的正面》一书中，作者指出儒家文化中包含的自我道德修养精神有助于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可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补充。《现代化和儒家学说》一文中讨论了儒家文化的经营管理理念。在俄罗斯学者看来，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依据法律规则，也需要伦理规范，利益的获得要遵守道德准则，否则不符合社会利益要求。而儒学当中“德教为先”的思想无疑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 （五）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中的儒学因素 在关注中国治国理政过程中，俄罗斯学者注意到中国政府充分挖掘了儒学的社会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并把其贯穿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的很多政策纲领均可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渊源，都可用儒学进行很好的解读。在《儒教传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中，作者贝列罗莫夫专门对小康、和谐进行论述，着重解读了“和谐”的概念。在《孔子的〈四书〉》中，贝列罗莫夫又着重介绍了公民道德修养与儒学、以德治国与儒学、邓小平理论与小康的关系等。他多次论及“亲民”“民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等思想，认为四书的核心观点是“人的自我完善”，其阐释了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地位》一书中作者着重分析了“三个代表”民本思想的儒家文化根源。通过研究发现，俄罗斯学者认为儒学作为文化基因，像血脉一样渗透到当今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中国治国理念的建构和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学者们对儒家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广泛、深入。他们开始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家文化代表者，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现代新儒家等都引起现代俄罗斯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后俄罗斯时代，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思想，当代儒家的前景以及基督新教与儒家的比较”这些前沿问题也引起广大俄罗斯学者的关注。 四、结论 百年来的俄罗斯儒学研究对儒学的发展和中俄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相比德国、法国，俄罗斯的儒学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与欧洲这两个国家有一定差距。俄罗斯儒学研究，总体上说更多是出于工具理性的目的，更关注儒学的现实影响，而没有真切关注儒学本身的价值系统，工具理性大于价值理性。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欲恢复以往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他们在寻找精神资源过程中，欲借鉴中国政府的做法，如何利用自己的传统弥补曾经的失败，这成为他们研究儒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俄罗斯学者立足自己本国国情，从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出发，从西方哲学视角看待中国儒学及其发展，更多关注儒学的政治化，乃至大众或民间化的层面和形态，这无疑会促进儒学的现代化的转化及发展，也大大促进了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但是这种研究视角却忽略了儒学本身的真实价值。儒学的内核是一套精神性的价值信仰系统，这是其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超越特定时空从而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意义的成分。它的这种成分是儒学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根源所在，所以，只有从儒学的价值系统出发，抓住儒学的本质精髓，结合时代和空间特点，才可真正发挥儒学的现代价值。如果只是出于一种对“他者”“另类”的功利心理，仅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不关心儒学在当下的现实生命，把握不住儒学的价值特色，这种研究将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和成就。随着西方注重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的新趋向研究，俄罗斯的儒学研究将会更加深入和拓展。 参考文献 [1]СкачковПЕ.Очерки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Москва:1977:28. [2]陈开科.《论语》之路[G]//阎纯德.汉学研究（第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140. [3]朱达秋，江宏伟，华莉.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 [4]刘奉光.俄、苏儒学研究评介[J].孔子研究，1988，（2）:117. [5]陈开科.“莫斯科的孔夫子——记俄罗斯科学院著名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博士”[J].孔子研究，2000，（3）:105-112. [6]王洪庆.俄罗斯学界看儒学和中国现代化[J].文教资料，2016，（6）:69-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