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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易经》研究的路径 作者：史少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世界哲学》2018年第3期 摘要：日本学者对《易经》的研究，随着儒学在公元五世纪传入日本就开始了，至公元757年，《易经》正式成为了日本古代国子监的教材之一。日本对《易经》的研究有伊藤仁斋、北村沢吉等人的"义理派"，也有根本通明等人的"象数派"，还有许多易学家既重视象数，也重视义理的"易理与象数兼容派"的研究。综括日本古今对《易经》的研究途径：一是对《易经》的讲读。通过讲读而研究《易经》博大精深的内涵。日本古代多次实施宫内讲学的制度，大规模皇室主持的讲《易经》活动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的易学研究和普及程度。二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易学文本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对《易经》的研究，不仅研究《易经》《易传》原典，还研究中国历代对《易经》《易传》原典的注解。江户时代日本易学者主要依据朱熹对《易经》诠释的文本《周易本义》，也可以说日本江户时代盛行的是朱子易学。当然也有学者研究中国汉代易学文本，热衷于《易经》象数，但非主流。三是日本对中国《易经》分支"术数"的应用研究，并出版了诸多研究著作。 关键词：日本；易经；研究； 根据写于720年的日本著作《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王仁把儒学传入日本。公元516年，朝鲜百济派遣五经博士到日本。由此可知，公元五世纪，作为《五经》之一的《易经》已经传入了日本。《易经》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易经》思想渗透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本文只是分析《易经》传入日本后，日本学者对《易经》的研究路径。 一、日本对中国《易经》的讲读 《易经》作为儒学经典著作之一传入日本后，从公元516年起，百济的五经博士就开始在日本讲授《易经》。公元553年(日本钦明天皇十五年)，日本要求朝鲜定期派遣精通《易经》的经学家去日本讲授《易经》。公元701年(日本文武天皇元年)发布《大宝律令》，其中学令规定设置了祭祀制度与太学制度，把《论语》《孝经》规定为必修科目，《易经》等列为选修科目。公元757年(日本孝谦天皇宝字元年)，把学生分类，分为经生、医生、阴阳生等等。这个时期，《易经》不再是选修科目，而是正式成为了日本古代国子监的教材之一。《易经》不仅是“经生”的教材，而且也是“阴阳生”的教材。 日本古代多次实施宫内讲学的制度。从公元861年至公元1700年，六人部福贞、刈田安雄、净野宫雄、中原师季、西笑承兑、纲吉等人都讲授过《易经》。“1693年至1700年，共进行了240次空前绝后的易学系列讲座，听众每次约600人左右。使用的教材是朱子的《周易本义》。日本的东山天皇亲自参加到讲师行列中。这成了环中国汉学文化区中的未曾有的先例。……大规模的皇室主持的讲《易经》活动及大地推进了日本的易学研究和普及程度。”(刘正，2015:341)“到了日本近现代社会里，为日本天皇进行传统汉学讲学的制度仍然保存着。其中讲《易经》的有如下几次:1886年，根本通明讲《易经》。1887年，元田永孚讲《易经·乾卦·彖》。1890年，元田永孚讲《易经·泰卦》。1899年，三岛中洲讲《易经·泰卦》。1911年三岛中洲讲《易经·大有卦》。1912年，星野恒讲《易经·观卦》。1919年土屋弘讲《易经·观卦》。1940年小柳司气太讲《易经·师卦》。”(刘正，2015:342) 我们常说“读书百遍，其意自见”，日本的易学家们通过对《易经》的讲读，探究其中博大精深的道理，体会天道、人道、地道的和谐。日本对《易经》的讲读，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的许多学校，至今还有《易经》课程。2010年11月至2011年11月，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一直坚持跟随东洋哲学专业的博士们听课，土田健次郎教授有一门《周易本义》讲读课程，就是逐字逐句地给博士们讲读朱熹的《周易本义》。朱熹的《周易本义》在我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也一度成为古代科举考试用书。《周易本义》是朱熹对《易经》的全面诠释，朱熹不满前人对《易经》的解释或者“生出许多象数来”；或者“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故而，朱熹释《易经》不像京房、邵雍那样侧重《易经》的象数，也不像王弼那样侧重《易经》的义理，而是在对《易经》注解、阐释的时候，既关注《易经》的象数，也关注《易经》的义理，调和了“义理派”与“象数派”，他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如果离开“象数”讲“义理”也不能体会《易经》的真正的意蕴。日本的江户时代，朱子学一度成为了日本的官学，朱熹的《周易本义》也受到日本官方的高度重视，日本江户时代宫内讲学，多次采用了朱熹的《周易本义》。在日本，对中国《易经》的讲读，至今也是研究《易经》的途径之一，通过对《易经》的讲读，研究《易经》的爻、辞，阐发《易经》的思想内涵。 二、日本学者对中国易学文本的研究 对《易经》的研究，在学术上一般分为象数派与易理派。“象数派”一般注重用八卦、六十四卦象征的物象解释爻辞、卦辞；“义理派”则注重挖掘《易经》的哲学价值与对人生的启迪，多从八卦、六十四卦的内涵解释爻辞、卦辞。例如我国的王弼、程颐等是“义理派”的主要代表；京房、邵雍等是“象数派”的主要代表。日本易学家也是多派林立，总的来看，大体也不外乎这两大派别。 日本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从接触中国儒学开始，就对儒学经典《五经》之首的《易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研究《易经》《易传》的原典，而后又研究中国历代对《易经》注释的文本，分别著书立说。日本对中国宋代朱熹的《周易本义》著作研究特别重视，围绕对《周易本义》的研究，也出版了很多著作。 从桃山时代开始，日本易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由于日本易学家对中国《易经》文本孜孜不倦地研究，易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阐释研究《易经》的心得，出版了诸多有影响的易学著作。例如桃山时代著名易学家、汉学家藤原惺窝与他的学生林罗山(1583—1657)一起对《五经》进行了新的注解，其中对《易经》的注解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且藤原惺窝还著有《易学杂说》，林罗山还著有《周易本义点》《周易手记》等，林罗山的儿子林春斋也是有名的易学家，著有《周易私考》《易启蒙私考》《周易新见》等著作。中江藤树(1608—1648)著有《易卦图》，中江藤树的学生熊泽番山(1619—1691)著有《系辞解》《易系辞小解》《易系辞和解》《易经小解》等。浅山絅斋著有《卦爻诸说辨》《周易讲义》《易学启蒙讲义》等著作。 江户时代，日本易学可以说达到了昌盛阶段。哲学家、易学家伊藤仁斋(1627—1705)有著名的《太极论》《易经古义》《周易乾坤古义》等著作。伊藤仁斋非常反对《易经》的卜筮，提出:“从义则不必用占卜”。(林美茂，2015:118)又例如伊藤仁斋在《易经古义》中指出:“易固为卜筮之书，然彖象弃而不取，专明阴阳消长之理，以推人事，实为家国天下日用常行之要典，其有功于天下万世，可谓大矣。程子传专据其说，而至朱子反之卜筮者何哉，倘以易为卜筮之书，则易林元龟之属耳，岂足与诗书春秋列于六经哉。……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若以易为卜筮之书，则是为小人谋。而非为君子谋也。且世多狐疑者，屡事卜筮，然于卦爻有连筮得者，有终身不筮得者，又筮得此爻，则惟此一爻为己之用，而其余爻象皆为无用之物，浩浩易经，才为一事之用，而不足以为人伦日用应事接物之法。家国天下经世垂范之典，岂足尚乎，又有事与占不相应者，故本义有爻与占者相为实主之说，南剻将叛，筮焉得黄裳元吉之鲧，故又有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之说，皆附会之谈也。以易为卜筮之书，则其中弊有如此者，学者不可不详焉”。(伊藤仁齋，1997:5—6)可见伊藤仁斋阐释《易经》是典型的“义理派”。伊藤仁斋有五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对《易经》有精湛的研究。伊藤东涯(1670—1736)著有《太极图说十论》《太极管见》《读易私说》《周易传义考异》《周易义例卦变考》《五经集注校正》等；伊藤兰嵎著有《周易本旨》《易疑》等。伊藤东所是伊藤仁斋的孙子，著有《周易经翼通解》，《周易经翼通解》实际上是对伊藤氏三代研究《易经》的总结。伊藤东涯的学生芥川丹邱著有《周易象解》《古易鉴》等。江户时代中期的新井白蛾(1715—1792)被誉为空前绝后的易学家，他著有《古周易经断》《周易本义考》《周易精蕴》《周易启蒙考》《古易精义》《古易一家言》《左国易说》《古易通》等。新井白蛾的学生井上鹤洲著有《读易钞说》《周易辨义》《质问易话》《周易解》《易学启蒙解》。太田锦城(1765—1825)也是江户中期的易学家，善于用考证的方法研究《易经》文本，著有《周易比例考》《周易重言考》《周易解》等著作。太田锦城的学生海保渔村(1798—1866)著有《周易正义校助记补正》《易汉注考》等。海保渔村的学生涩江羽化著有《系辞新解》《周易史传》等。土田鹿鸣(1745—1816)著有《国易便览》《周易卦象阐》《易学示蒙》《易学要领》《易象发挥》等著作。土田鹿鸣在其《易象发挥》著作中对中国《易经》原典的卦辞、爻辞进行了详细地阐释。松井罗洲(1751—1822)著有《立象尽意》《周易序卦传》等。根本通明(1822—1906)著的《周易讲义》，是从“象数”角度阐释《易经》文本的代表作。 现代的日本也有诸多易学者著书立说。藤村与六1932年出版了《易的新研究》，从新的视角阐释了《易经》。北村沢吉1939年出版了《周易十翼精义》，周易的十翼也就是中国《易传》的十个部分，包括《彖传上》《彖传下》《象传上》《象传下》《系辞传上》《系辞传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易传》原本就是对《易经》内涵的阐发，北村沢吉的著作《周易十翼精义》是从“义理”的角度阐释《易经》文本的代表作。 1990年，末木港博出版了《东方合理》思想一书，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易经》的意蕴，并且认为《易经》的阴阳说是一种独特的逻辑表达，末木港博指出:“《易经》原来是占卜的书，以后又被加进儒教的道德解释而成为现在传下来的形式。其思想是，一切现象都可以凭借阴(消极性)阳(积极性)这二元的组合来加以说明”。(末木港博，1990:162)末木港博从《易经》的阴阳二元组和、阴阳的相对性、阴阳的均衡性几个方面论述了《易经》的合理性，例如末木港博在阐释“阴阳均衡性”时还用“正”与“不正”(一、三、五爻是阳位，二、四、六爻是阴位。如果阳爻处在阳位上，阴爻处在阴位上就是“正”；阴爻处在阳位上，阳爻处于阴位上就是“不正”)来阐释吉凶关系。末木港博还指出:“‘正’与‘不正’阴阳的位置与阴阳的关系，然后从位置与位置的关系来观察均衡，就产生了‘应’、‘比’等关系。所谓‘应’就是内卦与外卦的对应，即第一与第四、第二与第五，第三和第六的对应。在这种对应中，一方如果是阳(或阴)，另一方为阴(或阳)，这就叫做‘应’。而两者都是阳，或者两者都是阴时，这叫做‘不应’。……‘应’是内卦与外卦的对应，与此相对，‘比’是各爻上下的关系。……比是起着应的相互补充作用的均衡关系。其他还有‘承’、‘乘’等关于阴阳均衡关系的诸概念。而其本质，归根结底可以看作阴阳的相互补充的均衡”。(末木港博，1990:164—165)末木港博还分析道:“在《易经》中，考察了阴阳交替变化的道理，而这种道理是贯穿自然现象与道德的根本原理。由于这是依据阴阳的矛盾对立概念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万物的生成变化，所以是依矛盾为媒介的逻辑，即一种辩证法。《易经》辩证法的特征可以看出有四点。第一是肯定的辩证法。第二是过程的辩证法。第三是调和的辩证法。第四是循环的辩证法。”(末木港博，1990:167)可见，末木港博通过研究《易经》文本，从哲学的角度总结出了其中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另外，西晋一郎1997年著《易·近思録讲义》，高田淳2000年著《王船山易学述义》，远藤隆吉2008年著《易的处事哲学》，滨久雄2016年著《东洋易学思想论考》。小田全宏2016年著《最高人生教科书易经》等等都是从“义理”的角度阐释《易经》。 日本的易学家注重对《易经》文本的研究，也关注对《易经》文本的考证。现在还在早稻田大学任教的土田健次郎教授认为:“江户时代的朱子学们留下了不少对朱熹关于《易经》著作之注解，然一旦论及某一单独的注解书时，便有冷清空寂之感。”(林美茂，2015:115)所以现在土田健次郎教授在早稻田大学所教授的《易经》，仍然用朱熹的《周易本义》文本。虽然土田健次郎教授对江户的易学家所作《易经》的注释不甚满意，但是不可否认，日本江户时代对《易经》文本研究的热度不低于日本的现代，现在从搜集的资料来看，可以说日本对《易经》文本研究而出版的易学著作，江户时代超过现代日本研究《易经》的著作数量。 三、日本对中国《易经》术数的应用研究 《四库提要》中有:“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由此证明，“术数”实际上是“易”的分支。关于“术数”的范围，《汉书-艺文志》把五行、蓍龟、杂占等列入“术数”中。《中国方术大辞典》把堪舆、六壬、卜筮、相命、奇门遁甲等列入了“术数”的范围。 有专家把对《易经》分支“术数”的研究应用，归属为“象数派”。也有专家把对“术数”的研究另列一个派别。但无论如何，“象数派”或者“术数派”都侧重占卜，研究“术数”者更侧重预测在实际中的应用。日本许多易学家，不仅研究《易经》的义理，还研究了《易经》的“术数”。江户时代伊藤东涯的学生芥川丹邱对《易经》的占卜有比较精湛的研究，他著有《春秋卜筮解》。江户时代中期的新井白蛾不仅著有关于阐释《易经》义理的著作，还著有《梅花心易评》《古易断》《古易断时言》等研究《易经》术数的著作。新井白蛾的学生井上鹤洲对于用《易》占卜进行了比较精湛的研究，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屡屡用易占筮，著有《卜筮晴雨考》《卜筮货殖考》《占病规范》《占病规范后编》等。井上鹤洲的儿子井上芦洲对《易经》的术数也倍感兴趣，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有《易术梦断》《易术梦断补》《左传占例考》《国语占例考》等。太田锦城著有《左占指象》《吉凶方位明辨》等，太田锦城的学生海保渔村也善占，著有《周易古占法》等。海保渔村的学生涩江羽化延续老师善占的传统，对《易经》的术数进一步进行了研究，著有《梅花心易即座考》《象卜考》《五行易活断》《易断真法》等。松井罗洲著有《象变辞占考》《易占揆方》《尚占影响传》等。根本通明著有《周易复古筮法》等。 日本现代又有许多人研究《易经》的术数，薮田嘉一郎1968年著《周易古筮考》，吉野裕子(1916—2008)著有《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山神易·五行与日本的原始蛇信仰》《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等著作，吉野裕子把阴阳五行导入了日本民俗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吉野博士建构的所谓吉野民俗学，其中一个研究课题就是‘日本的祭祀’。证明了日本今天的‘祭祀’，存在着一个二重结构，一是历来信仰的遗留，一是受中国传来的阴阳五行思想之影响；强调从国家规模的祭祀到民间的祭祀，都有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盛邦和，2000:18)还有诸多研究《易经》之分支“术数”的易者，不断出版新的著作，例如平沢随貞1959年著《卜筮经验》，武内雅雄著1961年著《卜筮占法研究秘伝》，2008年笠原維信著《现代周易———从易占的基础到应用》，藤田善三郎2013年著《五行易奥義卜筮正宗》等等。 日本许多易学家对《易经》之分支“术数”很有研究，并且从卜筮到“义理”阐释《易经》的深刻意蕴。但也有个别江湖术士通过钻研《易经》作为谋生手段，一旦《易经》成为一种谋生手段的时候，就不乏骗术夹杂其中，这种利用《易经》的应用骗人钱财者败坏了《易经》的名声。所以日本研究《易经》的学者，还是研究《易经》博大精深义理者占据学界主流，尽管其中一些学者为了深明《易经》大意，也研究《易经》的占卜等，但在实际中为人测算的较少，更有学者为了清高的名声而避谈《易经》的占卜。 总结 日本学者对《易经》的研究，从公元五世纪开始，至公元757年，《易经》正式成为了日本古代国子监的教材之一。日本研究《易经》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易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探究，有学者研究《易经》侧重于“象”、有学者侧重于研究《易经》中的“数”、有学者侧重于探究《易经》中的“理”、还有学者热衷于探究《易经》中的“占”，但总的来看，研究《易经》的学者一般分为“象数派”与“义理派”两大派。日本对《易经》的研究有伊藤仁斋、北村沢吉等人的“义理派”，也有根本通明等人的“象数派”，还有许多的易学家既重视象数，也重视义理的“易理与象数兼容派”，例如新井白蛾、太田锦城、海保渔村等易学家，从他们所写的著作看，既重视对《易经》义理的阐发，也重视《易经》占卜测算的应用研究。虽然现在早稻田大学的土田健次郎教授认为江户时代的易学家新井白蛾多从“象数”角度诠释《易经》，但是从其著作中也不可否认新井白蛾也从“义理”的角度阐释《易经》，例如新井白蛾《周易解》《易学启蒙解》中，很多处都是从“义理”角度阐释了《易经》。也可以说，日本对《易经》的研究也分为“象数派”“义理派”“象数与义理兼容派”。综括日本古今对《易经》的研究路径:一是对《易经》的讲读，通过讲读而研究其博大精深的大意。二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易学文本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日本对《易经》的研究，主要依据朱熹对《易经》诠释的文本《周易本义》，也可以说日本江户时代，盛行的是朱子易学。当然也有学者对中国汉代易学文本的研究，热衷于象数，但非研究主流。三是日本对中国《易经》分支“术数”的应用研究。许多易学者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通过日本易学家对《易经》术数的研究，也体现了从“易本卜筮之书”出发而研究《易经》。从日本古代就开始的对《易经》的研究和应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日本古代天皇年号的选定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从日本的祭祀，到日本的道德思维等，都受到了《易经》思维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林美茂，2015，《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局。 [2]刘正，2015，《中国易学》，中央编译局。 [3]末木港博，1990，《东方合里思想》，孙中原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4]盛邦和，2000，《东亚学研究》，井上聪主编，学林出版社。 [5]伊藤仁齋，1997，《易經古義》，早稻田大學院文學院印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