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五行传》新论 作者：任蜜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八月初五日丁卯 耶稣2020年9月21日 摘要：《洪范五行传》是一篇阐释《尚书·洪范》的重要文献。从西汉尚书学的传承来看，其作者应该是夏侯始昌。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洪范五行传》把《洪范》的“五行”“五事”“皇极”等与“灾异”结合起来，建构了一套以“六”为标准的阴阳五行系统。其思想体系不但对后来的尚书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诗学、礼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洪范五行传》；阴阳；五行；灾异 对于《洪范五行传》的作者和思想，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本文试图从西汉尚书学发展演变的角度对《洪范五行传》作一新的探讨。 一、西汉尚书学的流传与《洪范五行传》的作者 对于西汉尚书学的传承，《汉书·儒林传》曰：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宽。宽又受业孔安国，至御史大夫。……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1](P5432—5433) 此与《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大略相同，显系班固据史迁之文而成。据上面记载，可以知道西汉尚书学传承始于伏生。伏生是秦朝的博士，其在秦焚书坑儒的情况下，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后来遇到大乱，伏生流落他乡。等到汉建国后，伏生求其所藏《尚书》，丢失了数十篇，仅存二十九篇。他即以此教于齐、鲁之间，由是齐国学者颇能言《尚书》之学。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听说伏生能言《尚书》，欲召其至朝廷，但由于伏生年老，不能应召。于是文帝派晁错到伏生那里受《尚书》。伏生授张生、欧阳生。欧阳生授倪宽，宽又授欧阳生子，于是《尚书》有欧阳氏学。 从上面记载来看，我们还知道倪宽不但受业于欧阳生，而且还向孔安国问学。孔安国以传古文《尚书》知名。而欧阳生等人所传皆为今文《尚书》。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即尚书学传至倪宽的时候，就已出现今古文融合的情况。西汉中后期的尚书学传承皆出自倪宽，这说明《尚书》传至倪宽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欧阳高授林尊，林尊授平当、陈翁生，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翁生授殷崇、龚胜，平当授朱普公文、鲍宣。这是欧阳氏学在西汉中后期的传承情况。 大、小夏侯氏学则始于夏侯都尉。夏侯都尉学于张生，其又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夏侯胜。胜又学于蕳卿。蕳卿者，倪宽弟子也。此为大夏侯氏学。胜又授夏侯建，建又学于欧阳高，此为小夏侯氏学。夏侯胜又授周堪、孔霸，堪授牟卿、许商长伯，霸授孔光，由是大夏侯有许、孔之学。夏侯建授张山拊，山拊授李寻、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这是大小夏侯氏学在西汉中后期的传承情况。 可见，大小夏侯氏之学都不纯粹，皆非学于一师。大夏侯之学源于张生，其又学于倪宽弟子，而倪宽之学源于欧阳生。这说明大夏侯之学同时融入张生、欧阳生两种学说。但对于大夏侯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两种思想，而是夏侯始昌的阴阳灾异思想。《汉书·夏侯始昌传》曰： 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1](P4871) 夏侯始昌在董仲舒、韩婴之后，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之所以如此，与其精通阴阳灾异有关。董仲舒借助《春秋》而明灾异，而夏侯始昌则以《齐诗》《尚书》言之。夏侯胜继承了他的阴阳灾异思想。《汉书·夏侯胜传》曰： 夏侯胜，字长公。……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蕳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祅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1](P4871—4872) 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学《尚书》和《洪范五行传》，其学亦以说灾异为主。从其根据《洪范》推断天久阴不雨是臣下谋上的征兆来看，其说灾异是从《尚书》而来。具体来说，就是《洪范五行传》。 那么《洪范五行传》到底是伏生本来所传，还是夏侯始昌自己改师法而作。对此历来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洪范五行传》是《尚书大传》中的一篇，既然《尚书大传》是伏生所作，那么《洪范五行传》也应是伏生所作。《汉书》对于《尚书大传》并未明确记载，仅在“《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下说“《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经》显然是指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尚书》。“《传》”并未注明作者。最早认为《尚书大传》是伏生所作的是郑玄。宋王应麟曰： 《中兴书目》：按郑康成序云：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授之。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诠次为八十三篇。[2](P708) 可以看出，郑玄在其所作《尚书大传序》中认为《尚书大传》乃是伏生弟子张生、欧阳生根据师说所作而成，其反映了伏生的思想。《洪范五行传》是《尚书大传》中的一篇，因此《洪范五行传》也被认为是伏生所作，如《宋书·五行志》曰：“伏生创纪《大传》，五行之体始详。”《晋书·五行志》曰：“宓（伏）生创纪《大传》，其言五行庶征备矣。”孔颖达《尚书正义》曰：“《五行传》，伏生之书也。”其后如王鸣盛、王谟、陈寿祺、王先谦、皮锡瑞等学者大多支持此说，其在当代仍居于主流地位。[3](P30—31) 另一种看法认为《洪范五行传》的作者是夏侯始昌。清代赵翼曰： 《汉书·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然《汉书·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4](P40) 赵氏从西汉经学及尚书学的发展与特点，认为《洪范五行传》是夏侯始昌所作。从赵氏的论述来看，其主要批评《洪范五行传》作于刘向的看法。刘向作有《洪范五行传记》，与《洪范五行传》并非一书，可以不论。在赵氏看来，夏侯胜之前，西汉经学讲阴阳灾异的有董仲舒、夏侯始昌，而董仲舒阴阳思想出自《春秋》，与《尚书》五行属于不同系统。西汉《尚书》的祖师伏生及其弟子亦未见五行灾异思想，至夏侯始昌始以阴阳灾异思想解说《尚书》，因此，《洪范五行传》当为夏侯始昌所作。 民国学者缪凤林对于《洪范五行传》出于夏侯始昌说作了详细深入的论证，他说： 按《洪范五行传》自郑康成以下，皆谓出于伏生。今考之，殆出于夏侯始昌。汉儒之以术数解经义言灾异，自董仲舒始，其前则言《易》如田何、丁宽，言《诗》如申公、辕固，言礼如高堂生、徐生，子长、孟坚皆无一语及其言灾异。伏生与弟子张生、欧阳生，时代皆在仲舒前。一也。《书·洪范正义》引伏《传》五行之解释，以五行为生民日用所必须，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与附会灾异者迥异。二也。汉人称引《五行传》，始夏侯胜。本传称“胜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五行志》又谓“孝武时，夏侯始昌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据《儒林传》，始昌受《尚书》族叔夏侯都尉。都尉受自伏生弟子张生，张生时既无此传，都尉史亦惟言其传《书》，则首为《五行传》者，舍始昌莫属，故孟坚《眭弘等传赞》言汉兴推阴阳言灾异，以仲舒与始昌并举。三也。西京《五行传》单篇别行，与书《传》不相混合，学者研习，多有专门名家。治《尚书》者，如欧阳氏与小夏侯学，反皆不传。《五行传》一名《大传》。（《汉书·刘向传》赞云，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此《大传》指《五行传》）而《书传》则仅称曰《传》。（《汉志》传四十一篇是）以《书传》名《大传》，始于郑君，疑郑君诠次《书传》时加入《五行传》，遂以其名名全书。四也。[5] 与赵氏相似，缪氏亦从西汉经学的传承及特点推断《洪范五行传》乃夏侯始昌所作。在他看来，西汉经学自董仲舒始才以阴阳灾异解经，伏生及其弟子在此之前，尚未沾染此种风气，这一点从《尚书大传》对于五行的解释可知。从西汉尚书学传承来看，《五行传》之名始见于夏侯始昌，此前未见此名。再者《洪范五行传》在当时与《尚书传》分别流行，二者并不相同，至郑玄始把《洪范五行传》加入《尚书传》。因此，《洪范五行传》乃夏侯始昌所作。随后缪氏在《〈洪范五行传〉出伏生辨》一文中对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但具体论述仍然不出上述四点。缪氏所说，虽然不尽完全正确，如《洪范五行传》是否称作《大传》，但大体来说其推断还是符合当时尚书学发展特点的。徐复观也认为《洪范五行传》为夏侯始昌自造。其说：“《洪范五行传》乃出于夏侯始昌，为他这一系统的《尚书》家所传承。夏侯始昌为张生的再传弟子，为伏生的三传弟子。他的《洪范五行传》，为张生及夏侯都尉所未闻，为欧阳生系统的《尚书》家所不习，更何能推及伏生？”[6](P97)可以看出，徐氏推论并未超出赵、缪二人所说。 从上可知，无论是伏生说还是夏侯始昌说，都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伏生说的不足在于把《尚书大传》与《洪范五行传》捆绑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尚书大传》是否包含《洪范五行传》并无证据。因为现存《尚书大传》中，本来就包含解释《洪范》的“传”，不应再有一篇《洪范五行传》。从思想内容来看，除了《洪范五行传》外，《尚书大传》其他各篇并未包含阴阳灾异思想。史书也没有伏生及其弟子言阴阳灾异的记载。因此把《洪范五行传》当作《尚书大传》中的一篇是有问题的。根据前面所说，史书明确记载以阴阳五行解说《尚书》的学者是夏侯始昌。从其“明于阴阳”“善推《五行传》”以及其弟子夏侯胜所引《洪范传》来看，夏侯始昌无疑是西汉以阴阳五行思想解说《尚书》的代表人物。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洪范五行传》作于夏侯始昌的说法更加符合西汉经学及尚书学发展的特点。 二、《洪范五行传》的思想 赵翼说董仲舒阴阳思想本于《春秋》是正确的，但其说董仲舒《春秋繁露》“初无推演五行之处”则是错误的。董仲舒的思想虽然基于“阴阳”，但对“五行”并不排斥。在现存《春秋繁露》中，从篇名上看，涉及“五行”的就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逆顺》《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虽然台湾和日本有些学者对于“五行”诸篇是否董仲舒所作多有怀疑，但他们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7](P177—179、264—276)从这些篇的内容来看，既有五行相胜说，也有五行相生说。董仲舒还把五行与灾异结合起来，如《春秋繁露·五行顺逆》曰：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如人君出入不时，走狗试马，驰骋不反宫室，好淫乐，饮酒沈湎，纵恣，不顾政治，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民病疥搔，温体，足胻痛。咎及于木，则茂木枯槁，工匠之轮多伤败。…… 火者夏，成长，本朝也。……如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逐忠臣，以妾为妻，弃法令，妇妾为政，赐予不当，则民病血壅肿，目不明。咎及于火，则大旱，必有火灾。…… 土者夏中，成熟百种，君之官。……如人君好淫佚，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为台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镂，则民病心腹宛黄，舌烂痛。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如人君好战，侵陵诸侯，贪城邑之赂，轻百姓之命，则民病喉咳嗽，筋挛，鼻鼽塞。咎及于金，则铸化凝滞，冻坚不成。…… 水者冬，藏至阴也。……如人君简宗庙，不祷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则民病流肿，痿痺，孔窍不通。咎及于水，雾气冥冥，必有大水，水为民害。……[8](P371—381) 在董仲舒看来，五行各有其时令及要求，当某种五行主事时，君主要按照其要求行事，否则，就会出现相应的灾异。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后来被《洪范五行传》所吸收。在《汉书·五行志》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思想： 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 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1](P1903—1933) 有学者通过对比，认为“《洪范五行传》涉及的事项基本都能在《五行顺逆》中找到。两者文字有出入，但事项与五行的配对一一吻合，说明存在承袭关系。”[9](P75)《汉书·五行志》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1](P1901—1902)班固《五行志》虽然根据《洪范》“五行”的分类进行编排，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傅《春秋》”。西汉经学性质是由董仲舒奠立的，夏侯始昌的生活年代较董仲舒略后，而且史书也说“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这说明夏侯始昌受到董仲舒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 除了把五行与灾异结合起来，《洪范五行传》的灾异思想还包含“五事”和“皇极”部分。对于“五事”与灾异的结合，《洪范五行传》曰： 一曰貌。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于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维金沴木。 次二事曰言。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常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痾，时则有白眚白祥，维木沴金。 次三事曰视。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荼，厥罚常奥，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倮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痾，时则有赤眚赤祥，维水沴火。 次四事曰听。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常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痾，时则有黑眚黑祥，维火沴水。 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谓不圣，厥咎霿，厥罚常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痾，时则有黄眚黄祥，维木金水火沴土。[10](P63—65) 这是在《洪范》“五事”的基础上，把包含《洪范》“咎征”“庶征”“六极”等灾异分别与“五事”结合起来。从《五行志》对于“五事”的灾异内容作了详细的解释和举例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五事”灾异相配的背后逻辑是在“五行”要求下编排的，如五色的对应。其实在董仲舒思想中，“五事”就已经开始与灾异结合起来了，如《春秋繁露·五行五事》曰：“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也，其音角也，故应之以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霹雳者，金气也，其音商也，故应之以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电者，火气也，其阴徵也，故应之以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气也，其音羽也，故应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气也，其音宫也。故应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何谓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于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为民，治则不可以不明，准绳不可以不正。”[8](P387—390)尽管在董仲舒思想中“五事”与灾异相配还远没有《洪范五行传》复杂，但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 从上可知，《洪范五行传》的“五行”顺序按照相胜说排列的。但在解释灾异的时候，又采取了一种交相胜的思想，如“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等，只有“土”例外，是“木金水火沴土”。这应该与《尚书·洪范》的“五行”关系有关。《洪范》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种“五行”关系既非相生说，也非相胜说。李学勤认为，这里的五行次序与数说方向的习惯有关。其说：“西周人数方向可说东、南、西、北，也可说东、西、南、北，如《诗·文王有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洪范》数五行，就是这样交叉数的。”[11](P283—284)如果是东、西、南、北，那么《洪范》“五行”正是一种方位相对关系，这样就是形成一种木金、水火相对克制的情形。而“土”居中央，故其他四行皆克之。 对于“皇极”与灾异的结合，《洪范五行传》曰： 王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疴，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10](P67—69) 与《洪范》、董仲舒不同，《洪范五行传》把“皇极”与“五事”放在一起，认为如果达不到它的要求，也会有相应的灾异出现。除了“弱”与《洪范》“六极”对应外，其余相配灾异不知其根据如何。其中“日月乱行、星辰逆行”应与《洪范》“五纪”有关。 《洪范五行传》的阴阳五行系统实际上以“六”为准。《洪范五行传》曰：“维时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而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见，若是共御，帝用不差，神则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见，若不共御，六代既侵，六极其下。”[10](P62—63)所谓“六沴”即指“五事”和“皇极”所带来的灾异，如“青眚青祥，维金沴木”“日月乱行、星辰逆行”之类。在《洪范五行传》看来，如果出现“六沴”，需要通过“共御”的方式来进行救治，这样就会降临《洪范》所说的“五福”；否则，则会出现《洪范》所说的“六极”。“共御”，郑玄注：“共读曰恭。御，止也。”颜师古注：“共读曰恭。御读曰禦。言恭己以禦灾也。”由此可以知道，“共御”就是通过恭敬的方式消除灾异。这种方式就是其所说的祭祀之礼。《洪范五行传》曰： 维五位复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维貌是司；四月、五月，维视是司；六月、七月，维言是司；八月、九月，维聪是司；十月、十一月，维思心是司；十二月与正月，维王极是司。凡六沴之作，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则后王受之；岁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则公卿受之；岁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则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将，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离逢非沴，维鲜之功。御貌于乔忿，以其月，从其礼，祭之参，乃从；御言于讫众，以其月，从其礼，祭之参，乃从；御视于忽似，以其月，从其礼，祭之参，乃从；御听于怵攸，以其月，从其礼，祭之参，乃从；御思心于有尤，以其月，从其礼，祭之参，乃从；御王极于宗始，以其月，从其礼，祭之参，乃从。六沴之礼，散斋七日，致斋，新器洁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从东方始，卒于北方。其祀礼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国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尔神灵，洪祀六沴是合。无差无倾，无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则会批之于六沴。六事之机，以县示我。我民人无敢不敬事，上下王祀。[10](P69—74) 这把“五事”与“皇级”分别与一年的月份相配，每种各主两月。“六沴”的发生在不同的时期对应不同的人，如年、月、日的前段对应的是后王，中段对应的是公卿，末段对应的则是民众。日月二辰分别主事，其对应的爵位则依次受之。郑玄注：“二辰谓日月也。假令岁之朝也，日月中则上公受之，日月夕则下公受之。”“星辰莫同”，“莫”通“暮”，意思是说星辰夜间的变化与白天相同。“离逢非沴，维鲜之功”是说日月星辰之变是忧见之象，五行不能对其加以干涉，因此通过人为的方式很少能对其起作用。下面分别对“六沴”的“共御”方式作了论述，即在所主之月，以“六沴”之礼三次祭之即可。 在董仲舒看来，君主行事要符合五行要求，否则就会出现灾异。如果出现灾异，君主应该通过修德以消除灾异，“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8](P385)（《春秋繁露·五行变救》）通过上面论述可知，《洪范五行传》的救治方式比董仲舒要复杂得多、详细得多。不过二者在思维方式上都是类似的，即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来消除灾异。 从上可知，《尚书·洪范》的阴阳五行思想基础在于“五行”，这与董仲舒以“阴阳”为基础的春秋学虽然不同，但其受到董仲舒的影响显然是无疑的。而且《洪范五行传》“皇极”部分把“恒阴”加入进来与“五事”“庶征”对应起来，就可能是受到阴阳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其可与“庶征”中的“恒阳”相对应。 三、《洪范五行传》对汉代经学的影响 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把阴阳五行思想融入到《尚书》系统中对西汉的尚书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前面夏侯胜所引《洪范传》应对张安世外，夏侯胜的后学许商、孔光皆能反映这种影响。许商撰《五行论》，其应是发挥《洪范五行传》的著作。孔光亦本于《洪范五行传》谈灾异。《汉书·孔光传》曰： 臣闻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阴道盛强，侵蔽阳明，则日蚀应之。《书》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极”，如貌、言、视、听、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荐臻，六极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谓朓、侧匿，甚则薄蚀是也。……[1](P5120) 可见孔光之谈灾异，完全以《尚书》为基础。其说“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荐臻，六极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等即本于《洪范五行传》。另外刘向也曾撰《洪范五行传论》。《汉书·楚元王传》曰：“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1](P3280—3281)《汉书·艺文志》录有《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即是此书。《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1](P1945)这样看来，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记》也受到夏侯始昌《洪范五行传》的影响。 除了尚书学外，夏侯始昌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礼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夏侯始昌是《齐诗》始祖辕固的弟子，其授《诗》后仓，后仓又授翼奉、萧望之、匡衡等人，其中以翼奉的学问最为专门。翼奉所说的“五际”“六情”等思想尤能反映《齐诗》所受阴阳五行思想之影响。后仓不但是《齐诗》的重要传承人物，而且在西汉礼学发展过程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汉后期礼学的代表人物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学生。因此，礼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应该也受到夏侯始昌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宋]王应麟.玉海[M].扬州：广陵书社，2003. [3]徐兴无.经典阐发与政治术数——《洪范五行传》考论[J].《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4]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缪凤林.汉书五行志凡例[J].史学杂志，1929（1—2）. [6]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7]邓红.董仲舒思想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8][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 [9]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0][清]陈寿祺.尚书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