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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认知”：认知框架、社会事实与赋值力 作者：陈心想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十六日辛亥 耶稣2020年3月9日 [摘要]王阳明“龙场悟道”提出“心外无物”思想成为阳明心学的根基。本文通过现代认知科学的视角，重新解读“心外无物”，提出“心”即认知的观点。每个观察者的认知是不同的，造成了同一个事物在我们每个人眼里不同。这个不同就造成了每个人所认为的“事实”实际上的差异，都经过个人的“认知框架”的棱镜进行了框定和过滤，从而同一个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形象、价值和意义也就有了差别。从认知角度来看，“心即认知”，通过分析认知框架对社会事实的建构，本文提出必须通过认知水平的提高，“心外无物”的心学才能够真正发挥其提高个体和社会认知“社会事实”心智层次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心外无物；认知框架；社会事实；赋值力 一、“心”即“认知”：“心外无物”新解 距今五百多年前的1508年，即明朝正德三年，在偏远的贵州龙场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传奇事件，即著名的王阳明“龙场悟道”。“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人生思想的关键转折点，时年三十六岁，悟出来的“心外无物”思想成为阳明心学的根基。 人们传说中的“龙场悟道”发生于一个雷电交加的夜里，阳明先生躺在自制的石棺里在睡梦中听到有人告诉他自己心中困惑的答案。于是一道闪电划破了太空，阳明心学横空出世，照亮了中国思想史数百年。 这个镜头如果转向当时的欧洲的德国，时间后退三年，即1505年，幼王阳明11岁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生于1483年）时年22岁，读书很优秀，但出于对地狱的恐惧要出家修行。于是回家一趟，在返校途中遭遇雷暴雨，闪电就在他眼前，他惊吓倒地，对死亡的恐惧达到极点，苦求天神许下大愿，自己出家修行。 东方西方两个圣人几乎在同一个时代都提出“心”的重要。这也是很有传奇的故事。我们这里放下马丁·路德的基督教新教改革，只就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悟出的“心外无物”开始我们的认知与社会关系的探索之旅。 在《王阳明全集》的《年谱一》里对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这样记述的： 春，至龙场。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1] 这段话里的关键就是王阳明悟出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需向外求于事物[2]。这就是“心外无物”思想，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最后完成“阳明心学”思想体系。 王阳明的思想是千难百死的人生经历体验后悟出来的。这样一种体验，通常对于他人领略起来，没有他的经历是很难完全领会的。王阳明天资颖慧少见，沉溺于一事则全身心投入，他的“五溺”[3]经历就是这种投入的体现。在遭遇了太监刘瑾的迫害，廷杖四十，下入诏狱后，王阳明被贬谪为贵州修文龙场驿驿丞，赴任路上遭到一路追杀。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生的得失荣辱都已超脱，惟生死不能。悟道的结果是儒家的天伦亲情，是不能割舍的，这也是阳明“五溺”之后回归儒家的原因。这个天伦亲情不待外物去求，自性具备。[4] 阳明的“心外无物”阐述比较形象的是在《传习录》里的“岩中花树”的公案。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5] 就此公案来理解“心外无物”，不同的人解读也不一样。比如，陈来从审美经验的视角分析“岩中花树”的对话，[6]杨国荣引申出了意义世界的建构，[7]而陈少明则转向意义认知，把心外无物解释为不是事物物理上的不存在，而是价值和意义的存在。[8]花开作为物理存在你看不看它都在，但它的美与价值判断则需要你去“看”时，与你的“心”产生了感应，才能够发生。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花开本没有意义，是心赋予了它意义。 花以及花呈现的娇艳的颜色都取决于“心”的状态。花的存在是没有感觉的，花的开放也是无觉的。花开的存在状态、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是由“心”所赋予的。否则，如果“心”是麻木的，不会产生花开的情感体验，其世界也难以产生花朵的明亮。花开的意义和情感体验，甚至这个世界的意义和情感都是“心”所赋予的。 有趣的是，现代量子物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常识所认为的，“客观事物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这一观念也是错误的[9]。也就是你不去“看”花，岩中花树是不存在的。这也印证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思想。 关键在于每个观察者的认知是不同的，造成了同一个事物在我们每个人眼里不同。这个不同就造成了我们每个人所认为的“事实”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都通过了每个人的“认知框架”的棱镜进行了框定和过滤，从而同一个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形象、价值和意义也就有了差别。 陈少明曾明确提出： 理解“心外无物”命题的关键在于从存在论转化到意义论，其确切的含义是，任何事物离开人心的关照，意义得不到确认，与人的价值关系无法确立。如肯定物的独立存在，并肯定心为物之意义的条件或根源，则所谓心中之物，泛指不同意识活动中的事物。[10] 这种从存在论到意义论的转化，正是理解“心外无物”的关键。而意义和价值的觉识，正是在“认知图式”下的呈现。陈少明已经用到了“认知图式”这个词，这是以现代眼光来新解“心外无物”的要点。以“认知”这个视角来探讨阳明悟出的“心外无物”，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阳明心学五百年来聚讼纷纭，褒之者和贬之者差别云泥，他的追随者领会其思想精髓也较困难的原因。从认知角度来看，“心即认知”，必须通过认知水平的提高，“心外无物”的心学才能够真正发挥其提高个体和社会认知“社会事实”心智层次的价值和意义。 二、认知框架对社会事实的建构 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是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最早提出的理论，“框架”也即一种“解释图式”，试图解释人们在特定具体情境中是如何对外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达成一致的。[11]通过构造一个框架，我们可以更好地获得对经验的意义和秩序的理解，对无秩序无穷尽的事物进行感知、识别、定位和贴标签。面对无数事物和信息，构造的框架就规定了哪些事实人们能够看到，哪些则会被忽略。框架起着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对所有事物进行过滤，过滤掉的部分则成为人们的盲点，即使出现在人们面前也会被视而不见。 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概念，是由迪尔凯姆（又译作“涂尔干”）作为社会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而提出的。他认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12]换句话说，外在于个人并制约个人行为的社会现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不同于个体事实，以外在于个体的社会为其基础和载体。知识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里就认为，知识社会学致力于探索的不是事物的终极真理（the ultimate‘truth’of something），而是识别出在实践上人们是如何框定、感知和阐释“外在的世界”（the world out there）的。其中一个关键是世界不是仅仅靠我们的感官给定我们的，而是我们通过基于文化、立场、兴趣以及意识形态等等棱镜阐释的。[13]在这个意义上说，内心是为外物所构造的。社会事实的建构性质的观点在伯格和卢克曼合作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有很好的回应，“他们认为社会生活缺乏独立于知者（knower）的本质存在，任何群体的人的视角都更多地反映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视角，而不是对存在的客观理解。”[14]赛尔还讨论了语言与社会现实（也有人把social reality译为“社会实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制度性现实的根本构成要素。[15] 在抽象意义上，我们把客观存在于个人之外制约个人行为的现象叫做社会事实。但是，因为理解的主体性，社会事实则是主体对社会客观现象的反应，是这一现象（迪尔凯姆定义的“社会事实”）被认知到的部分。我们通常对社会事实的了解，信息多数来自他人，而且主要是那些我们看不见，也不了解的他人。正如李普曼在《公共舆论》里所写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地球上的有限范围里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小圈子里活动，并且在这个小圈子中，也仅仅拥有几个亲密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影响广泛的公共事件，我们所看到的最多也只是一些时段和方面的情况……不可避免地，我们的舆论涵盖了比我们可以直接观察的要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段和更多的事情。因此，来自他人的报道和我们可以想象的信息要被拼凑在一起。[16] 这里关键就是“来自他人的报道和我们可以想象的信息要被拼凑在一起”。拼凑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头脑中的“社会事实”。扎勒说：“到达公众的信息从不会是重要事件及其发展的全面记录，而是经过了基于某种既定观念的精心筛选的信息。即使不这样，也是很难做到全面记录的。”[17] 即使我们自己观察到的事实，也是通过自己的想象和认知框架重新创造的“社会事实”。神经心理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事物只有大约40%是通过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其他部分则是我们根据经验和想象给补充上去的。[18] 对于我们借助他人的眼睛获得的远距离事件的信息，则更多了一层建构的过程。关于公众形成对复杂的远距离事件的理解过程，李普曼大概依然是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家。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专门一大部分写新闻刻板架构（stereotypes），或者我们今日常常说的参照框架。李普曼所指的刻板构架，许多都是文化的持久性特征： 在这个纷杂喧闹的外部世界里，我们挑选出我们的文化已经为我们定义好的东西，并且我们倾向于感知那些以我们的文化所赋予我们的刻板构架的形式挑选出的方面。[19] 不管是从“我们的文化已经为我们定义好的东西”来看事物，还是从我们个体独特的超越文化定义好的范围看事物，都要通过人自身的认知来实现。这个认知是有自己的框架的，决定了看到哪些，以及如何理解这些“社会事实”。 美国2008年经济危机：美联储的例子 下面我们通过美联储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的实例来看认知框架或者分析框架对认识社会事实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以保持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也是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制定利率及信贷政策的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则是其政策制定的主要机构。美国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影响了世界。多年之后，调控经济的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为什么竟然迟迟认识不到危机的到来依然是人们试图揭开的一个谜。2017年美国社会学家弗雷格斯坦、布伦戴奇和舒尔兹利用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自2000年到2008年72次例会会议记录，为这个谜找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答。[20]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对金融危机的反应非常迟钝，迟迟认识不到危机的到来。甚至到了雷曼兄弟投行破产的第二天，即2008年9月16日，该委员会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已到，且破坏力很大，从而也认识不到需要及时调整政策和调低利率。通过细致研究，弗雷格斯坦等人发现了该委员会认知迟钝的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框架分析存在大问题。该委员会的首要分析框架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通胀、价格稳定、就业等宏观实体经济，金融和银行系统分析框架被忽略了，轻视了金融工具对房地产的作用，意识不到所占比例不大的虚拟经济风暴会波及整个经济产生巨大破坏。通过分析72次的会议记录，作者发现即使在2005年一次讨论房地产泡沫的会议上，宏观经济学仍然是作为主要分析框架，金融和银行系统作为分析框架则处于次要地位。 第二个原因则在于文化与认知上的“积极偏向（positive bias）”，即所谓的“积极不对称(positive asymmetry)”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生，主要由于人们在认知上总是倾向朝正面的、积极的、好的方面想，而忽略掉可能糟糕的方面。[21]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那些委员们存在的“积极偏向”问题。比如，在某次会议上，尽管报告已经表明房地产虚高达到20%了，但会议上15个成员中，8人引用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分析，认为没有泡沫，不用调整政策；其他7人中则有4人认为经济风险低，不需要调整政策；即使说风险高的3人，也主张保持标准政策。最终结果是不存在严重的泡沫问题，不需要调整经济。 低估消极面的认知加上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促使整个委员会的认知严重地偏到了“积极”一方。故此，即便到了雷曼兄弟破产后第二天的该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们依然没有认识到金融危机已经到来并且后果严重。伯南克在会议总结中还这样宣称：“金融市场得到了与会同仁的很大关注……然而，近来增大的金融压力对经济的近期后果如何依然难以评估。”[22]17人中，只有一个人提出应对金融问题可能最糟糕的事情的发生，此人学历背景是经济学博士，但专业方向在银行学，其研究关注金融部门与整个经济的联系。另外，这个人在金融产业上没有相关利益，因而更加客观，加上曾经有过金融和银行系统的工作经验，所以他成了极端的少数派，17人委员会里仅有的一个。 委员会参会人员的背景告诉我们，宏观经济学训练的人员超过60%，而金融和银行方面的则才占14%，其结果则是宏观经济学框架成了首要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分析框架把其他的事实过滤掉了，看不到危机的到来及其破坏性后果。对此问题，弗雷格斯坦等人在文章里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另成立一个人员构成不同的委员会，委员会人员的背景搭配要多元，并专门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分析和决策进行质疑。借此可以实现多元框架来分析问题，事实可以看的更全面，以避免单一主导框架分析造成的片面性。以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积极偏向”问题。 三、认知的主体性与选择性 认知社会学提醒我们，个体处理不了巨量信息，假定具有完全知识和理性行动的人的能动模型（model of human）是不合理的。[23]个体的认知水平本身就是有差异的，对理性的认知也不相同。马丁在论述人生活的环境复杂性时这样说：“在此种意义上说，复杂性并不是环境或者事物的特性，而是思维和事物之间的关系（a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s and objects）。对于一种动物是复杂的环境，换一种动物可能就是简单的”。[24]在这个观点的注释里，他举出了科勒的例子，即对人类来说很容易解开的结（knots）对于黑猩猩却非常困难。这就是黑猩猩和人类的认知层次的差异造成的。 在人类内部也会不同，每个人的智商、文化背景、成长环境、兴趣爱好等等都对认知框架的形成有关，当然认知框架也反过来作用于这些方面。比如，王阳明面对僵化的“理学”的压制而回到孔孟，寻求儒学圣人的真髓，创立了阳明心学；同时代的欧洲的马丁·路德则面对罗马天主教的压迫，直接去读《圣经》原本，绕过教皇，根据《圣经》提出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因信称义”获得救赎，不需要通过牧师甚至教皇，从而基督教新教诞生。王阳明不可能提出路德的新教改革，路德也不可能提出阳明心学。这是认知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的结果。 对同一事物价值的认识，即使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人，因为认知的差异，也会很不一样。这样的例子非常丰富。我们举一个《庄子》里的故事：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 庄子讲的这个“所用之异”的故事，背后还是人的认知框架不同。面对同样的防冻伤裂手油，有人用它漂洗棉絮，有人用它于两国战争。前者世代漂洗棉絮，非常贫穷；后者获得战功得以封土。 这样因认知框架不同而带来不同结果的事例还有很多。例如，如果把一篇文章看作一朵“岩中花树”之花，其价值和意义就取决于读者的“心”即“看花人”。同一本书籍，由于读者所具有的认知框架不同，读后的收获也不一样。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读出了“生存竞争”，完成了自己的进化论；很多人读过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而只有社会学家奥格本从“梦的隐性内容”发挥想象，提出了“文化堕距”理论。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是由于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认知框架和经验解释。我们的文学巨著《红楼梦》，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里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是“花开”，因为不同的“心”即不同的认知框架而意义迥异。这很好地诠释了“心外无物”的思想。即使是一个个体就其“过去对现在的影响也只是通过对过去经历的现在解读实现的”。[25]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在于其认知模式。 四、意义的解读：赋值力的提出 在梳理了“心外无物”思想脉络尤其是“岩中花树”公案之后，陈少明提出其对“心外无物”的理解，由“心”对“花”的意义得出： 所谓欣赏或评价就是赋予对象以意义，没有被评价的对象，意义就不会显示出来。不仅事、理不在心外，物能否被欣赏评价，也与心相关。依此，“心外无物”更确切的含义便是，任何事物离开人心的关照，意义得不到确认，与人的价值关系无法确立（这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换句话说，心不是万物存在的前提，而是其意义呈现的条件，甚至根源。……“心外无物”中的关键字不是“物”，而是“无”。这个“无”不是不存在，而是缺乏有意义的存在。换句话说，未被心所关照的物，其意义没有在意识中呈现出来。心对所有可能的物的意义均敞开着。[26] 当我们把“心外无物”的“心”理解为“认知”的时候，因为认知的层次和框架的差异，一个事物，其意义和价值的发现则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赋值力，就是发现和表达事物价值的能力。在创新成为推动发展的关键作用的时代，赋值力则是创新能力的核心。 我比较强调对事物价值的发现和表达，首先要发现，发现了之后还要表达出来。有些是把这个价值告诉别人，大家都共享这个价值。有时候则是个人把认识做出产品，服务他人同时赚取利润，这与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理念一致。 第一，我们对经典的阅读和阐释，或者注释，是对经典意义的新解读，也是赋予经典新的价值的过程。即使是对经典的“误读”，如果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样也是对经典的一种新的意义的阐释和增值。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名实的分离”一章里专门论述了，在传统不允许违背的情况下，就得对传统做注释，保持了原来的“名”，但实际内容已经改变了。[27]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传统社会的一个缺点是不允许反对，就采取了这种加新注释的对策。比如说孔子的儒家，到了后世如董仲舒、孔颖达、朱熹、王阳明、钱穆等等学者，都在对儒家从新解读，赋予符合时代的意义。朱熹的“理学”和阳明的“心学”即是典型的经典新解，以符合时代的需要。[28] 这样一个对经典的新阐释或者解读的过程，即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赋予经典以新的意义的过程，反过来，这个新的意义对人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影响，给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赋予了价值和意义。 “再框定(reframing)”的概念就是这种注释的策略。当面对不可改变的情景的时候，对情景“再框定之后所改变的是赋予情景的意义，所以也改变了结果”。[29]这里的“再框定(reframing)”其实就是以不同的认知框架来阐释“情景事实”。“社会事实”是我们在特定认知框架里解读的事实，而非固定的所谓客观事实。 建立在认知作为“心”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赋予“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目的以现代知识的根基。这个认知是受着内外因素影响的，一个以杀人作为成年仪式礼节的部落不会把他那种杀人举动作为不可为的“良知”。认知是与时代的文明程度、文化习俗和科学知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在科技发明方面，从事物或不同事物的重组获得新价值和意义。郑也夫在《文明是副产品》里通过诸多例子来说明文明的发展中，重大的原生性的发现和发明都是人类目的性之外的副产品。但这些副产品要真正实现其价值并普及开来，需要具有发现和赋予其意义和价值的人。比如，蔡伦改进造纸术和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就是如此。 蔡伦受到制造树皮布即漂絮的影响，发明了造纸术。可以说蔡伦是发现了树皮布的特性从而可以用以造纸的价值，并且“表达”出了这种价值，也就是改进造纸实践。郑也夫认为树皮纸是制造树皮布时比较容易产生的副产品，所以墨西哥印第安人独立摸索出了树皮纸的制作。如果像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和推测的，蔡伦的家乡是苗人之乡，对家乡的树皮布有所体认，影响了其造纸术的改进，我们可以说在汉代中国，蔡伦发现了树皮布的副产品树皮纸的价值并实现了这种价值。[30] 另一个赋值成功的例子是出生于德国美因茨的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根据郑也夫在《文明是副产品》的“活字印刷的发明”一章的论述，古登堡的主要贡献在于活字及其铸造方式。铅合金活字的铸造是独特的，作为冶金家的古登堡发现了这种活字铸造的价值。这是复杂发明的一个例子。“古登堡因拣选了铅合金活字而执印刷牛耳，并因此改变了世界”。[31] 不论是人文还是科技方面的发现或者发明，都需要认知模式的更新。在现代社会以创新作为发展的引擎的时代，作为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思想从认知视角做新的解读，则可以为我们的认知提升从而为“物”（包括实体物和虚拟物）赋予价值和意义的能力。这样的基础才能够让“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思想有扎实可靠的基石，不再令人感到凌空蹈虚，无法落到实处。本文是一次解读尝试，期待在这个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赋值。 参考文献： [1]王守仁：《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064页。 [2]“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笔者以为事物至少为“理”之被意识到的触发体。无有外物则无所谓“吾性自足”之意义。 [3]任侠、骑射、词章、神仙、佛氏，湛若水把这形象的称为”五溺”。 [4]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5]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01-102页。 [6]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7]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8]陈少明：《“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9]物理学家约翰·惠勒从量子物理提出这一观念，其弟子物理学家安德烈·林德(Andrei Linde)也认同这一观念，他曾说：“失去了观察者，宇宙一片死寂（In the absence of observers,our universe is dead.）。”（参见“发现杂志网”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02/jun/featuniverse）。这似乎与王阳明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一个意思。 [10]陈少明：《“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第68页。 [11]E.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页。 [13]K.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36. [14]陈心想：《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页。P.Berger&T.Luckma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6. [15]J.R.Searle,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97. [16]W.Lippmann,Public Opinion,New York:Penguin，1946，p.59. [17]J.R.Zaller,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7. [18]E.Catmull&AWallace,Creativity,Inc.:Overcoming the Unseen Forc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True Inspir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2014,p.178. [19]W.Lippmann,Public Opinion,p.61. [20]N.Fligstein,J.S.Brundage&M.Schultz,“Seeing Like the Fed:Culture,Cognition,and Framing in the Failure to Anticipat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82,2017,pp.879-909. [21]参见K.A.Cerulo,Never Saw It Coming:Cultural Challenge to Envisioning the Wors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K.A.Cerulo,“Mining the Intersections of Cognitive Sociology and Neurosciences”,Poetics,vol.38,2010,pp.115-32. [22]N.Fligstein,J.S.Brundage&M.Schultz,“Seeing Like the Fed:Culture,Cognition,and Framing in the Failure to Anticipat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23]J.L.Martin,“Life’s a Beach,but You’re an Ant,and Other Unwelcome News for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Poetics,vol.38,2010,pp.228-43. [24]J.L.Martin,“Life’s a Beach,but You’re an Ant,and Other Unwelcome News for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25]P.Watzlawick,J.H.Weakland&R.Fisch,Change: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74,p.86. [26]陈少明：《“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第73、76页。 [27]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28]参见陈心想：《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 [29]P.Watzlawick,J.H.Weakland&R.Fisch,Change: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74,p.95. [30]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31]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第27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