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静坐工夫略论 作者：崔海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初二日壬申 耶稣2019年6月4日 摘要：在朱子涵养工夫“静—→动—→敬”之格局中，静坐被定位为始学工夫。一方面，静坐能有效地伏除杂念、澄明心体、思绎道理、养卫精神，使人养出良好气象，是一种规范性、操作性较强的工夫下手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儒家义理而言，有静无动是孤执一边；就实际生活而言，静坐只是工夫下手方式之一；就人的气质不同而言，静坐并不适合所有人；就实行的效果而言，静坐并不太容易掌握；就静坐者心理而言，静的实质是敬；就静坐形式简单而言，其容易引发投机之举；就辟异端立场而言，持静又近于佛老。故静坐在朱子涵养格局中，只是始学之工夫。 关键词：朱子；涵养；静坐；始学工夫 就工夫而言，朱子首学延平（李侗），静坐以观未发气象，存疑未入；次学五峰（胡宏），得“先察识，后操存”之说，犹自彷徨；后由“己丑之悟”直承伊川（程颐），方建立自己的工夫格局。其中“涵养”一节，以静（静坐）为始学工夫，动（洒扫应对）为小学工夫，敬（敬以直内）为大成工夫。本文即论其中的始学工夫——静坐。 一、涵养在儒家工夫格局中的位置 按儒家义理，凡庸下学上达的标准过程如下：第一，在下学即洒扫应对之人伦日用中，求乎上达。第二，上达有三个阶段：首为惺觉（唤醒义，语出朱子《语类》）心体，次为反躬（返回义，语出《乐记》“不能反躬，天理灭焉”）性体，末为对越（上达义，语出《诗经·清庙》“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道体。第三，上达后即作心性之涵养。第四，在再度发用（即下学）中重作省察与操舍，即在人伦日用中辨别苗裔动机之善恶而后加以对治，以备再度上达。此过程有三点要说明：一是此只是设定的标准过程，事实上凡庸在现实生活中或暗合、或自觉，各任机缘随时随处展开，不必循此。二是本体、工夫、发用三者之暂分只是理论说明之方便，现实中本体即是工夫即是发用。三是此过程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循环，永无间断。此流程可以下图表之：  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涵养工夫的位置与作用。涵者，涵泳润泽；养者，保养护卫。凡庸对越道体——对上接通吾人心性之源头活水后，就可有孔子“不舍昼夜”之滔滔（《论语·子罕》），孟子“原泉混混”之“盈科后进”（《孟子·离娄下》），而后自作心性的润泽养护，以备践履发用。故此涵养在儒家工夫论中极其重要，它处于上达与发用的中间段，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畜水池，一方面对上面源头的冰川之水作积畜养卫，一方面对下面的江河作调度控制。故凡庸若失去涵养一节，其践履日用必然气局狭小，易倾城而出、剑拔弩张，其结果又必然是势不能穿缟素。朱子对此涵养之认识极好，如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观书有感》）[1]此是完全通达孔门义理之明证。下面我们便在此涵养格局下来分析朱子对静坐之判定。 二、程门静坐之两脉 静坐，愚以为乃是一种工夫下手方式，其至少执行两种功能：一是逆觉，即在静坐中惺觉心体、反躬性体、对越道体；二是涵养，即对上达后再度下贯之心性作涵泳养护。程门对于静坐的认知分为两脉。 一是“明道（程颢）—→龟山（杨时）—→豫章（罗从彦）—→延平”一脉，推崇静坐之功。如明道闲时“坐如泥塑”（《二程集·外书》卷十二）[2]，且曾教上蔡（谢良佐）静坐用功（同上）[2]（P432）。龟山则教豫章读书之法曰：“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龟山集》卷十二《语录》）[3]（《四库全书》集部六四第1125册）豫章则是“官满，入罗浮山静坐”（《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4]。其教延平则如后者所忆“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朱子全书》第13册《延平答问》）[1]（P322）延平自己的静坐，朱子记载云：“讲诵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七《延平李先生行状》）[1]（P4517-P4518）故其教朱子亦要静坐。 二是“伊川—→上蔡”一脉，他们不反对静坐本身，如伊川“见人静坐叹其善学”（《二程集·外书》卷十二）[2]（P432），但反对仅以静坐作为工夫的惟一下手方式，故以敬代静、敬统动静。首先，伊川批判静坐是孤执一边。如有学者问：“敬莫是静否？”答曰：“……不用静字，只用敬字。才说着静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长’。”（《二程集·遗书》卷十八）[2](P189)此是认为持静太甚便犯孟子所诫之“忘”，同理，持动太甚便犯“助长”，二者均不合中庸之道。其次，伊川批判静坐失却人伦日用。如云：“‘舜孳孳为善’，若未接物，如何为善？只是主于敬，便是为善也。以此观之，圣人之道，不是但嘿然无言。”（同上卷十五）[2]（P170）又云：“静坐独处不难，居广居、应天下为难。”（同上卷七）[2]（P98）此皆是强调人伦是用以反对独任静坐。上蔡承之，如有学者问：“一日静坐，见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气中，此是仁否？”答曰：“此只是静中工夫，只是心虚气平也。须于应事时有此气象方好。”（《上蔡语录》卷二）[5]（《四库全书》子部四第698册）此“应事”也是强调人伦日用。 朱子初学延平疑而未入，虽说实质上是不满明道一脉的义理而暗合伊川，但他当时尚未正式参研伊川遗著，故仅是独立地对静坐的片面性予以反思而已。后来他转学湖湘而又超迈之，直接发明伊川，继承以敬代静、敬摄动静之说，才真正接上“伊川——上蔡”一脉。尔后他又回过头来将静坐定为涵养的始学工夫，此论甚是公允平实。下面即来看之。 三、朱子对静坐涵养之肯定 朱子云：“被异端说虚静了后，直使今学者忙得更不敢睡！”（《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83）此是反对学者因害怕被斥为近于佛老而只动不静，犯了孤执一边之错。实际上，朱子并不反对静坐，相反却认为静坐乃是一种始学工夫，要加以提倡，如云：“始学工夫，须是静坐。”（同上）[1]（P379）其对静坐的肯定有以下层次： 一是伏除杂念。朱子认为“静坐无闲杂思虑，则养得来便条畅”（同上）[1]（P379）。此是说静坐伏除杂念，则人心通体纯澈，故养起来顺畅。延平初教朱子静坐以见未发气象的前提即是制却杂念。朱子忆云：“李先生说：‘人心中大段恶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计利害、乍往乍来底念虑，相续不断，难为驱除。’今看得来，是如此。”“李先生尝云：‘人之念虑，若是于显然过恶萌动，此却易见易除。却怕于相似间底事爆起来，缠绕思念将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来亦是如此。”（《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7）此二则中，“大段恶念”“显然过恶萌动”，比较容易识别与制伏，但那种“不大段计利害、乍往乍来底念虑”却“相续不断”“缠绕不能除”，朱子对此有切己体会。其实后者已近于今人所谓潜意识，相较于那些宽广的、明显的意识，其常常暗渡陈仓，控制着人的行为，人往往不易察觉而为其所左右。故朱子表彰静坐可以对治此种思虑以收敛心神。如有学者问：“程子常教人静坐，如何？”朱子答曰：“亦是他见人要多虑，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学亦当如此。”（《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1]（P3640）又如：“须是静坐，方能收敛。”（《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79）此是说要在静坐中寻找、歼灭此等闲乱思虑。 二是澄明心体。伏除杂乱思虑后，此心即复至湛然纯净，如云：“静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及其有事，则随事而应；事已，则复湛然矣。”（同上）[1]（P379）又如：“方静时，须湛然在此，不得困顿，如镜样明，遇事时方好。”（同上）[1]（P381）心体湛然并非空无一物，相反却正是百理充盈。朱子回忆曾听延平评论：“罗先生解《春秋》也浅，不似胡文定。后来随人入广，在罗浮山住三两年，去那里心静，须看得较透。”延平的言下之意是豫章初解《春秋》并不好，但是后来到罗浮山静坐后却取得极大进展。朱子对此甚不解：“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静甚事？后来方晓，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一）[1]（P357）他后来才知道，静则心虚，因为那些杂念都被寻找歼灭了，故心体自然虚空静明，此时心体所蕴义理毕露无遗。 三是思绎道理。静坐与明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静时理明，理明心愈静。如云：“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时，自然邪念不作。”（《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80）静坐涵养并不是万事不管的空养，亦不是强作把捉去涤荡邪曲，静坐时心体澄澈，则万理森然，当下具见，此时正好细作紬绎，天理兴则自然人欲灭矣。 四是养卫精神。此是在休养生息而言。如云：“心于未遇事时须是静，及至临事方用，（原注：重道此二字。）便有气力。如当静时不静，思虑散乱，及至临事，已先倦了。……闲时须是收敛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同上）[1]（P381）又如引友人吴公济之说“逐日应接事物之中，须得一时辰宁静，以养卫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余”，并评之曰：“其言虽出于异说，然试之亦略有验，岂周夫子所谓主静者邪！”（同上）[1]（P383）这里用“倦”、“有精神”来描述休养心力前后之状况。虽然将养卫精神等同于濂溪（周敦颐）主静略过简单，但此角度亦是平实地反映了静坐的涵养作用之一。 五是气象甚好。首先，朱子云“容貌辞气，乃德之符也”（《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三）[1]（P406），此是认为动容貌、出辞气等气象是凡庸修证涵养的外在表征。其次，朱子认为静坐者涵养心气，其良好的功效完全可以从外在气象上得以验证，如云：“李先生终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无隤堕之气。”（《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3） 由上而言，朱子所理解的静坐的确不是延平所主要倡导的，在纵向的逆觉层面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之气象。朱子之静坐，主要执行的是涵养功能，并且其涵养工夫并非仅有此静坐一途，是为“静—→动—→敬”之格局。但无论如何，静坐都算是一种规范性、操作性比较强的下手方式。故而后来他虽然提出以敬代静，但还是以静坐为初级的下手工夫，如云：“今人皆不肯于根本上理会。如敬字，只是将来说，更不做将去。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无凑泊处。明道、延平皆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71）此是说学者只将敬当作一种话头来空嚼，不曾在实处落着，反倒不如静坐，在形式上先有个规范性的入手处。 四、朱子对纯任静坐之否定 朱子虽对静坐作以上肯定，但转而又认为“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朱子全书》第22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四《答梁文叔》）[1]（P2025）此即是说，如果工夫单凭此静坐一法，则又流于偏曲，故对纯任此法予以否定。 一是就儒家义理而言，独任静坐是孤执一边。《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本来孔门义理即应动静并举。而静坐，牟宗三先生称之为“隔绝的超越”，义谓暂时隔绝一下现实生活人伦日用，而上达道体[6]。此说亦不误，然既下“隔绝”一语，要离却人伦日用，则表明此法毕竟不圆满，非终了义，它只是工夫的一种方式而已。如果孤执此边，则易成偏曲，则注定要被超越。故朱子言：“一动一静，无时不养。”（《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64）又云：“到头底人，言语无不贯动静者。”（同上）[1]（P374）此是说工夫修至圣人，则不思不勉，无不该贯动静。此从他初学延平又超脱而去即可看出。按延平所授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静坐以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之气象，此是作逆觉的工夫。二是理一分殊，凡庸要在分殊（即在洒扫应对之人伦日用）之中上求理一（即道体、性体、心体合一）。此两项内容本身即含矛盾——分殊天然包含动静两种形式，延平教朱子却徒以静坐。可见朱子反思损益之，并非异议于上达进路，而是因师之教而见师之弊也。 二是就实际生活而言，静坐只是工夫下手处的选择项之一。朱子云：“人在世上，无无事底时节。要无事时，除是死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死矣。”（《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1]（P3739）世界是品汇流行、变动不居的，人心本也是活泼潺溢，而非呆死的事物，人生应事，下到洒扫应对，上到治国平天下，均是动的时机居多，故独任静坐只是一种刻死的模式，不能有效地应对丰富多彩、自由鲜活的生活本身。朱子举了三种人为例来说明此点。一是古之圣贤，如：“颜子三月不违，岂直恁虚空湛然，常闭门合眼静坐，不应事，不接物，然后为不违仁也。颜子有事亦须应，须饮食，须接宾客，但只是无一毫私欲耳。”（《朱子全书》第15册《朱子语类》卷三一）[1]（P1120）二是对明道一脉，评明道教上蔡静坐云：“若是在家，有父母合当奉养，有事务合当应接，不成只管静坐休。”（《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二六）[1]（P947）此是指出只有当人生处于闲暇较多时才可习此静坐。评延平云：“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须出来理会事。”（《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1]（P3592）言下之意，如果出来做事，恐怕也不能见效。三是对一般人，如有学者问：“初学精神易散，静坐如何？”朱子答曰：“此亦好，但不专在静处做工夫，动作亦当体验。圣贤教人，岂专在打坐上？要是随处着力，如读书，如待人处事，若动若静，若语若默，皆当存此。”（同上卷一百一十五）[1]（P3639-P3640）由此三类人，朱子之态度明矣。 三是就人的气质有不同而言，静坐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有学者问“乾者天之性情”。朱子答曰：“此只是论其性体之健，静专是性，动直是情。大抵乾健，虽静时亦专，到动时便行之以直；坤主顺，只是翕辟。谓如一个刚健底人，虽在此静坐，亦专一而有个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动时，其直可知。若一柔顺人坐时便只恁地静坐收敛，全无个营为底意思；其动也，只是辟而已。”又问：“如此，则乾虽静时，亦有动意否？”曰：“然。”（《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卷六八）[1]（P2262）此是说，气质刚健的人，其静坐与日常做事两不相妨、一以贯之，而柔顺的人，却将二者断开，故静坐只是死坐。所以不分气质区别而纯以静坐入手是盲目的。 四是就实行的效果而言，静坐并不易掌握。朱子以三种人来说明此点。一是他自己：“李先生当时说学，已有许多意思。只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7）此是认为延平不说敬只说静坐，令人不可捉摸。我们应当承认朱子至少是中人之智，则朱子以他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静坐这种方式至少对一部分人是不适合的。二是门人，如有人反映：“读书，心在书；为事，心在事，如此颇觉有力。只是瞑目静坐时，支遣思虑不去。”（《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76）此人一闭眼就胡乱思虑。三是其他人，如云：“向见吴公济为此学，时方授徒，终日在里默坐，诸生在外，都不成模样。”（《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1]（P3592）吴公济自己大概能持守静坐之法，但是他的那些学生在外面做事，却完全走作，不成模样。以上表明静坐绝非普遍适用的大众化工夫途径，此论应为公允。 五是就静坐者的心理而言，静实质上是敬。朱子认为静坐尚是停留在工夫的第一层——下手方式上，更为关键的是第二层，静坐者的心理状态必须是敬。如有学者问：“敬莫是静否？”答曰：“敬则自然静，不可将静来唤做敬。”（《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九六）[1]（P3247）此诚入室操戈之语。若解决不了心体之敬，则静坐只是死坐，无有裨益。如针对有的学生静坐时思虑纷争言：“静坐而不能遣思虑，便是静坐时不曾敬。”（《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76） 六是静坐的形式简单，容易引发投机之举。如云：“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5）此是认为静坐会引诱误导一些人专事此以求省事，而放弃了在践履中做工夫，此机心断不可长。 七是就辟异端的立场而言，持静近于佛老。如云：“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同上卷九四）[1]（P3139）“游氏（按：指二程弟子游酢）守静以复其本，此语有病。守静之说，近于佛老，吾圣人却无此说。”（《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卷六十）[1]（P1945）此是认为濂溪与游酢都近于佛老。当然，朱子也反对庸俗化地理解佛老之静坐，如对门人云：“公意思只是要静，将心顿于黑卒卒地，说道只于此处做工夫。这不成道理，此却是佛家之说。佛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朱子全书》第15册《朱子语类》卷三十）[1]（P1097）佛家本来亦不是单纯地主静坐，还有搬柴运水等等，故朱子认为独任静坐也落在佛教的下等工夫。 由上而言，朱子既要振兴儒学，为中人立法，提供最宽阔的路径以使最广大的凡庸得以籍工夫而优入圣跻，去开创有道人间，则必然要对独任静坐予以批判与超越。故延平去后，朱子即舍静求动，转师五峰之“先察识，后操舍”。然朱子很快又发现其中的问题，湖湘工夫不可谓有误，只是不完整，如果说延平的问题在于涵养工夫有静无动，则五峰的问题在于惟有“动以省察”之“以动应动”，却失阙作为前提的涵养一节。故朱子又予以反思批判，以“洒扫应对”之小学工夫来补上动以涵养一环，最终又继承伊川，正式以敬摄动静，提出“敬以直内”的大成工夫，完成了“静—→动—→敬”的涵养工夫格局，然后二者已非本文主题所囿，不赘。 至此，朱子又回过头来对延平之静坐作了重新定位。有学者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朱子答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7）此是认为《行状》乃旧日下语太重，以今日之敬看往昔之静，静坐实乃初学之下手处，然若一向如此，则最终易偏向禅学。 参考文献： [1][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86． [2][宋]程颢、程颐，王孝鱼点校．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427． [3][宋]杨时．龟山集[A]．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33． [4][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7．1270． [5][宋]谢良佐．上蔡语录[A]．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83-584． [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5．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