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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君子“五常”的当今价值审视 作者：孙君恒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十六日戊午 耶稣2019年1月21日 摘要：儒家君子“五常”（仁义礼智信）美德，由董仲舒所概括。董仲舒的“仁义法”，主张“正谊谋利”，在一定或者特定时间、范围、场合下，值得关注、认同甚至需要加以肯定。仁义礼智信，作为为人处世道德规范要领的普遍总结，一方面有阶级性，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也为非统治阶级、广大仁人志士和普通老百姓所认同和遵守，很多地方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董仲舒；君子观；五常；仁义礼智信；儒家 作者简介：孙君恒（1963-），男，河南邓州人，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X073）；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课题（2017Y0404）；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18ZD017） 儒家的君子观中，君子的道德规范在孔子那里归结为仁，孟子那里概括为“四端”，到董仲舒时总结为“五常”。他们回答了人类社会道德需要的基本方面，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当今我们对此应该进行批判地继承，仔细分析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加以改造，综合创新。徐广东指出，“五常”“除了不可避免的时代性、阶级性外，还具有不同程度的超越性，包含着某些恒久的价值。例如五常所要求的‘爱’‘适宜’‘礼节’‘明辨善恶’‘信守承诺’等都具有显著的普世价值。”[1]本文就着重“五常”的现代转换与应用，进行一些说明。 一、君子强调仁爱 仁的含义在于爱人。董仲舒继承孔孟的“仁义之道”，提倡君子要成为“仁人”“仁者”，在《春秋繁露》里专门开辟一章《仁义法》进行论述，并且把仁义上升到“法”的高度加以强调。董仲舒把“仁”置于首位，将是否具有仁心作为判断君子的最高、最终标准，在此基础上将其他众多的道德品质，也作为君子应该遵守的规范。董仲舒的仁爱之道，侧重于现实应用，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统治。董仲舒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强调仁爱思想关键在于爱人、爱他人。君子的美德，在董仲舒看来就是践行仁爱，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他人宽宏大量。他认为这样的宽恕做法，才符合圣人之道：“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之谓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春秋繁露·仁义法》） 仁是儒家君子道德规范的核心，同时决定和涵盖了忠、孝、义、礼、智、信等道德条目。我们今天谈论仁爱，需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憎分明，讲究爱的阶级性、针对性。我们不能去爱封建社会的残暴君主和剥削阶级，不能爱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落后阶级和顽固势力，也不能爱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狭隘“小人”。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宣扬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仁爱内容，“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五爱”），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提出的，经过历史发展，现在对“五爱”的概括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主体部分，对于广大国民和学生的道德素质有重要意义。杜维明在“儒家核心思想‘仁’的当代价值”一文中指出：“有人说今天这个社会没有‘仁’了，从儒家看来就是同情心越来越少了，那么在中国有一句话叫‘麻木不仁’，就是没有人情了，变得麻木了。”[2] 第二，提倡爱的扩展性和广泛性。当今世界舆论和歌唱中充斥“爱”，但是人们感觉冷漠、疏远、伤害很多，不少人主张的“爱”，是希望得到爱、享受爱，而不愿意付出爱。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在传统意义上讲究“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关注仁在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关爱他人，而且要提倡爱家庭、爱国、爱事业、爱工作、爱岗位、爱环境、爱生命等。孔子的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应该从“亲亲”扩大到“仁民”，博施济众，兼爱天下，利于苍生。汤一介先生在“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一文里指出：“如果把爱自己的亲人扩大到爱他人，那么社会不就可以和谐了吗？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3]此种看法，是许多学者赞同的，牟钟鉴先生的《新仁学构想》一书认为：“孩童爱父母亲属，成长过程爱老师、夫妻、子女，进入社会爱朋友同道，进而爱民族国家，再进而爱天下人类，以至于爱自然万物……哪里有爱心哪里就有美好的生活，人类文明的进步实有赖于此。”[4]我们不仅关爱人与社会，而且应该关爱自然和环境，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中，让地球村能够有青山绿水、优美生态，摒弃简单粗暴的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狭隘观念。“在面临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今天，儒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观念对于纠正人与自然二分、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也许会起到一定作用”[5]。 第三，强调忠。忠是孔子、董仲舒非常重视的仁爱实质，就是要真心善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追求人际关系上的“双赢”。今天对于帝王的效忠、忠君思想已经过时，但是“忠”这个词汇不能丢弃，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忠于党、人民、祖国、社会主义，很有必要，也非常重要。曲阜师范大学骆承烈教授回忆他于1980年拜访冯友兰先生的经过，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我们不把忠字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们的国家、民族，忠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对吗？”[6] 第四，重视恕。恕，强调宽容。对于人际关系中伤害自己利益的现象，能够海纳百川，宽宏大量，给予他人悔过自新的机会。不但要想到自己，还要设身处地地想到别人，能够进行角色转换，在一定条件下，我是主体，别人是客体；在另外的条件下，别人是主体，我则成为客体，想到别人的难处和困境，才是真正的换位思考。 第五，讲究孝。孝悌为仁之本。《孝经》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老百姓普遍认为百善孝为先，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当今我们应该继续提倡孝道，孝敬老人不仅在赡养，保证其物质需要，同时要满足其精神需要，礼敬老人，按照孔子所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当代社会工作纪律严格、生活节奏快，不能像古代那样唯唯诺诺地模仿“二十四孝”中的名人和事迹，但是可以通过电话、视频，问寒问暖，拉拉家常，表达对老人的尊敬和关爱；现在很难对逝去的老人行“三年之丧”礼仪，但是有新的纪念方式，譬如可以选择在清明节网络上祭祀，从远方寄托哀思。 仁爱为儒家君子道德的中心，也是整个儒家道德体系的根本。它有很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包括忠、孝、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人、仁者是君子必备的美德。仁德的涵养和传承，才能铸就伟大的民族精神，造就杰出的人士，成为巍巍中华坚强的脊梁。新加坡学者赖蕴慧在《剑桥中国哲学导论》一书中认为：“如果《论语》读得更加透彻，读者就会感觉到仁的深度和宽度。仁可能是人一辈子至高的道德成就。”[7] 二、君子正谊谋利 董仲舒对义进行了界说，包括两个方面含义，其一，义就是合适或者适宜。“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春秋繁露·仁义法》）。其二，从义利关系上说明义。他主张重义轻利，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从这个角度说明义。譬如，“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董仲舒认为提倡道义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立义以明尊卑之序，强干弱枝以名大小之职”（《春秋繁露·盟会要》）。 董仲舒在义利关系上的根本原则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春秋繁露·玉英》）。董仲舒的义利观，从人与我、远与近、爱人与正我等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区分，继承了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但是没有辩证地对待义利恰当关系，是纯粹的动机论、义务论，容易顾此失彼，过分拔高义的价值，轻视、忽视甚至蔑视利益的作用，是有片面性的，似乎谈论利益就和小人相提并论，由此对正当的利益也不屑一顾，这造成了中国历史长期以来片面、鄙视物质利益的清高、孤傲心理和不大讲究务实的做法，社会上形成了“无商不奸”的看法，似乎追求利益必然违背道义坑害他人，带来了鄙视、贬低正当的经营行为，贻害无穷。 但是，在一定或者特定时间、范围、场合下，“正谊谋利”还是值得关注、认同甚至是需要加以肯定的： （1）非市场经济领域，利他主义长期存在。人类社会历史上那时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并不决定一切，往往不存在过度的谋利行为。譬如，人类纯粹的友情、亲情、爱情、慈善等，往往没有甚至根本没有利益多少的考虑，不图回报，远离市侩交易，较多的是义务和责任的承担；再如，人类社会生活中利他、无私奉献的美德和非市场经济交换的时候，大多谈不上对利益的追求，没有铜臭味；还如，人类的休闲活动（例如：度假、旅游），不计较投入和产出，漫不经心的逍遥状态，甚至不惜成本和代价，去观赏或者从事似乎不能直接带来切身利益的景点与活动。对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来说，利益俸禄不在话下，更多应该考虑“正谊谋利”，讲究官德、政德，以吏为师，以维护社稷和苍生的正义和大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若从西方15世纪算起，到今天21世纪，也仅仅700年。由此可见，非市场经济下的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更为漫长和悠久，主要不是依赖追逐利益、进行交换而出现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在市场尚未形成与政府尚未出现的漫长岁月里，那时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习惯与道德调节是这一漫长时间内唯一起作用的调节方式。不仅远古时期的情况是如此，即使在近代社会，在某些未同外界接触或同外界接触不多的部落中间，在边远的山村、孤岛上，甚至在开拓荒芜地带的移民团体中，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政府调节也不起作用，唯有习惯与道德调节才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调节方式。”[8]1人类社会生活各种各样，非交易的活动非常多，例如慈善、馈赠、无偿援助、个人爱好和兴趣等，都使简单追求利益的行为成为一定意义和范围上的事情，不能囊括社会和人生的全部。“社会生活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其中一部分是交易活动，另一部分是非交易活动。在交易活动中，市场调节起着基础性调节的作用，政府调节起着高层次调节的作用。而在非交易活动中，情况便大不一样了。由于这些活动是非交易性质的，所以不受市场规则的制约，市场机制在非交易活动中是不起作用的。至于政府调节，则只是划定了非交易活动的范围，使它们不至于越过边界，而并不进入非交易活动范围之内进行干预。这样，非交易活动就要由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外的道德力量来讲行调节”[8]2。 （2）即使市场经济体制下，也盛行无私行为。要强调友谊、善意、帮助、无私奉献等非利益行为，大力提倡见利思义，防止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在发挥最大作用，政府的调节“看得见的手”也不能忽视。政府积极干预，扶危济困，促进社会分配公正，就不是市场自发的逐利行为，而往往是合理调节甚至是无偿的投入。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起作用的地方，仍有大量空间或者空白，人们的习惯和道德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古代见义勇为的人物和事迹层出不穷，很多地方有“义学”“义庄”“义坟”“义冢”，救济施舍在民间广泛流行，在浙江永嘉县岩头镇还有相传几百年，现在仍然存在的“义茶”（免费为路人提供茶水），在新闻媒体和网络上被公众普遍点赞，让人感叹无私行为的可歌可泣。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唯利是图、利欲熏心、斤斤计较、道德危机、堕落和败坏的极端情况来说，“正谊谋利”的倡导，可以起到矫正作用，很有教育、导向、纠正、警示意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激烈竞争态势下，很有必要采用“正谊谋利”的规范来提倡、引导、约束个人过度的、狭隘的、暂时的、片面的、极端的利益观念和行为。在政治领域，不应该搞利益交换、“权力寻租”、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在社会进步、人们衣食无忧、个人利益得到越来越多满足，不再需要为个人利益考虑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考虑的是个人的尊严、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事实上和理念上应该更多考虑的是“正谊谋利”的理想和追求。李春秋先生在《传统伦理的价值审视》一书中认为，儒家见利思义的观念，“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一是有助于廉洁的实施……二是有助于文明经商，培养良好的商业道德……三是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关系”[9]。 （3）人生考验的重要关头，应该坚持“正谊谋利”，见义勇为。面对暴力折磨、金钱利诱，晓之以正义、大义，倡导不屈不挠，不畏强暴，以保持高尚气节，防止苟且偷生，变节求荣，构筑道德上的“长城防线”，能够产生非常关键的作用。翻开中国历史画卷，我们对很多仁人志士具有的浩然正气钦佩有加，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节，万古流芳，使那些仅仅追求利益者、卖身求荣者相比之下黯然失色。若不能看到那些视死如归、为了纯粹的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先驱、英烈、仁人志士的客观事实，就不可能理解崇高的意义。 （4）纯粹的科学研究最忌急功近利。对于居于“象牙塔”里的纯粹的科学研究（譬如哥德巴赫猜想），“为学问而学问”“为知识而知识”、长期才能见效的学科来说，特别需要“十年磨一剑”和长久“坐冷板凳”的坚强和毅力，不能急于功利、目光短浅。起码从这些方面来看，在一定条件下，董仲舒的义利关系的说明和提醒，不无道理。 三、君子重视礼仪 董仲舒非常重视礼仪在社会上发挥的重大作用，不但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要求有严格的礼节和礼仪，而且还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制订了各种服制和度制，任何人不得越制，强调礼仪是董仲舒和他那个时代特别关注的。董仲舒把知礼、用礼作为君子的基本素养之一，是须臾不可缺失的。“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春秋繁露·玉杯》）。严格按照礼仪行事，君子终日乾乾，讲究为人处世的道德情操。董仲舒指出：“故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 祭祀祖先是古代重要礼仪活动，君子对此高度重视。按照时令，一年四季，应该有四次祭祀，恭恭敬敬，奉上祭品，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顶礼膜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隆重的祭祀礼仪，君子应该积极参与，学会感恩和相应的礼仪规范，而不能慢待。董仲舒认为：“奉四时所受于天者而上之，为上祭，贵天赐且尊宗庙也，孔子受君赐则以祭，况受天赐乎！一年之中，天赐四至，至则上之，此宗庙所以岁四祭也。故君子未尝不食新，新天赐至，必先荐之，乃敢食之，尊天敬宗庙之心也，尊天，美义也，敬宗庙，大礼也，圣人之所谨也，不多而欲洁清，不贪数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躬亲之，致其中心之诚，尽敬洁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谓之能祭。”（《春秋繁露·祭义》）董仲舒所说的祭祀之礼仪，一方面继承了儒家传统礼仪，主要是敬天法祖、慎终追远，和现实的人们发生血缘联系；另一方面有墨家的“天志”“明鬼”的思想因素，侍奉鬼神，有超现实的神秘崇拜和最终的“制裁”。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很高明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以礼乐文化出现，采取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那些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有声有色的庆典活动，鼓乐齐鸣，盛装出场，浩浩荡荡，能够给予人强烈的视听感觉，非常难忘，老百姓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文化的熏陶，渐渐明白了秩序、尊严、神圣。过去的孔庙、祠堂矗立，进行了很多道德教化，产生的效果是课堂和书斋不能望其项背的。郭齐勇先生认为，儒家“其伦常之道，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规范化，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儒家讲礼乐伦理教化，虽在实行时会打一些折扣，但大体上与民众的稳定和平、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社会要繁荣发展，秩序化、和谐化是基本的要求。礼教使社会秩序化，乐教使社会和谐化。”[10] 现代社会交往频繁，交往的形式花样翻新，无论是商业活动、国际关系，还是日常生活、手机上网等，都涉及礼仪运用。文明礼仪能够广交朋友，有助于个人事业的成功，也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我们应该弘扬光大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个人的言谈举止等生活细节方面，做到彬彬有礼，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尽一份力量。“把核心价值观通过礼制的方式贯穿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之成为人人遵守的社会规则，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智慧”[11]。 四、君子提升智能 董仲舒强调“必仁且智”。为了实行仁，必须有智，仁是爱人类，智是实现仁爱的知识、途径、手段和方法，以保证达到善、为人除害。仁智的关系密切，有机统一，缺一不可，“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董仲舒以“操利兵”“乘良马”的生动比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没有仁，只有智，就犹如“狂而操利兵”，干出坏事来；同样，没有智，只有仁，也会如“迷而乘良马”，达不到目的。 “必仁且智”的见解，很好地说明了仁爱和知识之间的有机关系。知识、智慧应该服务于仁的理想，仁本身也包含着知识、智慧，是一种道德知识、德性智慧。柏拉图的“四主德”是正义、勇敢、智慧、节制，说明了道德元素和条目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智慧永远是道德需要的，道德的自由选择、伦理上的判断与推理、道德行为的实施等环节，都需要智慧的参与和支持。有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又红又专”理论的历史来源之一，起码从逻辑上存在相似性。2011年第5期《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康喆清的“从‘必仁且智’到‘又红又专’——董仲舒与毛泽东德才观的历史考察”一文，就反映出对董仲舒“必仁且智”关系论述合理性的肯定。 当下，让知识这个伟大工具服务于道德理想、目的价值，非常必要。网络信息时代，仅仅有善良动机和信仰（仁），不懂、不及时掌握和不善于更新科学知识（智），无法实现报国之志，甚至生活都极为不便（例如，网络购买飞机票、火车票、汽车票，网购、网络生活交费等），而若缺乏辨别能力，网络信息良莠不辨，往往容易误入歧途（譬如网络诈骗），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譬如网络传销等）。澳大利亚孔子文化专家李瑞智认为：“儒家对待知识，意义远不只是知识本身。‘学无止境’包含着培养道德，使用权力，治理社会，齐家，修身和净化思想。追求知识，掌握知识，在于修身治国平天下。”[12] 五、君子讲究信誉 董仲舒在前人重信的基础上，首次把信列入了五常，作为五常的最后一德。“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在道德危机的形势下，背信弃义，坑蒙拐骗，有很恶劣的影响，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诚信有时成为非常稀缺的资源，进一步温习董仲舒对于信的强调，对于弘扬正气、形成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都是很有意义的。 诚信作为社会非常需要的道德，为古今中外所肯定。全球伦理中，“不许撒谎”成为众多民族和宗教戒律中关键的一条。康德指出：“遵守诺言，并不必然地是一种道德的义务，而是一种权利的义务，履行这种义务可能是出于外在的强制力。但是，遵守诺言，即使不使用任何强制力来强迫遵守它，它同时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并且是道德的证明。”[13]在中国曲阜孔子故里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美国学者罗伯特·舒乐认为：“‘信’，即诚实，要对周围的人、家庭成员和更广泛的人群讲求这一点。所以说，诚实是十分重要的原则。每个人都要相互诚实，当然你也需要比较谦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创造出和谐的环境。”[14] 综上所述，董仲舒对于儒家“五常”的总结，仍然有参考意义，可经过改造后加以运用。董仲舒从精神和思想方面，为大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汉武帝时期的大汉王朝，是真正巩固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以后政制和政局、疆域、民族融合、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成为辉煌的时代。“董仲舒的经学思想是顺应这一要求的。没有经学提供的政治与政策指导，汉代不可能长治久安，取得种种伟大的成就。鄙视、蔑视、肆意贬抑、抹黑的种种说法，是反历史主义的、反科学的”[15]15。著名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专家张岱年先生指出，简单否定传统文化中的纲常理论，是不严谨的、不科学的做法。“前几年有些关于古代伦理思想的论著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一概斥为反动思想，那是缺乏分析的，不是科学的态度”[16]。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的《新纲常》一书，从当代社会的视角，对传统道德的纲常进行了新的反思，对儒家纲常的当代价值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认为：“是什么因素使中华文明以及民族生生不息，保持了这样的一种连续一贯性呢？除了相对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很早就形成的国家强力等因素外，作为社会政治秩序与文化之道德核心、被人们普遍信奉的传统‘纲常’应该说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17] 儒家的君子道德重在“五常”，简明扼要，非常实用。“三纲五常之伦理道德，本来是儒家总结出来的（不是儒家自己的）人类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董仲舒的理论实质在于，他将这样的儒教理念和至上无上的神祇和哲学本体天神结合，使儒教理念和天神之道天道一体化”[18]14。当今的社会和人生，我们仍然需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在社会中进行角色定位，面临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选择，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君子道德规范的根本要求，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是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之一。我们已经历了古代尊重儒家、崇拜儒家到近代批判儒家的历史，现在进入到使用儒家思想的时代，发挥好儒家君子观的“五常”道德要目，可以更好地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在历史传统和当今现实之间，进行有机结合和承前启后。张岂之先生指出：“儒学不是神的文化，而是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文化，讲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作为的人；与人讲诚信友善，讲互相尊重；讲己所勿欲，勿施于人；讲忠恕之道。”[19] 参考文献： [1]徐广东.三纲五常的形成和确立:从董仲舒到《白虎通》[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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