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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 ——段氏学术的光与影 作者：陈鸿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文化》第4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初八日庚戌 耶稣2019年1月13日 【提要】段玉裁自谓譔《说文注》之前，先纂有一540卷的长编，名《说文解字读》，然后据此长编檃括成《注》。本文详考段氏《说文注》成书之经纬，断定540卷长编之说事属子虚，其所以造为此说，实与当时江南学术圈传言其书剿袭他人之说有关。本文从段氏相关著作及友朋书札，考察《说文注》成书过程的一些纠葛，并对前述传言之虚实作出评断。 【关键词】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说文解字读》 乾嘉学术 清代《说文》研究，有所谓四大家之说，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义证》、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这四家之中，尤以段玉裁《说文注》创获最多，王念孙为段书作序，称其书「千七百年来无此作」，[1] 也就是自有《说文》以来，没有一本着作，能像《段注》那样卓荦千古。段书虽有不少武断之处，但他创通条例，发明许君说解，特别是由古音通形声、假借之邮，因声求义，使先秦、两汉古义粲然大明，一直到今天我们读它，还是觉得胜义纷出，益人神智。过去学者称它为清代汉学考据扛鼎之作，诚无愧色。  段玉裁像 段氏《说文注》于嘉庆十二年成稿，[2]后来陆续增补修订，这可从书中引证诸家之说看出。《段注》一篇上「三」字下引陈奂之说；[3]另外，「蕲」、「告」、「嚏」、「笠」字下引汪龙之说。[4]陈奂受业于段玉裁门下，在嘉庆十七年冬；[5]段氏与汪龙订交则在嘉庆十八年，[6]这是《段注》引书年代的下限，可见此书嘉庆十二年告成后，仍持续进行增补。由于卷帙庞大，加上段氏不断增改，全书三十卷直到嘉庆二十年五月始刻毕，[7]同年九月八日段氏病卒，享年八十一，距《说文注》全书刻成仅三、四个月，所以段玉裁注《说文》可说是终生以之。段氏除《说文注》之外，另着《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诗经小学》三十卷、《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三十卷、《周礼汉读考》六卷、《仪礼汉读考》一卷、《六书音均表》五卷，并校勘群经《注疏》、《经典释文》、《国语》、《汉书》、《荀子》、《列女传》、《广韵》、《集韵》等书，可以说这一切譔着，都是为了成就《说文注》的奠基工程。因此，《段注》能够成为不朽名著，背后是一个学者孜孜矻矻，露纂雪钞，穷其一生精力，尽瘁于此。段玉裁六十岁以后健康情况并不好，他给刘台拱的信里，屡屡谈到他病中著述情况，从这些信札所述，可以说，《说文注》最终得以告成，凭借的是他过人的意志力和学术坚持。 历来有关《段注》的研究论著，可说汗牛充栋。但有个面向是过去学者未曾触及的，就是《段注》成书与当时江南学术圈的关系，有些是非公案，迄今并未厘清。我今天的报告，就是想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段注》成书的一些纠葛。 有关《说文注》成书经纬，段玉裁曾自述： 始为《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既乃櫽桰之成此注，发轫于乾隆丙申，落成于嘉庆丁卯。[8] 根据此文，他注《说文》之前，曾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说文解字读》，然后在这基础上，隐括成为今本《说文注》三十卷。这项工作发轫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告成于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历时三十二年。《段注》书后有一篇陈奂的〈跋〉，〈跋〉中也有相应的说法： 先生自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去官后注此书，先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抱经卢氏、云椒沈氏曾为之序，既乃简练成《注》。海内延颈望书之成，已三十年于兹矣。[9] 陈奂〈跋〉中谈到，段玉裁乾隆四十五年从四川辞官回到江南，开始注《说文》，先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段、陈两人之说，具体年代虽有出入，但并不矛盾。段氏发轫于四十一年之说，指他开始纂辑《说文解字读》之年；陈奂的说法，指的是段氏乾隆四十五年辞去巫山知县后，开始专力注释《说文》。段玉裁（1735－1815）、陈奂（1786－1863）两人相差五十一岁，陈奂嘉庆十七年冬受业于段氏门下，这一年段玉裁七十八岁，已届暮年。陈奂着《师友渊源录》一书，书中谈到段玉裁事迹有不少错误，可见陈奂对段氏早年事迹，其实了解并不深。陈奂〈跋〉中所述的「先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既乃简鍊成《注》」，以及卢文弨、沈初曾为《说文解字读》作序，这些说法似乎得自段氏叙述，陈奂未必亲见这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详下）由于五百四十卷长编之说，出自段玉裁夫子自道，又经过陈奂补述于后，所以历来研究《说文》学史，以及段氏学术的学者皆承用此说，并无异辞。 在进入正题讨论之前，我想先谈谈段氏研究《说文》的脉络。段玉裁现今存世的《说文》著作，除《说文注》外，另有嘉庆二年夏、秋间与周锡瓒、袁廷檮合校的《汲古阁说文订》一卷，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说文补正》钞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说文解字读》残本。通过这几种刊本、钞本的考察，我们对段玉裁《说文》研究的进程，可以有较深入的了解。 《汲古阁说文订》主要依据苏州地区几位藏书家的收藏，如王昶所藏宋小字本《说文》，周锡瓒所藏另一种宋本，以及叶石君（万）、赵灵均（均）旧藏两种不同的宋钞本，外加宋刊、明刻两种《说文五音韵谱》，和《集韵》、《类篇》所引徐铉旧文，用以校勘当时通行的毛氏汲古阁本《说文》之妄改，借以恢复徐铉本的旧貌。这书成于嘉庆二年，段玉裁在此之前虽也曾校过《说文》，但限于条件，他主要依据的是他校法和理校法；荟聚各种《说文》善本进行校勘，则始于嘉庆二年。  《汲古阁说文订》书影 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的《说文补正》是个钞本，不分卷，前后无序跋，共九十叶，计249条，其中有几条重出，所收之字前后并无序次，大概是段氏平居校理《说文》，随就考证所得条录而成的札记。《补正》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增补今本《说文》的缺脱，凡许慎说解出现的文字，今本《说文》无篆字的，段氏均认为是今本脱漏，因此以意补之。这些增补之字，在我们下面将谈及的《说文解字读》里，段玉裁则改依江声之说，认为许慎「解说内或用方言俗字」，[10]其字未必皆在《说文》9353字之中，不烦费事增补。《补正》大部分条目还是在校正许书文字的譌误，少数是考释古义。这些文字校勘工作，主要根据《尔雅》、《毛传》，以及《玉篇》、《释文》、群经义疏、两《汉书》注、《文选注》等书所引《说文》为依据。水部之字，则多依《汉书‧地理志》校改；还有一些条目是段氏以意改之，并无文证。根据我的考证，《补正》应该是段玉裁在四川任官时所撰，这个钞本钤有两方吴省钦的印章，应是吴氏旧藏。吴省钦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由翰林院侍读外放四川学政，翌年二月到任。[11]当时段玉裁任四川富顺知县，两人在四川任职时颇有交往，段氏自撰的〈六书音均表序〉，即托名吴省钦作。[12]吴氏乾隆四十二年秋任满，十二月一日离蜀回京，[13]此后段、吴两人即无往来记录，因此，我们可据以推断：傅斯年图书馆所藏这个钞本应该写成于乾隆四十二年冬以前。 段氏何时开始从事《说文》研究？刘盼遂编的《段玉裁年谱》并无记载。今据段氏所编《戴东原年谱》乾隆二十年条载： 是年以《方言》写于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上方。……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观，遂携至玉屏。壬辰入都，拜先生于洪蕊登京寓，先生索此书。……玉裁旋入蜀，竟以道远难寄，藏弆至今。然假此书时，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将读《说文》耳。[14] 庚寅、己丑为乾隆三十四、三十五年，据段氏自述「假此书时，乃始将读《说文》」，可知段玉裁开始读《说文》在乾隆三十四、五年间。另据四十年十月段氏〈寄戴东原先生书〉，信末谈到： 玉裁入蜀数年，幸适有成书。而所为《诗经小学》、《书经小学》、《说文考证》、《古韵十七部表》诸书，亦渐次将成。今辄先写《六书音均表》一部，寄呈座右，愿先生为之序。[15] 这里提到的《说文考证》，指的应该是《说文补正》这类考证札记。通过《补正》钞本，我们可约略看出段氏早年研究《说文》的心得和造诣。 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说文解字读》（以下简称「北京本」），存卷一至卷六，及卷八，共七册。《说文》本文共十四篇，第十五篇为〈说文叙〉。北京本每篇为一册，则原书至少有十四册，现缺其半。此书1995年曾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许嘉璐先生作序，并由朱小健、张和生两位教授加以点校。此本卷首有王念孙弟子王萱铃题识，和段玉裁女婿龚丽正，也就是龚自珍父亲的题款。王萱铃题识说此本「首八十八翻为懋堂先生手书」，其说不知何据？依我所见段氏手稿和书札笔迹，以及《说文补正》几处段氏批语，二者字迹显然不同，这应该是个传录本。此本卷首冠有乾隆五十一年中秋前三日卢文弨的〈序〉，次为沈初〈序〉，未署年月，即前引陈奂〈跋〉中所说的「抱经卢氏、云椒沈氏曾为之序」。但北京本和段玉裁所说的五百四十卷「长编」，二者性质显然不同： 1.北京本依《说文》十四篇，每篇各为一册；但每篇之内各部连属，并无分部独立的痕迹。 2.《说文》分540部，北京本并非每部皆具。张和生、朱小健合撰的〈《说文解字读》考〉一文曾统计：以现存《说文解字读》七册和《段注》相应各篇比较，《段注》此七篇共267部，4751字；北京本仅有181部，1297字。[16] 3.北京本每部之内，并非《说文》所有之字俱全。如《说文》一篇下艹部共445字，重文31字，北京本仅有103字；《说文》二篇上口部共180字，重文21字，北京本只有24字；辵部118字，重文30字，北京本仅22字；足部83字，重文4字，北京本仅19字；三篇上言部247字，重文32字，北京本仅有39字。 从这三点看来，北京本不象是长编性质，毋宁更近于条考式札记。 我曾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说文补正》和北京本相应部分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补正》考正文字各条，多被迻录在北京本之上；亦有两条并列，即《补正》之外，另有后来新撰的考证或增订之条，两条并陈，以待日后论定者；其中北京本大幅改动的仅有数条。可见北京本系由《补正》之类的札记，加上后来考订所得，增益而成，其条目较《补正》增加甚多，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段氏《说文》研究的进展。但北京本列字并非全依《说文》原书次第，有少数淆错之处。另外，如刚才提到的，不少条目详略并陈，未及删并为一；也有同一字两条并列，前后异说，未及删正统一者。根据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北京本还不是最后定本。 北京本成书年代，学者并未作深入讨论。我们可以根据几个内证和旁证，来推定它的着成年代。其一、攴部「斁」字条批评王鸣盛《尚书后案》之误： 《周书‧梓材》：「惟其斁塈茨」、「惟其斁丹雘」，《正义》曰：「二文皆言『斁』，即古『涂』字。」……近王光禄凤喈《尚书后案》昧于《正义》所云「〔二文〕皆言『斁』」，乃据《说文》「雘」下引「 这一大段文字亦见于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卷十八，[18]其中「近王光禄凤喈《尚书后案》」十字，《撰异》作「近人」，其余文字皆同。北京本除「斁」字条标示年代外，人部「代」字一条，文末也有纪年，作「丙午闰七月」，[19]「丙午」为乾隆五十一年。我们刚才提到，北京本书前冠有乾隆五十一年中秋前三日卢文弨〈序〉，包含这〈序〉前八十八叶既然出自同一人手笔，这意味北京本全书誊写必在五十一年中秋以后。  《尚书后案》书影 其次，艹部「芘」字条引述王念孙《说文》校语，[20]段、王结识订交有具体年代可考。根据王念孙〈答江晋三论韵学书〉所述： 己酉（五十四年）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获把晤，商订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声，月、曷以下非脂之入，当别为一部；质亦非真之入。又质、月二部皆有去而无平上；缉、盍二部则无平上而并无去。段君从者二（谓侯部有入声，及分术、月为二部），不从者三。[21] 段氏因为祖坟争地，与人发生冲突，缠讼多年，五十四年八月曾一度避难入都，冬间始返，[22]此为段、王初次见面。王念孙《说文》校语并未付梓，王氏曾把《说文》稿本送给段玉裁，这点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芘」字一条是驳王念孙之说的，我们可以肯定「芘」字这条必写于五十四年秋冬以后，当然这也意味着北京本着年成代必在乾隆五十四年秋冬以后。 第三，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序》曾言： 乾隆四十七年，玉裁自巫山引疾归，养亲课子之暇，为《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又为《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始箸雝涒滩（按五十三年戊申），迄重光大渊献皋月（五十六年辛亥五月）乃成。[23] 根据这段自述，可知段氏从四川辞官回江南后，乾隆四十七年到五十六年这十年间，他最主要的譔述工作是《说文解字读》和《尚书撰异》。段氏此处并未明言《说文解字读》成于何年，前面所引四十年冬段玉裁致戴震信中谈到，他在四川任官时着《尚书小学》、《说文考证》等书，《古文尚书撰异》和《说文解字读》自然是在这两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段氏除《尚书》外，另着有《诗经小学》一书，今本仍沿用旧名。《尚书小学》何以要改名《古文尚书撰异》？原来，段玉裁乾隆四十五年辞官，第二年回到江苏，归途特地到南京锺山书院拜访钱大昕，当时钱氏主锺山讲席。在《洪范‧撰异》里，段玉裁曾经追忆： 辛丑（四十六年）之四月，自四川引疾归，途谒钱詹事于锺山书院。……忆詹事又言：「考证果到确处，便触处无碍，如东原在都门分别《水经》与郦《注》，得其体例，涣然冰释。」余闻其说，即闭门校此书，一一与合辙。今以玉裁分别今文、古文者告之詹事，当亦为之大快也。[24] -93913.jpg) 钱大昕像 《古文尚书撰异》有两大内容，一是校订文字、考释古义，即《尚书小学》原来的性质；另外则是创通条例，分别汉代今、古文《尚书》经字异同。从上引《撰异》文末两句，可以感受到段氏当时兴奋之情。钱大昕「得其体例，涣然冰释」的说法，给了段玉裁很大的启发，在《说文注》里随处可见段氏创通许书、发凡起例之用心，这种探索许书条例的作法，其实在北京本已可看到；《周礼汉读考》更是推求「汉读条例」的创辟之作，段氏依据郑玄《周礼注》的训诂用语，分析「读若」（读如）、「读曰」（「读为」）和「当为」（「当作」）三组训诂用语内涵之异同。《说文解字读》和《古文尚书撰异》譔着年代相近，我们比观两书，可以清楚看到：《说文解字读》涉及《尚书》文字时，段氏常刻意分析今、古文经字异同；另有不少条目，两书互见，以北京本玉部为例，「瑁」字条段氏驳虞翻论郑玄解《尚书》违失一段，文字与《顾命‧撰异》全同；[25]「玪」字条论「伪《古文尚书》作『璆琳』，郑注《尚书》作『璆玪』」一条，亦见于《禹贡‧撰异》；[26]「玭」字条校改许书「玭珠之有声」五字，当作「玭，蚌之有声者」六字，同样见于《禹贡‧撰异》；[27]前面提到的「斁」字一条，也是一例。段氏《尚书撰异‧序》，虽说《说文解字读》创稿于乾隆四十七年，但从北京本与《撰异》存在不少文字雷同的条目这点来推敲，加上前引王念孙「芘」字一条，可知北京本写成年代不得早于乾隆五十五年以前，甚至在《尚书撰异》五十六年成书之后。一些学者根据卢文弨〈序〉末署五十一年八月，即认为《说文解字读》成于乾隆五十一年，恐怕过于轻断。 前面提到，《尚书撰异‧序》所说的《说文解字读》，是个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这和北京本仅是一些条考式的札记，二者性质很不相同。北京本《说文解字读》为周叔弢先生旧藏，1952年连同一些善本秘籍共715种，2672册，一同捐赠北京图书馆，但这钞本一直未被外界所知。北京本见知于世，最早是由日本学者阿辻哲次于1981年先后发表两文介绍于世，一是〈北京图书馆藏段玉裁说文解字读初探〉，刊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3集；[28]另一篇为〈北京图书馆藏段懋堂说文解字读について〉，刊于《东方学报》第53册。[29]在后一文，阿辻氏同时钞录了北京本前面六十几叶。阿辻氏考证，他认为北京本并不是《说文解字读》原书，真正的《说文解字读》应该另有其书；而北京本书前所冠的卢文弨、沈初两〈序〉，他认为是从他书迻录来的。阿辻氏说北京本不是五百四十卷的《说文注》长编，这话自然不错；但说北京本不是《说文解字读》原书，则极唐突。我们看北京本书前所冠卢文弨〈序〉说： 吾友金坛段若膺明府，于周秦两汉之书，无所不读；于诸家小学之书，靡不博览而别择其是非。于是积数十年精力，专说《说文》，以鼎臣之本颇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为不失许氏之旧。顾其中尚有为后人窜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复之，悉有左证，不同肊说。详稽博辩，则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书以繁为病，而若膺之书则不以繁为病也。何也？一虚辞，一实证也。盖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30] 另外，沈初〈序〉言： 吾友段若膺明府，博学好古，既梓其所着《音韵表》以传世矣；复得见其《说文解字读》一书，订其舛譌，别其同异，辨其是非，证以金石文字与周秦以下诸子百家之记载，条分而缕析之。于徐氏之说，精核而详定之，诚为叔重之功臣已。……况《说文》尚是篆体，汉之去周未远也，叔重之书，后世之信而可从者莫是若矣。第为后人窜改缺漏，则非得博闻卓识者为之考核精审，以定厥宗，犹有遗憾焉。今得明府书出，助经文之诂训，作后学之津梁，固非《玉篇》以下为字书者所能窥测其涯涘者矣。[31] 细读两家〈序〉文，完全没提到段玉裁有为《说文》作注的意图，此点至关重要。卢、沈两家推许段氏《说文解字读》的成就，主要在考正今本《说文》窜改、漏落，和列字前后失次，「订其舛譌，别其同异，辨其是非」，以还许书之旧。两家〈序〉中所言，与北京本内容若合符节，因此，说北京本不是《说文解字读》原书是说不通的。但段氏在北京本之外，到底有没有另一个五百四十卷的长编存在？我认为此一长编事属子虚，并不存在。 《说文》正篆有9353字，分为五百四十部，则所谓五百四十卷长编，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它应该是依《说文》部次，每部自为一卷，每卷各字之下（或大部分的字下），荟集有关许君说解「文字校订、字义考释以及字体结构分析、字音审订」等相关材料，汇成长编。而所谓「简鍊成注」，则是依据这些先期的考释材料，删繁就简，撰成《说文注》。我们下面将论证，无论从时间上来推考，或从事理上分析，段氏注《说文》之前，不可能在北京本之外，另有余暇，再纂录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 段玉裁譔着《说文注》过程，在他给刘台拱（端临）的手札里有详细的记述。这些手札，撰写当时未必料到会流传后世，今天却成为我们考证《段注》成书始末最可靠的史料。现存段氏与刘台拱书札有三十几封，刘盼遂《经韵楼文集补编》收录了三十一通，部分原件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其中有两封是刘盼遂《补编》失收的。[32]要讨论《段注》成书原委，应先确定段氏开始注《说文》究竟始于何年？刘盼遂《段玉裁年谱》将此系于乾隆五十九年，[33]其依据为《补编》卷下〈与刘端临第九书〉： 弟近日于《说文》，知属辞简鍊之难；考核于素者，则固不误者多也。「禂」字下小徐引《诗》「是禡是禂」，大徐乃入之许君正文；《尔雅》及杜子春引《诗》皆作「既伯既祷」也。刘春浦之覼缕，乃徒多事耳，故知读书最难是得善本也。「卟」字下引《书》「卟疑」、「禜」字引《记》「雩禜」，其误正同。大约示部既成，义例便可定。[34] 我们知道：《说文》一篇上，一部居首，其次是上部，示部第三，玩味信中「近日于《说文》，知属辞简鍊之难」，以及「大约示部既成，义例便可定」两文，可以推知，这信确为段氏开始「将《说文解字读》隐括作《注》」后不久所撰；但刘氏将此信系于乾隆五十九年，则颇可商搉。按此信谈到： 次儿 《戴东原集》刻于乾隆五十七年，由臧庸、顾明任校讐之役，但此书刻成后，段氏发现书中文字颇有譌误，因此这年八月另作〈校记〉附刻书后，[35]故此信说戴《集》「刻成费而不佳」。五十七年为大比之年，即壬子科乡试，这和信中所言段  《戴东原集》书影 我们将前面所述几个时间点再作确认：(1)据卢文弨、沈初两〈序〉观之，至少乾隆五十一年秋，段玉裁尚未有为《说文》作注的意图。(2)从现存《说文解字读》「芘」字一条，可以确定北京本写成年代，必在五十四年秋以后。(3)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五月之间，段氏主要从事《尚书撰异》的著述工作。(4)段氏因为祖坟迁葬，新阡未与地主商定，至于动武，段父被殴伤，段玉裁则由本县提控，这事一直缠讼到嘉庆四年七月，段家迁坟改葬，五年春才告结案（详下）。依据《年谱》所载，乾隆五十八年以前，段氏生活一直处在不安定状态：五十四年八月入都，其冬由北京南返；五十五年春夏之交，客游武昌，在湖广总督毕沅幕；五十六年七月，游常州；五十七年夏，刻《戴东原集》成；十月，举家迁居苏州。[41]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段玉裁在乾隆五十五年北京本誊写清本之后，至五十七年夏注《说文》之前，不可能有余裕从事另一本五百四十卷长编巨帙的纂辑工作。其次，从事理上来看，北京本至早五十五年誊写清本，尚未删汰录为定本，随又另起炉灶，重编另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情理上也不好说。《经韵楼文集补编》收录一通段氏寄赵怀玉的短札，这信至关重要，但一直为学者所忽略，信中全文为： 弟日来删定《说文》旧稿，冀得付梓。东原师《集》刻虽成而多未妥，容日再寄。肃候近安，不一。味辛大兄先生座右，愚弟段玉裁顿首。[42] 前面谈到，《戴东原集》于五十七年夏刻成，赵怀玉闻讯，来信索求其书，段氏覆信应该撰于五十七年夏。[43]这短札传达了一个讯息，即这年夏间，段氏原拟「删定《说文》旧稿，冀得付梓」，其时《说文注》尚未着手为之，所谓「《说文》旧稿」，指的自然是北京本《说文解字读》一类成稿，可见段氏《尚书撰异》告成后，曾考虑将《说文解字读》重加删订，写成定本，以谋付刻。五十七年七月〈与刘端临第九书〉言「月底梓人将到，《尚书》之刻不能已矣」，推测《尚书撰异》五十六年五月成稿后，翌年全书写定，将付梓人；同时又拟「删定《说文》旧稿」，继《撰异》之后，次第付刻。而同一时间，段氏复分神另编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说文》长编，这在情理上断无可能。因此，段氏注《说文》之前，曾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这个说法应该是段氏虚构的。〈与刘端临第九书〉所言「考核于素者，则固不误者多也」，自指北京本之类成稿而言。而段氏由「删定《说文》旧稿，冀得付梓」，到转念改注《说文》，这两封信都撰于五十七年，一前一后，时间是密接的。段氏动念拟注《说文》，首先应与邵晋涵《尔雅正义》刊行后受到高度评价有关，段玉裁致邵氏信中，推许「《尔雅正义》高于邢氏万万，此有目所共见」。[44]邵书的成功，促使当时深通故训小学者竞相从事，陈鱣着《说文正义》，乾隆五十四年已成初稿；[45]王念孙则于五十三年八月着手疏证《广雅》，五十七年这年，《广雅疏证》已成稿四卷。[46]段玉裁五十四年秋入都时，陈鱣同在京中，通过王念孙的介绍，段、陈二人订交，此后一直维持着密切的交谊。[47]我推测，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原拟刊刻《说文解字读》旧稿，但不久即转念改注《说文》，这种心理转折应与陈鱣有关，五十七年这年陈鱣《说文正义》已成书，段氏殆见其稿，[48]并不满意，因而产生「重为之注」的想法。 以下我们再从段氏《说文注》譔着过程，来印证这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事实上并不存在。现参据段氏与刘台拱书札等材料，将他五十七年夏开始注《说文》，到嘉庆十二年《说文注》初稿完成，这十六年间段氏工作进程排成简谱：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段氏五十八岁 是年夏，始撰《说文注》。（〈与刘端临第九书〉） 八月，撰《戴东原集‧校记》一卷。（《戴集‧校记》段氏识语） 十月，因避金坛讼事，移家苏州。（刘盼遂《段玉裁年谱》）时钱大昕主讲紫阳书院，因得时时过从讨论。（《文集补编》卷上〈陈仲鱼简庄缀文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段氏五十九岁 自上年迄本年，由于金坛讼事，「心绪如棼，兼之外感，故心脉甚虚，少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无法读书。（〈与刘端临第四书〉）七月十四日，〈第五书〉言：「弟数年来心事沈郁，故今夏病虽不重，而精力大改；兼之臂痛，未识医能治之否？私惧《说文》等书不能成。」 七月，始撰《周礼汉读考》，「拟秋间完功此书为善」。（〈与刘端临第五书〉） 按是年段氏搁置《说文》旧业而治《周礼》，盖《说文》卷一示部、玉部之字多涉及礼制、名物。〈第五书〉言：「弟坛邑事（按指金坛讼事）糜烂不可言。……心烦虑乱，潦倒不可言。」 九月，娶孙媳，为二子析箸。（〈与刘端临第五书〉） 是月，〈与刘端临第六书〉言：「弟近日看屋迁居，总不合意，甚矣其难，心绪棼如。亦复校正《仪礼》，颇有创见。……《周礼汉读考》亦已到〈秋官〉大半。……今年校得《仪礼》、《周礼》、《公羊》、《谷梁》二传，亦何义门、惠松厓旧本，将来携以呈政。」 按段氏所以分力校勘二礼二传，正为《说文注》积累训诂材料。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段氏六十岁 是年春，《周礼汉读考》六卷告成；继撰《仪礼汉读考》。（〈与刘端临第七书〉） 三月，从周锡瓒借得汲古阁影宋钞本《集韵》，以校曹楝亭刻本。（同上） 秋，校勘《毛诗》。 七月五日〈与刘端临第八书〉言：「弟本拟出门送考（按指送段 八月，伤足，甚剧。（刘盼遂《段玉裁年谱》） 乾隆六十年乙卯段氏六十一岁 四月，至丹徒，晤刘台拱。（〈与刘端临第十一书〉） 七月，〈与刘端临第十一书〉言：「别来已七旬矣，归时颇自整顿，欲有成书。而脚痛之外，加之疮烂疥烦，展转两月，全废书本，可叹！」 按此札下文言金坛讼事：「五月内乃有五日、十二日频催到坛，近日又奉府移关到苏，使我劳劳。」又言：「奉上……《毛诗故训传》四本，此书凡硃笔注处，皆弟惬心贵当之言，最堪探讨。」则校《毛传》之役，是年夏业已告竣。 冬，《仪礼汉读考》未竟而辍业，重理《说文》。（〈与刘端临第十四书〉） 嘉庆元年丙辰段氏六十二岁 正月，成《说文注》二篇上。 是年正月，〈与刘端临第十四书〉言：「弟到今疮不痊愈。客冬至今，勉治《说文解字》，成第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积既多，触处逢源，无所窒碍，言简而明。此书计三年可成，足以羽翼汉注，足以副同志之望，看来有必成之势矣。」 是春，赴句容，停留三四旬。四月，〈与刘端临第十五书〉言：《说文注》二篇下草稿尚未毕。 秋，《说文注》第三篇已毕。 九月一日，〈与刘端临第十六书〉言：「弟自立秋后颇健，每日得书一叶，《说文》第三篇已毕。中秋以后则又懈怠，看来五年内能成此书为幸，不能急也。……脚已坏而疮不绝，终日所苦者，惟查书之苦耳。……《说文》一书，赖吾兄促成之，然已注者十之三耳，故成之不易也。」 嘉庆二年丁巳段氏六十三岁 正月，病二十日。（〈与刘端临第十七书〉） 春，《说文注》至五篇下食部。（同上） 是夏，与袁廷檮、周锡瓒据王昶所藏宋小字本《说文》、周氏所藏宋本，明叶石君、赵灵均两景宋钞本，及《五音韵谱》宋、明二椠本，汲古阁《说文》初刻本，暨《集韵》、《类篇》所引徐铉说，校正毛氏汲古阁本先后剜改之失，成《汲古阁说文订》一卷。七月，序而刊之。（本书） 嘉庆三年戊午段氏六十四岁 七月，段氏弟子王国章为刻《周礼汉读考》六卷成。 《经韵楼文集》卷二〈书周礼汉读考后〉言：「戊午刻成，偶一复阅，则已有未确处。」 嘉庆四年己未段氏六十五岁 正月，大病。（〈与刘端临第十八书〉）月杪，复因祖茔讼事至金坛，四月初乃归。（《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与严九能书一、二〉，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有考） 正月杪〈与刘端临第二十一书〉：「客冬弟以事到润，……别时未及面叩。到坛，至岁杪乃回苏，感冒寒病，近日稍甦，又将束装。……衰年心血已枯，心中不快特甚，……盖《说文》全书恐有难成者矣。近者又随家严至坛，了祖茔公事，不得已也。」此信言及「陈藩台又逝，此间少一知己」，按江苏布政使陈奉滋卒于嘉庆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八五本传）又二月撰〈第十八书〉言：「弟于前月廿七日发一信，不知已收到否？」则此札一月廿七日撰。 本年《说文注》无甚进展。欲延臧庸、顾广圻襄助，事皆不果。迄中秋后，仅成二十叶。 是年段氏因春病及金坛讼事缠身，未能读书。〈与刘端临第十八书〉言：「弟正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复到金坛，事之无可如何者也。弟于学问深有所见，苦一切缠绕，不尽所长。……近来宿食不宁，两目昏花，心源枯槁，深惜《说文》之难成。」又言：「意欲延一后生能读书者相助完《说文》稿子而不可得。在东已赴广东，为芸台刊《经籍籑诂》；千里亦无暇助我，归后再图之。」〈第十九书〉言：「弟自冬入春，了无佳趣。由春多心病，不能读书。既不能读书，则一切不适意。」又〈第二十书〉言：「荏苒又过中秋，……弟近来微理旧业，然今年所成者二十叶耳。」 嘉庆五年庚申段氏六十六岁 四月，《说文注》迄无进展。 是年四月〈与刘端临第二十二书〉：「弟自度岁至今，未曾读书，于《说文》曾未落笔，总觉不能用心，盖蒲柳之质柔脆使然，此书殆恐不能成。」 秋，《说文注》大幅进展，已至八篇上。 七月，〈与刘端临第二十四书〉：「弟自四月以后，乃觉心疾霍然，成书七十余叶，才到第八篇人部、匕部竣事耳。日西方莫，恐其不成可惜，图迎臧在东相助，而未知其肯来否？」又言：「弟近拟为《仪礼汉读考》，庶使读《仪礼》所得，不付子虚。」 是年《说文注》成稿百四十页，第九篇已发轫。 是年冬〈与刘端临第二十六书〉：「入冬来，贱体大好，今年《说文》稿成百四十页，第九篇已发轫矣。」 嘉庆六年辛酉段氏六十七岁 春，病甚，《说文注》无甚进展，拟请王引之续成之。（〈与刘端临第二十七书〉，又〈二十九书〉） 秋、冬间〈与刘端临第二十八书〉言：「裁精力大衰，拙着恐不能成。……《诗经‧毛传》弟年来有所增益，可以成书。」（拙作〈《段玉裁年谱》订补〉） 是年为阮元参订《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说文注》仅成三叶。 十一月二十六日〈与刘端临第二十九书〉：「弟衰迈之至，《说文》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书请王伯申踵完，伯申杳无回书。今年一年为他人作嫁衣裳，《说文》仅成三页。」（拙作〈《段玉裁年谱》订补〉） 嘉庆七年壬戌段氏六十八岁 是年为阮元审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嘉庆八年癸亥段氏六十九岁 六月，段父卒于苏州，年九十四。（刘盼遂《段玉裁年谱》） 冬，为阮元审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事竣，续理《说文》。 嘉庆九年甲子段氏七十岁 是年春，《说文注》尚有五卷未成。（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段氏致刘端临手札云：「弟冬间稍可，至春乃入病境耳。去冬于阮公书毕，乃料《说文》，未注之五卷，不识能成否？」（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原系于嘉庆十年，今改次于本年） 六月，与王念孙书：「弟七十余耳，乃昏眊如八、九十者，不能读书。唯恨前此三年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时拙着不能成矣，所谓一个错也。」（《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与王怀祖第一书〉） 嘉庆十年乙丑段氏七十一岁 五月二十二日，刘台拱卒。（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 十二月，请王念孙为《说文注》撰序。（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 嘉庆十一年丙寅段氏七十二岁 是年冬，《说文注》尚有二卷未成。（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 是冬〈与王怀祖书五〉：「弟夏天体中极不适，冬日稍可，当汲汲补竣。依大徐三十卷，尚有未成者二卷也（十二之下、十三之下），今冬、明春必欲完之，已刻者仅三卷耳。精力衰甚，能成而死则幸矣。……求序出于至诚，前函已详。」（《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 嘉庆十二年丁卯段氏七十三岁 是年《说文注》全书稿成。（《说文注》卷十五下）  《段王学五种》之《段王学年谱》书影 从上列简谱可以看出，此《注》时作时辍，段氏寄刘台拱信中多次提到，深恐《说文注》不能终厎于成，因此，数度想请当时年轻精锐学者臧庸、顾广圻、王引之等人相助，完成其事，但皆未能如愿。最后，得到江声之孙江沅的协助，嘉庆十二年全书稿成；一直到嘉庆十八年冬，《说文注》刊刻将半，江沅才离去。[49]此书撰著过程，段氏一面慨叹《说文注》成书之难，一面则心多旁骛，屡屡转而研究他业。如五十七年夏开始注《说文》，翌年七月，段氏转而研究《周礼注》。五十九年春，撰成《周礼汉读考》六卷，随又续撰《仪礼汉读考》；其事未竟，又转而校勘《集韵》；六月，《集韵》校毕；又续校《毛诗》。这显示段氏《说文注》进行不久后，即遇到瓶颈。嘉庆元年正月，段氏寄邵晋涵书： 玉裁前年八月跌坏右足，至今成废疾，加之以疮，学问荒落。去年始悉力于《说文解字》，删繁就简，正其譌字，通其义例，搜转注、假借之微言，备故训之大义，三年必可有成，亦左氏失明、孙子膑脚之意也。[50] 从这信可知，他专力注《说文》在乾隆六十年。[51]给邵晋涵、刘台拱信中，他乐观地认为「此书三年可成」；但同年秋〈与刘端临第十六书〉谈到：「脚已坏而疮不绝，终日所苦者，惟查书之苦耳。」这几句话最可作为段氏注《说文》之前，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长编的反证。在这信里谈到，《说文》「已注者十之三耳，故成之不易也」，不过半年时间，心境截然而异。可以说，他真正着手注《说文》后，才清楚意识到，北京本所荟聚的材料远远不敷使用，所以注示部、玉部时，不得不重肄郑玄《礼注》；五十九年校《集韵》、《毛传》，其实皆在积累训诂材料，因此，我不认为他注《说文》之前，先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 上列简谱有一特别值得留意之处。嘉庆五年四月，〈与刘端临第二十二书〉谈到：「弟自度岁至今，未曾读书，于《说文》曾未落笔。」但同年秋，段氏《说文注》忽然大幅进展，成书七十余叶，八篇上人部、匕部业已告竣；而冬间〈第二十六书〉谈到「今年《说文》稿成百四十叶，第九篇已发轫」，即三、四个月又成稿七十叶。此较之嘉庆二年春五篇下食部以后，即进度迟缓，前后大相迳庭。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即是嘉庆四年十二月，阮元《经籍籑诂》在广东刻成。[52]我们知道，《经籍籑诂》一书，搜采唐以前群经子史训诂旧义，可说是小学之渊海，此书刊行，给从事小学研究的学者带来莫大的便利。因此，要说段氏注《说文》之前有一个长编，《经籍籑诂》一书更足以当之。段氏嘉庆五年秋〈与刘端临第二十四书〉说到： 《经籍籑诂》一书甚善，乃学者之邓林也，但如一屋散钱未上串。拙着《说文注》成，正此书之钱串也。[53] 同信谈到：「弟自四月以后，乃觉心疾霍然，成书七十余叶。」段书大幅进展其故有二，一为金坛讼事了结；再则《经籍籑诂》适时刻成，一书在侧，〈第十六书〉所言「终日所苦者，惟查书之苦」，自可迎刃而解；且阮书每字「以本义前列，其引伸之义、展转相训者次之，名物象数又次之」，[54]所以王引之〈序〉称其书「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不惟节省检索之劳，从中可得到大量的文证，同时也便于寻讨字词本义、引申和假借的脉络。北京本原即长于考校文字传譌，而《经籍籑诂》则录有大量训诂语料，二者结合，才是段玉裁据以檃括作注的长编。  《经籍籑诂》书影扬州阮氏琅嬛仙馆刊本 谈到这里，诸位想必会问，那段玉裁何以要诡称注《说文》之前，先编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这牵涉到一桩公案，过去学者未曾论及。我们知道，乾嘉之际，家家许郑，江南学者研究《说文》，欲为《说文》作注、作义疏者大有人在，陈鱣着《说文正义》三十卷，钱大昭著《说文统释》六十卷，王绍兰有《说文集注》之作。严可均和姚文田合著《说文疏义》，也纂有《说文长编》，据严可均《说文校议‧叙》说： 嘉庆初，姚氏文田与余同治《说文》，……为《说文长编》，亦谓之《类考》，有〈天文算术类〉、〈地理类〉、〈艹木鸟兽虫鱼类〉、〈声类〉、〈说文引群书类〉、〈群书引说文类〉，积四十五册。又辑钟鼎拓本为《说文翼》十五篇，将校定《说文》，譔为《疏义》。[55] 另外，江声、王念孙也各有稿本；北方学者则有桂馥着《说文义证》。这些学者所着之书或成或否，有的成而未刻，有的半途而废。其中以段氏《说文注》声名最着，因此，江声、王念孙先后将自己的稿本送给段玉裁，这点我们下面将会谈到。严可均和姚文田合著的《疏义》也半途中辍，严氏将其中校订《说文》的材料，录为《说文校议》一书；所汇声类材料，严、姚两家各纂有《说文声系》之书。还有一些学者则专门从事某些专题研究，如钱大昕弟子钮树玉，着有《说文考异》、《说文新附考》等书。《考异》一书，专门搜集群书征引《说文》的材料，以订正今本《说文》文字传譌，用力甚专勤。钮氏曾将《考异》书稿就正于段玉裁，今本《段注》称引钮氏之说仅有六处，但有一些地方段氏采用其说，却未明言出自钮氏所校。因此段书出版后，钮树玉着《段氏说文注订》八卷，书中不少地方指出，《段注》校改之字，「盖本余说」、「全本余说」，如： 「桅」改为「栀」，余《新附考》有此说。[56] 「 「 「 「 这种例子共二十余见，有几条钮树玉指证历历，看来段玉裁曾参用其说应无疑义。 段氏掩用他人成说之举，钮树玉并不是孤例。以王鸣盛为例，北京本引王氏之说共有三处，[57]「返」字条依用王说，「逑」、「斁」两条则辨正王氏之非。我们看段玉裁采用王说这条，《说文》辵部「返」字下引「商书曰祖甲返」，但今本《尚书》并没有「祖甲返」之文，段氏原先认为此句「疑许君见孔壁十六篇中《商书》语」，后来改从王鸣盛所校，北京本「返」字条末说： 壬寅岁（乾隆四十七年），见王光禄鸣盛《尚书后案》云：「《说文》引『祖甲返』，疑即〈西伯 今本《段注》此文改作「祖伊返」，与王鸣盛之说正同，但段氏未提及王说，却说是依《集韵》校订的。[59] 再以钱大昕为例。钱氏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经史名家，他虽没有《说文》专著，但《潜研堂答问》和《养新录》里都有与《说文》相关的条目。二书刊刻在北京本之后，所以北京本有四处引及钱氏之说，皆出自《汉书考异》，这四条后来《段注》并未采用，今可不论。今本《段注》引用钱大昕之说共十五条，其中「免」、「衹」两条则是驳正钱氏之非。[60]但除这十五条外，段玉裁未标明钱氏而剿用其说者，仍历历可见。 以《潜研堂答问》为例，此书现收入《潜研堂文集》，但嘉庆四年《答问》单行先刻，见段氏〈与刘端临第二十书〉，[61]根据这信，段玉裁见过《答问》，当无疑义。《说文》人部说「吊」字「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会敺禽也。」以古文字证之，知许君此说实望文生义，顾炎武《日知录》即驳其说「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62]但钱大昕《答问》很巧妙地引《吴越春秋》「孝子不忍见父母〔遗体〕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之文，为许慎解纷。[63]《说文》解释「吊」字字形固属附会，但钱大昕引《吴越春秋》作解，却是他的巧思和创意。《说文注》「吊」字下说： 《吴越春秋》：陈音谓越王曰：「弩生于弓」云云。按孝子敺禽，故人持弓助之，此释「吊」从人弓之意也。[64] 段氏完全剿用钱大昕之说，一见可知。另如女部「婎」字，大徐本说解作「姿婎姿也」，义不可晓；小徐本作「如婎姿也」，更不知所云。钱大昕始发其覆说： 问：「《说文》婎字注云：『姿婎，姿也。』此语难解。」曰：「『姿婎』即『姿睢』之异文，『姿』与『恣』通，释『姿婎』为『恣』义也。」[65] 检《说文注》「婎」字下云： 「恣」，各本作「姿」，今正。按心部：「恣者，纵也。」诸书多谓暴厉曰「恣睢」，睢读「香季切」，亦平声。睢者，仰目也，未见「纵恣」之意。盖本作「姿婎」，或用「恣睢」为之也。[66] 此注段氏亦剿袭钱大昕之说，极为明白。 再以江声为例，北京本引用江声之说共七见，其中「 沅先大父艮庭征君，生平服膺许氏。着《尚书注疏》既毕，复从事于《说文解字》，及见先生（指段氏）作而辍业焉。沅之有事于校讐也，先征君之意也。[69] 则江沅襄助段氏《说文注》，实出自江声的好意。[70]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中有一篇〈江声传〉，传中谈到： 〔江声〕为《说文解字考证》，及见段大令玉裁所着，多自符合，遂辍笔，并举稿本付之。[71] 《平津馆文稿》刻于嘉庆十一年，当时段玉裁健在，孙星衍说江声曾将《说文考证》稿本送给段氏，应该确有其事。从北京本引用江声校订《说文》六条胜义来看，江氏将稿本交付段玉裁，疑在北京本写成之前。而今本《说文注》全书引用江声之说者，亦仅七见，[72]但段氏袭用江声之说而不着其名，除北京本所见「瓘」、「 江氏叔澐《尚书集注》「荧波」作「荧潘」，云：「据《说文》水部：『潘，水名，在河南荧阳。从水，番声。』言在荧阳，则与荧泽同处，故知此经之当作『潘』字。」玉裁始疑其说，今按《水经注‧济水篇》云云。……江氏谓潘、播、波三字同，故非无证。[73] 江声据《说文》「潘」字说解，断定〈禹贡〉「荥波」，古本《尚书》作「潘」字。《史记‧夏本纪》载录〈禹贡〉全文，日本所存天养古钞本《史记‧夏本纪》，恰如江声所说，此文正作「荧潘」。[74]天养古钞本应属唐人写本，其书所引孔《传》文字，往往与《尚书》敦煌残卷合，此「荧潘」一条可见江氏考订之精。今检《说文注》「潘」字，正剿袭江声之义，攘为己说。[75]另如《说文》氏部：「氏，巴蜀名山岸胁之 考「氏」亦作「是」，见《夏书》，〈禹贡〉曰「西倾因桓是来」，郑《注》云：「桓是，陇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曰桓是。今其下民谓阪为是，谓曲为桓也。（原注：各本误，今校订如此）」据此，则「桓是」即陇 其实引〈禹贡〉「西倾因桓是来」这句以解释《说文》「氏」字，也是江声的创见，段玉裁显然剽袭其说，何以见得？《段注》文中所引郑《注》「今其下民」两句，其实是江声以意校改，江氏《尚书集注音疏》说： 郑康成曰：「桓是，陇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谓阪为是，曲为桓也。」声谓雝戎之人来此州者，道由桓是而来。古「是」、「氏」同字，巴蜀名山岸胁之崔旁着欲落 可知「今其下民」两句，原是江声有意创通许、郑两家之说而「以意改之」，并无其他文献依据。段玉裁「氏」字注完全袭用江氏之说，却以一句「各本误，今校订如此」，冒为己说。从这些例证看来，《段注》剽袭江声之说者，想必不少，而段氏却极诋江声为「小学魔障」，[78]殊不可解。 而《段注》成书最可注意的，是它和王念孙之间的关系。王氏曾撰《说文考正》一稿，根据朱士端引王敬之之说，王念孙曾将《说文》稿本交付段玉裁： 王宽夫先生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说文》，因段氏书成，未卒业，并以其稿付之。后先生见《段注》妄改许书，不觉甚悔。[79] 朱士端曾游王念孙之门，他转述王念孙次子王敬之的话，应非平空杜撰。我们前面提到，北京本「芘」字条引及王念孙之说，段、王初见于乾隆五十四年秋，因此王敬之所谓的「段氏书成」，指的应该是北京本前身，故北京本得以引及王氏之说。王念孙《说文》稿本今不可见，但王氏有关《说文》的札记，现存《段氏说文签记》和《说文解字校勘记》残稿两种。前者专纠《段注》之失，应该是王念孙读《段注》时随手所下的签识，王氏弟子将之条录成册，现有1935年《稷香馆丛书》本。从王念孙对《段注》的驳议看来，王敬之说乃父「见《段注》妄改许书，不觉甚悔」，似非诬言。 《说文解字校勘记》则是桂馥所钞，是个残本，仅存《说文》第一篇及第二篇之半，共119条，因此，此本书后许瀚〈跋〉推度「全书当有千余条」。北京本所引「芘」字一条，正在其中，[80]可以确证此为王念孙校本无疑。我曾将《段注》与王氏《校勘记》残本一一比对。各位知道，《说文》许君说解，大、小徐本时有参差，其解说字形，特别是谐声字，二徐时有改易之处。王氏以大徐为底本，《校勘记》中或存小徐之异，或据小徐订正徐铉之误。《段注》于二徐本参差处，很少讨论，其书或从徐铉，或从徐锴，看似无一定的义例可言。但参照王氏校本，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凡王念孙辨证当从小徐各条，其精审无疑义者，《段注》皆依王说迳行改之而无论证。如艹部「莃」字条，王氏说： 「从艹，稀省声」，《系传》作「从艹，希声」。考《说文》「稀」字注云：「疏也。从禾，希声。」徐锴辨之云：「当言从禾、爻、巾，无『声』字，后人加之。爻者，稀疏之义，与爽同意；巾亦是其稀象。至莃与晞皆从稀省，何以知之？《说文》巾部、爻部并无『希』字，以是知之。」念孙按：徐锴以为莃、晞皆从稀省，故徐铉于此「莃」字注改为「从艹，稀省声」也。今考《说文》莃、唏、睎、脪、郗、晞、稀、俙、欷、豨、絺十一字并从希声；又「昕」字注云「读若希」，则本书原有「希」字明甚。今本无「希」，乃传写脱误，岂得谓本无此字乎？「稀」字而外，从希声者尚有十字，又可一一改为「稀省声」乎？此「莃」字注当从《系传》作「从艹，希声」，后放此。[81] 《段注》「莃」字条直接依小徐本作「从艹，希声」，[82]好像大徐本之误不辨自明，一望而可知。段书此例甚多，如禜、珣、瑞、毒、芸、藸、蘳、 1.「搜」下「茹藘」改为「茹芦」，当本余说，然无引证。（卷一，页3） 2.改「肭」为「朒」，《注》云：「各本篆作『肭』，解作『内声』，今正。」按余以《玉篇》及李善《文选‧月赋注》引，定「肭」当从肉。此既据改，不应全无引证。（卷三，页1） 3.「侮，伤也」，今改「伤」为「 而最为可议的是，段氏辨正他人之非往往直指其名，北京本全书引用王念孙之说仅有「芘」字一条，便是驳王氏改「一曰芘茮木」五字为「一曰芘芣」之非；而其剿袭王氏之说者则绝口不提其名。按《段注》全书引用陈鱣之说仅艹部「葘」字一条，《说文》：「葘，不耕田也。」陈鱣说：「『不』当为『才』，『才耕田』谓『始耕田』，才、财、材皆训『始』。」段氏不以其说为然，谓「『不』当为『反』字之误也」，[83]与王念孙之例正同。今本《段注》明白称引王氏之说者只有八条，其中包含「芘」字批评王念孙说一条，但措辞较北京本隐微罢了。我们从其余七条引文来看，如「禾」字引王念孙说： 莠与禾绝相似，虽老农不辨。及其吐穗，则禾穗必屈而倒垂，莠穗不垂，可以识别。艹部谓莠「扬生」，古者造禾字屈笔下垂以象之。[84] 又韭部「 王氏念孙曰： 又黑部「 王氏念孙曰：《淮南‧时则训》「天子衣苑黄」，高《注》：「苑，读『 从这些引例观之，王氏稿本似乎不仅校正文字而已。此类释义之条，倘未标名，则如羚羊挂角，无形迹可求；然由上引「禾」字一条，可以证知《说文注》艹部「莠」字下，段氏分别禾穗下垂、莠不下垂云云之说，[87]实亦袭王念孙之说。 因时间关系，最后举个有趣的例子，《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从唐石经以下，现存《毛诗》各本皆五字，段氏《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删去「于」字，注云： 古书引皆无「于」字，凡十四见，唐石「于九皋」，误。[88] 陈奂《诗毛氏传疏》承用其说，亦言： 《小笺》云：「古书引皆无『于』字，凡十四见，唐石经有『于』字，误。」[89] 但所谓「古书引皆无『于』字，凡十四见」，徧检段氏著作《诗经小学》、《说文注》及《经韵楼文集》均无其说，所以陈奂引段氏之说也未能指明其例。要校改唐以来相传经书旧文，不明举文证，只浑称引用次数，这在乾嘉学术著作中应属少见。原来，段氏此处系本钱大昕、臧庸之说。《十驾斋养新录》卷一「鹤鸣九皋」条言： 臧在东云：今本「鹤鸣于九皋」五字为句，案《史记‧滑稽传》、《论衡‧艺增篇》、《风俗通‧声音篇》、《文选》东方曼倩〈答客难〉、《后汉书注》五十九、《初学记》一、《白帖》一百九十四、《文选注》十三、又二十四、又四十三皆引《诗》「鹤鸣九皋」，无「于」字。贾昌朝《群经音辨》引《诗》亦无「于」字，是北宋人尚见古本也。唐石经有「于」字，今本并因之。（元注：瞿中溶云：「《说文》『鹤』字下云『鸣九皋，声闻于天』，似亦引《诗》而无『于』字。」东塾云：「《蜀志‧秦宓传》引《诗》亦无『于』字。」）[90] 臧庸举了十一条文证，以证《诗经》古本无「于」字，钱大昕女婿瞿中溶、其子钱东塾各补了一证，但只有十三例。原来瞿中溶后来从袁廷檮五砚楼所藏元刊本《韩诗外传》卷七又发现一例，[91]正段氏所称的「凡十四见」。钱大昕为段氏多年知交，臧庸早年从段玉裁游，曾为段氏校勘《释文》、《尚书撰异》等书，且典衣裘为段氏刻《诗经小学录》，二人皆段氏故交，尚且吝言其人其书。因此，《段注》全书称引王念孙之说仅有八处，引江声之说仅七条，似不足为异。 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节曾归纳乾嘉学人习气，其六为「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段玉裁似乎自负所学，其著作中袭用他人精义，往往讳言所出，直接攘为己说。萧穆〈记方植之先生临卢抱经手校十三经注疏〉一文，曾录方东树校语： 段氏每盗惠氏之说，阮氏即载之，何也？盖阮为此《记》成，就正于段，故段多入己说，以掩前人而取名耳。又所改原文多不顺适，真小人哉！[92] 这里指的是段玉裁为阮元审定《十三经校勘记》一事。据段氏〈与刘端临第六书〉说：「今年校得《仪礼》、《周礼》、《公羊》、《谷梁》二传，亦何义门、惠松厓旧本。」段氏曾见惠栋此诸经校本，应无疑义。惠氏校本或传录本存世者不少，尚可比勘。 段氏袭用王念孙之说，自然不止《说文注》所引八处而已。大概段书先前所刻诸卷流布之后，当时学者颇多传言，谓段氏剽袭他人成说，即段玉裁本人亦曾耳闻。嘉庆十年，段氏寄王念孙书，请王氏为《说文注》撰序，所持理由是： 《说文注》近日可成，乞为作一序。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着鄙人所得也，引领望之。[93] 所谓「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段氏剿袭王念孙之说，当时年轻辈学者间似腾乎人口。段氏因此对外诡称他譔《说文注》之前，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说文解字读》长编，并藉陈奂〈跋〉文证成其说，俾免后来攘窃之讥，无奈北京本意外传世，所谓五百四十卷长编之说仅成幻相。 《段注》嘉庆二十年刊成后，同年陈鱣取《说文正义》旧稿重加删订，想亦对段书并不满意。可惜陈鱣嘉庆二十二年二月病逝，年六十五，《正义》改订稿仅至十一卷。身后其子斥卖遗书，此稿随之荡佚。[94]此则不如段氏幸运，及身亲见书之刊行。 段玉裁《说文注》自足千古，他的创见与成就不容抹煞，也无可抹煞，但《段注》的光彩，其中部分实为乾嘉江南学者《说文》研究的结晶。我1984年曾根据阿辻氏两文有限的材料，写了一篇〈段玉裁《说文解字读》考辨〉长文，[95]论证段氏五百四十卷长编事属子虚，今天我依然坚信这个说法。 注释： [1]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丛书》本，卷首〈序〉，页1。 [2]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页7。 [3]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上，页17。按段书引陈奂之说及书后陈奂〈跋〉，并作「焕」字，盖其原名。今改为「奂」，殆因《说文》无「焕」字而改之。 [4]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下，页13；又二篇上，页11，又页17；又五篇上，页14。 [5]陈奂〈王石臞先生遗文编次序〉云：「奂忆嘉庆十七年壬申冬，金坛段若膺先生令校《说文注》十五卷，馆宿枝园，愿留而受业于门」云云（陈奂《三百堂文集》，《乙亥丛编》本，卷一，页10）；又〈国语校注三种序〉：「昔余在壬申岁，受业于金坛段先生。」（同上，卷一，页6）则陈奂受业于段氏门下在嘉庆十七年。 [6]汪龙《毛诗异义》目录后识语云：「（嘉庆）十八年，获交金坛段懋堂先生，读其所注《说文》，乡所疑义，得补正者若干条。」（《安徽丛书》本，卷首，页3。） [7]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页14。 [8]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页7。 [9]陈奂〈跋〉，《说文解字注》卷后，页2。 [10]段玉裁《说文解字读》，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页7「 [11]吴省钦《吴白华自订年谱》，199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页14－15。 [12]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段王学五种》本，卷上，页6－8。 [13]吴省钦《吴白华自订年谱》，页17。 [14]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1936年，《安徽丛书》，页7－8。 [15]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见《六书音均表》卷首，页5。 [16]张和生、朱小健〈《说文解字读》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页15－20。 [17]段玉裁《说文解字读》，页147－148。 [18]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丛书》本，卷十八，页3。 [19]段玉裁《说文解字读》，页340。 [20]《说文》艹部：「芘，艹也。一曰芘尗木。从艹，比声。」北京本引「王怀祖念孙曰：『一曰芘茮木』五字，当是『一曰芘芣』之譌衍，《诗‧东门之枌‧传》：『荍，芘芣。』是也。」（段氏《说文解字读》，页63） [21]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高邮王氏遗书》本，卷四，页16。 [22]刘盼遂《段玉裁年谱》，《段王学五种》本，页21－22。 [23]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首，页1。 [24]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十三，页12。按此段引文末署「庚戌七月识」，即五十五年秋所撰。 [25]《说文解字读》，页23；《古文尚书撰异》，卷廿六，页17。 [26]《说文解字读》，页34；《古文尚书撰异》，卷三，页59－60。 [27]《说文解字读》，页39；《古文尚书撰异》，卷三，页18－19。 [28]阿辻哲次〈北京图书馆藏段玉裁说文解字读初探〉，1981年，《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3集，页250－262。 [29]阿辻哲次〈北京图书馆藏段懋堂说文解字读について〉，1981年，《东方学报》第53册，页592－610。 [30]卢文弨〈说文解字读序〉，《说文解字读》，页2。 [31]沈初〈说文解字读序〉，《说文解字读》，页2－3。 [32]参见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嘉庆四年及十年条，198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0本第3分，页603－650。 [33]刘盼遂《段玉裁年谱》，页27。 [34]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页6。 [35]按段刻《戴东原集》书后《校记》之末，段氏识语：「刻板既成，不欲多剜损，故笺其后如此。得此书者，尚依此研朱校改，以俟重刊。乾隆壬子八月。」（《续修四库全书》本，页4）则戴集刻于乾隆五十七年甚明。 [36]刘盼遂《段玉裁年谱》，页24。 [37]卢文弨《经典释文》，抱经堂本，卷首，页2；又《抱经堂文集》，1990年，北京：中华书局，页25。 [38]刘盼遂《段玉裁年谱》，页26。 [39]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页6。 [40]按刘《谱》系年颇多违误，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辨之数十事，下文简谱所记段氏年月与刘《谱》异者，并参拙稿〈订补〉，兹不具论。 [41]刘盼遂《段玉裁年谱》，页21－24。 [42]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页21。 [43]刘盼遂《段玉裁年谱》将此信系于嘉庆五年（页34），刘氏按语云：「按《戴集》刻成在嘉庆四、五年间，详〈与刘端临第二书〉。」然〈第二书〉绝无《戴集》刻于嘉庆四、五年之说，不知刘氏何以有此误？ [44]段玉裁〈与邵二云书三〉，《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页22。 [45]参见拙稿〈清代海宁学术丰碑――陈鱣其人其学述要〉，2013年，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第38期（北京：中国文化杂志社），页137－148。 [46]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段王学五种》本，页16。 [47]参见拙稿〈清代海宁学术丰碑――陈鱣其人其学述要〉，《中国文化》第38期，页142－143。 [48]嘉庆十二年四月，段氏撰〈陈仲鱼简庄缀文序〉云：「壬子、癸丑（乾隆五十七、八年）间，余始侨居苏之阊门外，……而仲鱼（陈鱣）十余年间为人作计，常往来扬、镇、常、苏数郡间，每岁亦必相见数回。见则各言所学，互相赏奇析疑，朋友之至乐也。仲鱼所为《孝经集郑注》、《论语古训》、《六艺论拾遗》、《郑君年谱》，余既一一雒诵，叹其精核。」（《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页13）此虽未提及《说文正义》，然陈鱣此书五十七年业已成稿，是年二月，王鸣盛曾为《说文正义》作序。（拙稿《王鸣盛年谱》乾隆五十七年条，201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本第1分，页146－147）段氏既徧读陈着各书，而《说文正义》为陈鱣半生心力所注，段氏复研精《说文》，自无不索观其书之理。今考《段注》「葘」字下引陈鱣之说（卷一下，页41），则段氏曾见其书矣。〈缀文序〉历数陈鱣所着各书，独独不提《说文正义》，尤可玩味。 [49]江沅〈说文解字后叙〉，《说文解字注》卷后，〈后序〉页1－2。 [50]段氏〈与邵二云书二〉，《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页22。 [51]嘉庆元年正月，〈与刘端临第十四书〉言：「客冬至今，勉治《说文解字》，成第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积既多，触处逢源，……此书计三年可成。」 [52]张鉴等编《阮元年谱》，1995年，北京：中华书局黄爱平点校本，页22；另参拙稿〈阮元《经籍籑诂》纂修考〉，200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4辑，页247－264。 [53]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页14。 [54]《经籍籑诂》，卷首〈凡例〉第十二则。 [55]严可均《说文校议》，《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一上，页1。 [56]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二，页9。 [57]《说文解字读》，页98「返」、页102「逑」、页147「斁」。 [58]《说文解字读》，页98。 [59]段氏《说文解字注》，二篇下，页6。 [60]段氏《说文解字注》，十篇上，页26；又十三篇上，页15。 [61]段氏〈与刘端临第二十书〉言：「竹汀《集》刻者尚有两种，当徐图购赠。〈五砚楼诗〉速成之，作札寄与又凯（按即袁廷檮），嘱其购竹汀《答问》一种、《传》一种；前者《题跋》一种，亦又凯所赐也。」 [62]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一，页20。 [63]钱大昕《潜研堂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76－177。 [64]段氏《说文解字注》，八篇上，页38。 [65]钱大昕《潜研堂集》，页177。 [66]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二篇下，页25。 [67]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上，页12。 [68]《说文解字读》，页12，又页57，又页329；《说文解字注》，一篇上，页19；又一篇下，页17；又六篇下，页49－50。 [69]段氏《说文解字注》，卷后〈后序〉，页2。 [70]按《说文注》「祠」字（一篇上，页10）、「正」字（二篇下，页1）、「睦」字（四篇上，页7）、「疀」字（十二篇下，页52）、「凡」字（十三篇下，页16）、「堑」字（十三篇下，页34）并引江沅之说，则江沅不仅为段氏校字而已。 [71]孙星衍《平津馆文稿》，《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下，页37。 [72]除前举「」字一条外，另见「顨」（《说文解字注》，五篇上，页23）、旨部之末（五篇上，页28）、「秝」（七篇上，页55）、「从」（八篇上，页43）、「」（十一篇下，页15）及〈说文序〉「一曰指事」下（十五篇上，页4）。 [73]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三，页48－49。 [74]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1957－1970年，东京：《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页207引。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荥播既猪」下云：「古钞、枫三、南本『播』作『潘』。」 [75]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一篇上二，页32－33。 [76]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二篇下，页33。 [77]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清经解》卷三九二，页27－28。 [78]徐承庆《说文解字注匡谬》云：「江征君学问不逮段若膺之博涉，而笃信谨守、实事求是则过之，志学者所当归慕也。段氏《尚书撰异》讥其是古非今，又斥其似是而非。继复云：『名为重小学，而大为小学之妖魔障碍；名为尊《说文》，而非所以尊《说文》。』隐其姓名，亦指江君也。」（《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七，页5） [79]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说文轶语〉，引自《说文诂林》前编下，页348。 [80]王念孙《说文解字校勘记》，宣统元年，番禺沈氏《晨风阁丛书》本，页7。 [81]王念孙《说文解字校勘记》，页5。 [82]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下，页17。 [83]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下，页41。桂馥《说文义证》「葘」字下引王念孙说，亦以「不」为「才」字之误（同治九年，崇文书局刊本，卷四，页41），与陈鱣之说同。今按：此当以陈、王之说为是，「才」、「不」形近易讹。才、葘声同，葘训「才耕田」，盖由声得义。诸书仅有「反草」、「反土」之说，段氏必改为「反耕田」，殊觉不词，不如陈、王二氏改「才」字者近是。 [84]段氏《说文解字注》，七篇上，页38。 [85]段氏《说文解字注》，七篇下，页3。 [86]段氏《说文解字注》，十篇上，页57。 [87]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下，页4。 [88]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经韵楼丛书》本，卷十八，页2。 [89]陈奂《诗毛氏传疏》，《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八，页7。 [9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一，页18－19。 [91]王欣夫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王氏学礼斋本，卷一，页3。按钱大昕弟子李赓芸《炳烛编》卷一「鹤鸣于九皋」条，又举范望《太玄注》引《诗》亦无「于」字一例，此则段氏所不及见者，故未计之。其实群籍所引尚不止此，如《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引《诗》亦无「于」字，别详拙作〈钱氏十驾斋养新录然疑〉。 [92]萧穆《敬孚类稿》，光绪卅二年原刊本，卷八，页10。 [93]段氏〈与王怀祖第三书〉，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页18。 [94]其事始末，参见拙稿〈清代海宁学术丰碑――陈鱣其人其学述要〉。 [95]此文1988年3月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委会审查通过，拟刊于《集刊》第58本。惟当时因长者所抑，我未肯屈服，故此稿最后并未交付发表；然1987年此文曾在史语所学术讲论会上提出讨论，故外间颇多传本，业师龙宇纯教授所着《中国文字学》即曾俯引鄙说（1996年，台北：五四书店，页426－427）。其后病目，喘疾频生，我兴趣亦渐旁移，此稿久置箧底，屡思增订，碌碌未遑。2011年3月应邀参加台湾大学文学院主办第四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适因先母重病侍侧，未能成稿，即以〈考辨〉一文应之，载于该会论文集页31－74，仍留当日原文旧貌，与本文所论可互为补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