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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的“文史校雠”路径及其得失 作者：傅荣贤 来源：原载于《扬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初四日丙子 耶稣2018年12月10日 【提要】 章学诚“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以反思天下学术为己任。他以战国为节点，将天下学术区隔为“三代盛时”之“源”和“三代而后”之“流”两个不同的区间，并判分了两者“合道”之“得”与“离道”之“失”的二重境界。就得失而言，“三代而后”的现实学术有必要回归“三代盛时”的学术理想；而两者的源流性关联则提示了回归的可能性。他的“文史校雠”之学，通过《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夫以及“皆史”之“六经”的个案性示例指陈了具体的回归路径，从而也回应了关乎“学术传承与创新”的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等问题。 【正文】 章学诚深为自许的“文史校雠”[1]之学，旨在“斟酌艺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53页），“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页），具有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他“慨著作之衰”[2]，以近乎悲观的情怀审度实然存在的现实学术。但章学诚坚信任何学术都不是自性的独立存在，而是在学术史坐标中的关联性存在，通过揭示学术之“所本”，即可“甄疑似、明正变，提要挈纲，卓然有以见夫经史百家之支与流裔而得大原”（《章学诚遗书》，刘承干序）。张尔田亦云：“为先生之学者，则务矫世趋，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章学诚遗书》，张尔田序）“得大原”“遂之于大道”就能纠偏“著作之衰”。而抽象的“大原”“大道”存现于他心向往之的“三代盛时”，因而需要厘清学术“源”和“流”的时间序列和关系格局，亦即“提要挈纲”“见夫经史百家之支与流裔”与“必寻其原”。总之，章学诚在“三代盛时”之“源”和“三代而后”之“流”的时间维度中“讨论得失”，判分学术之“得”与“失”的不同气象，从而也勾勒了学术传承与创新的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 学术的“得失”之别与二分话语体系的建构 “三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黄金盛世，如何将当下的政教、学术回归三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普遍诉求。“回向三代”也是章学诚久执不改的信念，但他对于“三代”的具体时间所指有自己的看法。 一、以“战国”为时间节点的学术“得失”之别 《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邢昺疏：“三代，夏、殷、周也。”其中的“周”实际上只包括西周（前1046―前771）。秦汉以后，东周（前770－前256）亦被纳入“三代”的范畴，如《史记·孝武本纪》：“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其中的“三代”即包括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前770-前476）和“战国”（前475-前256）。章学诚所指称的“三代”是指夏、商、西周和东周的春秋，他所谓“三代而后”是从战国（包括战国）算起的。章学诚曰：“《本草》《素问》道术原本炎黄，历三代以至春秋，守在官书世氏，其间或存识记，或传耳口，迭相受授，言不尽于书也。至战国而官亡籍去，遂有医家者流，取所受授而笔之于书，今所传本是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97页）这里的“历三代以至春秋”“至战国”，正表明“战国”是古今学术流变的枢纽。《诗教下》亦曰：“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浚流，两汉、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3页） 章学诚接受了传统的“三代”概念，但以“战国”为转捩的判分，与传统所指不尽相同。他说：“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页）以“战国”为断限的时间选择，旨在强调“三代盛时”之“源”和“三代而后”之“流”不仅是客观的时间区隔，更是寓含褒贬的价值分殊。因此，他称前者为“三代盛时”“三代鼎盛”“三代之隆”，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与之适成对照，“周衰文弊”“衰周而后”等表述，也暗示了“三代而后”学术的非正当性。他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页） 二 从学术的“得失”之别到二分话语体系的建构 “三代盛时”之“源”与“三代而后”之“流”的时间判分，就是学术的得失之别——在本原阶段，深契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在流别阶段，“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导致“支离而不合道”（《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3页），从而也廓清了理想学术之“得”与现实学术之“失”的边界。他说：“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于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3] 首先，“三代盛时”的学术之“得”。 ①在学术主体上，官师合一。官守即师承，“官”既是“师”（教、授）的主体也是“徒”（学、受）的主体，行政上的“官联”和先后承继，就是学术的授与受、教与学。因为学术及其授受都是官守行为，所以，“同文为治”，私门无著述之事。章氏此论，颇存古意。从字源本义来看，《广雅·释诂》云：“师，官也。”《说文》曰：“官，吏事君也。从宀，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