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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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人天相论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2014年5月7日
一、引言
二、经典依据
三、顺昌逆亡
四、因果铁律
五、命运自造
六、护身有符
一、引言
“吉人天相”这句成语常被今人理解为迷信，或被世俗用作一句安慰人的空话，殊不知这是儒家重要的义理和共识，其中有人生真谛、政治大义存焉。对此，儒家经典有大量直接阐述和间接发明之，史籍中有大量事实证明之。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郑文公太子子华因谋反被杀，公子瑕叛逃楚国并请师伐郑，战死在郑国的城门之外。两个儿子相继忤逆，令郑文公气急败坏，把所有公子都驱逐出国。公子兰是郑文公的庶子，也在驱逐之列。子兰逃到晋国，事奉晋文公很恭敬，晋文公十分宠幸他。
晋文公联合秦国讨伐郑国，围困郑国城池。郑文公派使臣去晋营求和。晋文公提出，要治其路过郑国时郑国不礼之罪，并要迎公子兰回郑国为太子，方准郑国讲和。郑国大夫石癸劝郑文公答应，并说：
“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姞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
这是“吉人天相”之说的经典来源之一。石癸这段话意思是说：听说姬、姞两姓联婚，他们的子孙一定很昌盛，姓姞的人是吉祥的人。姬姓始祖后稷的正妻就是姞姓的女子。如今郑子兰是姞姓的外甥（公子兰的母亲叫燕姞。）上天或将开启他，让成为郑国的国君，他的后代必然很昌盛。
于是，郑国迎回公子兰，立为郑国太子，晋郑和好。后来郑文公去世，公子兰继位为君，即郑穆公，其子为郑灵公。穆公的七个儿子的后代，在后世成为七个势力强大的世族，史称“七穆”。石癸对郑文公说的话完全应验。
二、经典依据
吉人天相，吉人指吉祥之人，有德之人。《易经·系辞下》说：“吉人之辞寡”。天是多义词。“天相”的天，于宇宙而言为天道，道体，于人类而言为天性、道心。“性与天道”，异名同指，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天道所命，就是良知本性，这就为两者划了等号。
相，辅助、护佑义。《广韵·漾韵》：“相，扶也。”《集韵·漾韵》：“相，助也。”《易经·泰·象传》：“辅相天地之宜。”《尚书·盘庚下》：“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吕刑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左传昭公四年》：“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天相即天助天祐，既是天道护佑，也是良知护佑。
儒家经典中关于吉人天相的理和事很多，兹略录部分于左。
《易经大有卦》上九爻辞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辞说：“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易经·系辞上传》说：“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天所帮助的对象，是顺从天道的人；人所帮助的对象，是诚信的人，履行诚信，处处考虑顺应天道，再尊重贤人，这样就能得到上天保佑，天与人归，当然吉祥而无不利了。顺天，是顺从天道的命令，也是顺从良知的命令。孔子在帛书《易传·要》篇里说了这样一段话：
“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
这段话的解释详见东海《儒家大智慧》。“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孔子这是把德义、仁义视为易经智慧的基础和终极目的，也可以说是儒家的卜卦原则。“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云，意谓君子以德行追求幸福，以仁义来追求吉祥，明确将仁义道德与幸福吉祥挂钩。
福德不二，有德必有福，德大福亦大，两者成正比。虽蛮貊之邦行矣；君子有三乐；无忧无惑无惧；无入而不自得；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些都是道德的福报。得乎道之谓德，这是德之大者，福报是证得常乐我净。孔颜之乐就是指此乐境，此乐无所倚，超越一切包括生死，故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
圣人有位，是为大人。《易经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此语是释《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龙经过了潜、在田、惕若、或跃，已上升到君位，成为大人。大人的德性，与天地之德相合（天德自强不息，地德厚德载物。），与日月之光相合，与春夏秋冬四序相合，与鬼神的吉凶相合。
天弗违，天道不违其德性，自然佑之；天且弗违，人和鬼神就更会护佑他了。奉天时，其行为遵循自然规律和道德律，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说：“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周易本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这样的大吉之大人。
《尚书伊训》记载伊尹教导太甲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意思是说，天命并不常有，上帝并无偏爱，给善人降各种吉祥，给恶人降各种灾祸。你积德不管多小，那是全国的庆幸；你缺德即使不大，将导致商朝灭亡。
《尚书太甲下》伊尹又告诫太甲：“唯天无亲，克敬唯亲；民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意思是说，上天不会固定亲近某人，只亲近敬天的人；人民不会固定归附某君，只归顺仁德的君；鬼神不会固定保佑某人，只保佑诚心诚意的人。《尚书蔡仲之命》中也有类似言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太甲是汤王嫡长孙，继位后由伊尹辅政，伊尹连写了《肆命》《祖后》等几篇文章，教导太甲遵照祖制，做一位明君，但太甲不听教诲。伊尹将他送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居住，让他自己反省，自己摄政当国，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在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又将他迎回亳都，还政于他，告老还乡之际，告诫太甲说：
“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尚书咸有一德》）
伊尹这段话，将天命、道德和吉凶贯通在一起了，意思是说，上天不能依赖，天命不能长久，天之祸福惟善恶所在。坚持遵循道德，才能长保大位，否则天下就会得而复失。夏桀不能经常修德，轻慢神灵，虐待人民。上天不安，监察天下，开启享有天命者寻找道德精纯者，以之为天地百姓之主。只有我和商汤具备纯一之德，顺合天意，接受天命，率领九州民众，革除夏桀暴政。不是因为上天偏爱我们，是上天保佑纯德之人；不是我们乞求民众支持，是民众会归向纯德之人。道德精纯则无往不吉利，道德杂乱则危机四伏。吉凶不会有差错，上天降下灾祸还是吉祥，关键在于道德。
重新当政的太甲勤勉修德，成为贤君，诸侯归顺，百姓安宁。
《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孔子说，古之圣君帝舜。可谓大孝了。论其德为圣人，论其位为天子，论其富，兼四海之内而皆有之，祖考歆飨其祭祀，子孙保守其祚。帝舜德位福，禄件件都到了至极。孔子又说：上天生物，必因他材质而加厚他。舜之有德，必得位禄名寿，是天道自然如此。所引之诗是《大雅·假乐篇》。嘉乐，可嘉可乐。宪等于显。令德是美德。宜是合。民指百姓。人指百官。保佑是眷顾。申是重。孔子引诗说：嘉乐君子，美德明显，在外合乎百姓的心，在内合乎百官的心。故受天之禄而为天下之主。天既从而眷顾之。又从而申重之。即是“天因其材而笃之”的意思。受命是受天命为天子。孔子总结上文之意说：有大德者必受上天之命而为天子。
三代圣贤，位禄名寿具高，就拿寿命来说，舜帝年一百一十岁，文王九十岁，武王九十三岁，尧帝一百一十八岁，这几个历史上的圣王都颇为高寿。韩愈《谏迎佛骨表》介绍：黄帝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年百岁，颛顼年九十八岁，帝喾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据《史记》及王充的《论衡》记载）这都是“仁者寿”的证明。关于道德与寿命的关系，我有专文论述，兹不详论。
在道德社会，大德之人得其位禄名寿的概率会特别高，在非道德、反道德社会则不然。朱熹认为，大德之人能否得其位禄名寿，与“气运”相关。上古之时，“天地之气，其极清者，生为圣人，君临天下，安享富贵，又皆享上寿。”后世气运渐乖，至孔子已有德无位。
三代之后，世风浇薄，社会失常，共业不良，道德与位禄名寿不易相称，有德者未必有位禄名寿。盖命运又个业和共业共同决定，圣贤可以让个业达致大善，但决定不了共业。不过，比较而言，圣贤君子的命运，普遍较好，整体较好。秦汉以后，圣贤君子的位禄名寿还是普遍高于一般人的。若着眼本质和长远，义与利仍然是相辅相成的，盗贼纵得意一时，难以后续；圣贤虽有志不骋，后福绵绵。
关于吉人天相的言论和事例，儒家十三经中大量存在，兹不一一。
三、顺昌逆亡
吉人天相，意味着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和凶人天谴。《说苑权谋篇》和《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之言说：“天之与人，必报有德，祸亦如之。”必报有德就是吉人天相，祸亦如之就是凶人天谴。《尚书吕刑》中周穆王说：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大意是说，古代有教训，那时蚩尤开始作乱，波及到平民百姓。人们无不寇掠贼害，丧尽天良，内奸外宄，争夺窃盗，诈骗强取。三苗之主不守政令，用刑罚制人，制定了五种酷刑为法律。杀害无罪的人，开始滥用劓、刖、椓、黥等刑罚。于是施行杀戮抛弃法制，不区分具体案情。苗民兴起欺诈之风，纷纷乱乱，没有中正诚信，纷纷违背誓约。
“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没有芬芳的德政，“虐刑”所发散的只有腥气。皇帝哀矜庶民无辜被害，于是报“为虐者”以威，用刑罚处置施行虐刑的人，将“苗民”诛灭，使他们没有后嗣留在世间，这就是逆天者亡的圣经证明。
吉人天相，意味着道德对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道德高低与命运好坏成正比。德高命常好，圣贤最吉祥；心恶厄运多，盗贼最悲惨。这是因果律也是历史规律。对比一下史上圣贤君子集团和盗贼团伙的命运，就一目了然了。
历代儒家群体都是君子集团，其中最优秀并具有代表性的十大儒家群体：尧舜禹集团（可三），汤伊集团，文武集团，孔子集团，刘秀集团，程朱集团（可二），王阳明集团，曾国藩集团，康有为集团，熊十力集团。同时，盗贼集团也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蚩尤，夏桀，殷纣，嬴政，石虎，安禄山，黄巢，石敬瑭，李自成，洪杨等等。
人物（势力）可分为圣贤、君子、小人、盗贼几种。小人与小人、君子与君子、君子与小人、君子与盗贼之间的争斗，谁赢谁输，取决于各种因素，因时因人因地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唯圣贤集团必胜盗贼势力，可为历史定论。换言之，一般君子和小人未必是恶人恶势力的对手，盗贼团伙惟一的克星是圣贤集团。
人类史就是一部正与邪、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史，双方呈拉锯状态。据乱世，邪恶黑暗占上风；升平世，正善光明占上风。在太平大同理想实现之前，光明不可能绝对占上风。唯独圣贤在位的时候，政治文明度和良知光明度，必然远远高于任何野蛮黑暗势力。
圣贤君子得位，必然形成圣贤集团，如尧舜禹汤文武集团，个个仁智勇皆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武王“予有乱臣十人”（尚书），十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也。为何说圣贤集团必胜盗贼势力？道理很简单：圣贤作为君子之大者，除了大仁大勇，还有大智慧，圣贤成团，智慧如海，足以对付任何奸诈邪恶势力。
或问：“孔圣人在世时也不能使当时由大乱变为大治”。答：那是当然。行道济世，兼善天下，离不开一定的权位。故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就像农夫有耕种能力而没耕具一样。孔孟一生周游列国，主要就是为了寻找耕具。天不佑民，浩劫难免，奈何奈何。
反过来，盗贼当道必形成盗贼集团，如嬴政洪杨列斯等领袖，周围无不成群结队地簇拥着贼人。自古盗贼集团都要面临三大致命威胁：外部正义力量、底层暴力反抗和内部自相残杀。内讧是它们无法摆脱的宿命，很多人都是被自己捧起来或提起来的人毁掉的。暴政没有赢家，此之谓也。
注意，小人行险以侥幸，或能侥幸获得成功，但这种成功得不偿失，一是行险，充满危险，步步险恶；二是无后，不可持续，没有后福，故君子不视之为成功和幸运。在儒眼里，损人利己的人和缺德之人属于不祥之人。刘向《新序杂事篇》记载（《孔子家语·正论解篇》同）：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择贤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诗》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又。未闻东益之与为命也。”
东益宅，向东面扩充旧居，古代以为不祥之事。一说东益宅不祥。鲁哀公问孔子，在房子东面再建房，是否不吉祥，孔子借此引出了“五不祥”之说，从小至大，无论个体、家庭、国家、风俗和天下，总而言之，缺德不祥。越恶越不祥，大恶人而居高位，就成了大灾星，在其势力和影响范围内遍降灾祸。
另复须知，吉人天相，并不意味着吉人一生都一帆风顺。圣贤也可能受穷患病，也可能蒙冤受罪，但都有限度，盖圣贤顺乎天道，得其天年，自有“正命”。
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犯罪而死，立岩墙之下被压死，死于非命，人所自取，非天所为，就不是正命了。
《荀子荣辱篇》说：
“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
“大分”即根本区别，“常体”即主要表现。正常情况下，道德意味着荣通安利乐易寿长，缺德意味着穷辱危害忧险夭折。
但也不尽然，荀子接着指出：“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奉行仁义道德，常能安全，然而未必没危险；污秽卑鄙强取豪夺，常有危险，但是未必不安全。所以君子行乎正道，遵循正常途径；小人行乎诡道，遵循怪癖的途径。
荀子又说：“天地不知，善桀纣，杀贤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舆避世，箕子佯狂，田常为乱，阖闾擅强。为恶得福，善者有殃。”这段话就似是而非了，只知现象未知本质。
为恶得福，其福有限，持而不坚，坚而不久，如桀纣凶终，身亡国灭，天地何尝善之？《大戴礼记用兵篇》说：“夏桀、商纣羸暴于天下，暴极不辜，杀戮无罪，不祥于天…于是降之灾，水旱臻焉，霜雪大满，甘露不降，百草蔫黄，五谷不升，民多夭疾，六畜瘁眥，此太上之不论不议也。夭伤厥身，失坠天下。”
善者有殃，其殃有限，善到大处，后福无穷。历代圣贤君子都是吉祥之人。箕子后来被周武王灭封于朝鲜，所建立的东方君子国，流风遗韵至今存。孔子畏于匡时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受迫于桓魋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生荣死哀，文化万世，德泽千秋，是古来第一圣人，也是第一大吉利人。
接舆避世是他的本色，比干剖心是他主动的选择，并无不吉。古来贤人的死，如文天祥、方正学、谭嗣同们，实为“自找”，若他们自己不愿，就不会死。
另复须知，儒家的吉凶标准与世俗有所不同。箕子为周文王述《洪范》，其中“五福”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以“攸好德”为五福之一。儒家以道义为最高标准，有道合义则吉，否则凶。故贫贱乃至死亡都不一定凶。若杀身舍生，能取义成仁，是死得其所。为卫道而死或与圣贤同死，古人皆以为吉，死而不亡者寿，此之谓也。
四、因果铁律
吉人天相和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符合因果律。
没有无果之因，也没有无因之果，万事万物各有因果，宇宙人生一切现象无不在因果链中，没有任何事物能超越，就像没有任何事物能超越时空一样。因果报应是天理和良知律，永远不会过时，信不信，都摆不脱、逃不出这一铁律。凡夫畏果，菩萨畏因。昧于良知之心、因果之理是最大的愚昧。
积德必有善果相应，作恶必付相应代价，非人之人必得非常之报，非常之业必结非常之果。无论人信不信，因果不昧也。
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洪范》中箕子说，顺从于善而遵从正道,可得“五福”，顺从于恶而违背正道，会得“六极”。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说的都是人生和政治的因果之理。
注意，因果论不是宿命论。宿命论是决定论，只反映简单条件下的因果关系的决定论，已被量子力学证伪，但量子力学反而证实了因果律。因缘果报，有果必有因，但有因未必有果，还需要各种外在条件的配合，无缘不结果。因果发生的必然性是由因果关系中的内因决定的，因果发生的不确定性是由缘（外因）造成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句大俗话，实有真理在焉。唯报应方式无量无数，眼前作业、目下受报的速报不常见，故世人不易取信。盖因果报应有滞后性、潜在性、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种子从种下到萌芽成长开花结果有一个过程，过程长短因人因时因事而异，这是滞后性；很多善恶之果，当事人或冷暖自知，局外人却难以体会，这是潜在性；报应方式无数无量，有物质和肉体的，有心灵和精神的，如贪官恶吏抑郁自杀，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呢。
恶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料性，体现于个体，也体现于群体，如各种黑道、邪教、恶势力包括邪恶政权。它们如果不能改邪归正，灭亡是迟早的事。但具体亡于什么原因和事件，则因群体不同而异，千奇万怪，存在无数可能性。在它们倒下之前，很难逆料什么才是那最后一根稻草。
罪恶有一种特征：反噬。所谓以害人始以害己终，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所谓人算不如天生算，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反噬方式千奇百怪，不到最后关头根本想不到。不懂得佛教因果律和儒家良知律者会觉得奇怪，认为是偶然、碰巧，不知偶然中有必然、巧合中有规律在焉。
古谚云：千里井不返唾，唾是锉字之误。典出《昨非庵日纂》：“南计吏止于传舍，晓将就路，以马残草泻于井中而去，谓无再过之期。不久复经此，饮于井，遂为昔时锉草刺喉而死。故后人戒之曰：千里井不泻锉。” 这个例子最简单地宣示了“反噬现象”。当然，方式巧妙到这种程度也是不多见。恶的反噬现象，就是因果律在起作用。
唯物人都不信因果或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迷信权势、权术和暴力的力量，认为可以凭此不落因果，其实无不落在因果的天罗地网中，一旦恶贯满盈，无不被最后一根稻草一压而溃，无不在报应的滔滔烈焰中灰飞烟灭！它们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祸族殃民，在罪恶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自以为得意，自以为成功。看在智者眼里，就像抢劫犯在被逮前能大事挥霍一样，为之怖畏，大生怜悯。
《大学》教导：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出也罢了，问题是悖出的时候往往要付高额利息。巨额的不义之财无异于灾难，仿佛不定时炸弹，若不炸毁自己，往往遗祸子孙。历史现实事例无数无量。
人世间很多苦难是自造的，很多灾祸是自招的，很多噩运是自找的，很多灭亡是自取的。《尚书》说自作孽不可活，《易经》说积恶亡身，都是这个道理。不一定要亲自作恶，崇拜恶鬼，迎接恶魔，襄助恶贼，歌颂恶棍，逢君之恶，成人之恶，善恶颠倒…等等，都是造苦、招祸和取亡的好办法。
有人因某人落网而感叹：因果律终于开始起作用了。我说，因果律是天规天律天理天条，从来没有不起作用的时候，是你眼睛才睁开罢了。信仰邪教而被邪教控制，崇拜恶魔而被恶魔统治，拥护暴君而被暴君收拾，吹捧极权而被极权迫害.理所当然，势所必然，不得不然，不都是因果律的作用吗？
现中国流行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好人没好报。要因有二，一是很多人不理解果报的延后性、复杂性及某种潜在性；二是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格物功夫和道德常识，好坏不分，错把坏心当好心了。很多世俗眼里的好人，未必真好。
真的好人应有一定的德智底线，至少做到以下三点：一、不至于见利忘义，为了利己而去害人；二、不至于恩仇不分，或恩将仇报，或认贼作父；三不至于黑白不分，将是非、善恶、正邪、华夷混淆或颠倒。做不到这三点，就不是好人正人，更别说君子了。
缺乏现代科学常识，大不便；缺乏道德常识，更可怕。华夷不辨，正邪不分，义利不明，人禽不别，是非混淆，善恶颠倒，滑向邪道还自以为正义，沦为恶棍还自以为英雄。大学八条目将格致排在最前，良有以也。昧于因果律，不能正确理解因果律，就是道德常识的表现之一。
儒佛道各有因果论，唯理解和定义不同耳。庄子说“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此即道家的报应说。“剋核太至”为因，“不肖之心应之”为果。剋是克的异体，剋核即苛责。不肖，不正、不善。过于苛责或逼迫，别人就会兴起恶念报复。
因果律也是大多数学派宗派的共识，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无不认同，只是理解有异。正确理解因果律，是儒家十三智之一，东海在《儒家大智慧》一书中有详细阐说。
五、命运自造
最后重申一下，儒家的天，指“性与天道”，天道是乾元道体，本性是良知道心。顺天，是顺从良知的命令，那么，天助天祐，是天理良知的襄助护佑，天谴天灭是天理良知的惩罚消灭。吉人天相，也就是良知所相，就是自相。这与拜神祈福是两回事。
《论语述而篇》说：“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孔子大病，子路请代为祈祷，是为了尽一份尊师之心。孔子没有直接拒绝子路的好意，只是告以用不着祝祷之意，表示自己祝祷已久--平时敬天顺天，日常言行达乎仁义，合乎神明，不也是一种祝祷吗。《论衡感虚篇》说：“圣人修身正行，素祷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无罪，故曰祷久矣。”
《八佾篇》中孔子又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得罪了天，祝祷也没有用，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无违于天，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就用不着祝祷。
对于吉人来说，逆缘可以转化为顺缘，苦难可以转化为营养，艰难困苦，可以毁灭一个人，也可以玉汝于成，更好地成就一个人的仁性的圆满和良知的光明。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此之谓也。孟子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大本确立，可以将逆境转为顺境，将逆缘化为顺缘，把坏事变成好事。心志是转化外物、外境和外缘的关键，心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包括命运乃至身体，这就是心转物的奥义。
一切现象，包括物质社会精神诸现象，都可为人所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格物致知，就是通过研究探索获得各种知识；“开物”是开发万物，“利用”是利物之用；“齐家治国平天下”、“曲成万物”、“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等等，都是“心转物”的表现。
深而言之，有三重义。一是道体之转。道体即乾元，宇宙之心也，宇宙万物都是道体转出来的；一是道心之转。道心即良知，仁性也，本心也，人的肉体身意识心都是道心转出来的；三是习心之转。
习心可分为善习、恶习、无记习，故“习心转物”可分为善转、恶转和无记转。善习转出善事善物一切真善美；恶习转出恶事恶物一切假恶丑，包括恶制恶法恶风俗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类。善转也可说是本心转，盖善习和善意善言善行乃是本心直接正面的显化和作用。归根结底，一切人类文明都是人类善习及无记习的产物，历史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善习和恶习的斗争史。
心之作用和神通大矣哉，某些非常态的特异功能属于“小神通”，虽有用，很有限，且有弊端和不良后果，故一向不为诸家圣贤所重。人类的科学精神政治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才是大神通呀，一切文明包括物质精神政治文明成果，都是人类良知仁性的伟大作用，都是心转物的结果。
四书五经讲的都是儒家的大神通。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我之德，利物之用，厚民之生，三件事都是人生、政治之大事，办好了，就是神通之大者；又如：“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上》）大矣哉圣人之神通也。
“心转身”、“心转命”自是心转物题中应有之义。心理健康者，身体易健康（当然相对而言，因为身体素质取决于很多因素）；良知光明者，心理必健康。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孔子说：“仁者寿”。这是“心转身”。
“心转命”就是造命。每个人的命运由环境和自己决定，归根结底由每个人自己决定。舜的家庭环境、孔孟的社会环境、王阳明的政治环境都特别不好，都不影响他们成王成圣；历代不少豪杰和大儒的际遇也很差，不影响他们成功成德。致我良知，无往而非光明，见性明心，无处不是乐境。这就叫我的命运我做主。
或问：“命运可以通过行善方式来改变吗？如能改变，还叫命运吗？”答：儒家即顺命又造命。盖业有定业、不定业之分，命运有不可改亦有可改，归根结底还是可改可造的。如五逆大罪，必入地狱，这是不可改，但若有机会真诚悔改并立大功德，则能提前出狱，岂非可改？何况造什么业亦由自己决定。
依据佛理，降生于什么时代、国度、家庭环境，皆宿业决定，此姑不论。在宿命的环境中，前途运道如何，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言行功德。孟子家庭环境恶劣，照样成圣成王，我欲仁斯仁至；桀纣命运得天独厚，难免国灭身亡，自作孽不可活。
扶苏“乃国为秦，乃父为秦皇，乃弟为胡亥”，此不可逃不可改也。然扶苏若仁智足具，谏父不成，监军上郡，另有建功立德之法；身为太子，家国命脉所系，纵救国无术，岂能顺从伪诏自尽？延续嬴氏一脉何难！
命扶苏自杀之诏书，别说是赵高李斯所伪造，便是秦始皇亲自发出，扶苏也不能受命。不仅孔子有小棒则受大棒则逃的教训而已，扶苏身为太子，在没有公开废除之前，责任何其重大，岂能一死了之。未能尽人事，何谈听天命？这不是听天命，这是违天逆命，不仁不义，亦不孝之至。
如果父要子死，子就去死，就没有孟子了。舜身世不幸，生活在“父顽、母嚚、象傲”的家庭环境里。瞽叟后妻和后妻的儿子象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但舜的表现是：“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常)在侧”，这才是孝道的典范。扶苏如果有孟子的大德大智，要延续嬴氏一脉，何难之有？
秦王朝灭亡的命运在焚坑之时已基本铸定，子婴时期更是大势已去奄奄一息，频临绝境无可挽回，而子婴亦无挽回劫运的德智能力。若他一向惠民爱人德泽深广，族灭赵高之后，立即下诏罪己，大施仁政，未必毫无效果。
即使没有实施仁政的机会了，仁诏一发，天下人心包括刘邦项羽等各家造反派的人心，就会有所不同。子婴救不了秦国，或许也救不了秦族，但要保嬴氏血脉不绝，给嬴氏留一个后人以接续香火，应该可以办到。这就是人能造命。当然，嬴政罪恶太大了，不配有后续，故子婴虽贤，极其有限。
有时候一点微弱的良知之光，都可能起救命之用。《史记》中范雎的故事为“良知救命”说作了很好的注脚。须贾诬告范雎被齐国收买，导致范雎几乎丧命。范雎逃到秦国为相后，本可杀掉魏国使者须贾为自己复仇。然因须贾“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而饶恕之。须贾以为范雎“落魄”而赠给一件绨袍，一念之良救了自己一命。用老百姓话说，好心好报。
六、护身有符
佛教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之命运，归根结底决定于心性。吉人天相，实为自相，良知所相。良知是最好的护身符。
良知是君子的护身符。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富贵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人乃至兼善天下，当然可乐；贫贱可以尽力传道解惑诲人不倦，无碍求仁得仁，同样可乐。即使入地狱，依然“天性健”，良知心的常乐我净和生生不息，还是可乐。无论以道殉身还是以身殉道，任何时候都是身与道俱，万物皆备于我。
良知也是小人的保护伞，在现中国，要避凶避难，化解灾厄，离不开良知之光的照耀引导。面对据乱世的黑暗，唯有良知大光明才能维护心理生理正常，让生命逢凶化吉；其次，听从良知的命令，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良知还是恶人的续命丹。已经犯了大错大罪的恶人，在恶贯满盈之前，在“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之前，若有缘接触良知学，若能猛回头，毅然改邪归正，未必没有得救之望。放下屠刀或不能立地成人，但毕竟阻止了堕落恶趣的继续，获得了悔改赎罪的机会，打通了道德上升的通道和成德的希望。
良知，于人类而言是最高的救主，于宇宙而言是最高的造物主。《中庸》说“不诚无物”，这个诚，就是“天之道”和“天命之性”，就是良知。没有良知就没有人类没有一切。阳明说：“良知生天生地，神天神地。”良知就是“十六字心传”的道心，是宇宙生命的本质。宇宙万物一切现象无非道心所现。
儒家是良知之家，拥有启动、彰明、弘扬良知的最佳法门。古代小人知道尊儒，知道向上；现代小人普遍反儒，特别流下。小人们不知道，反儒对自己的伤害最大。反掉正人君子，豺狼就会当道，小人们很容易被豺狼吃掉。反儒反掉的是自身的护身符和社会的保护神，反儒的社会必然反常，弱势群体的命运特别悲惨。
反儒者即使善良老实，命运也不会好。好有一比，反佛菩萨，就与佛菩萨绝了缘，各种恶魔野鬼必然乘虚而入。佛菩萨虽然悲悯，也难以施救，只能徒叹奈何。儒不是佛，但道理是一样的。反掉君子，小人最为得意；反掉圣贤，盗贼能不得势？
西方没有儒家，本是不幸，不反儒则是幸运，而且，儒学传入西方之后，得到相当尊重，对文艺复兴运动颇有启发推动作用。孔子像与摩西、梭伦像并列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门楣正中。中国有儒家，本是大幸，反儒又成了大不幸。盖孔子是中华最高的民族魂，儒家是国民最大的保护神。打倒孔子，民族就失了魂；摧残儒家，中国就没了家，国民就难免为无道缺德的“东西”所鱼肉。
流行“仁义道德吃人”邪说的社会，必然缺德，必然逆淘汰，必然缺少仁人义士，必然是人吃人、禽兽化的社会，强者吃人，弱者被吃，一边吃人，一边被吃。这种社会，是极权的最佳土壤；这种人群，是暴政的最好食品。换言之，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的地方，最容易禽兽化，强者豺狼，弱者猪狗。
有些真相真理揭示出来，血淋淋很残酷，东海不忍但又不能不揭示，不能放弃觉后知、觉后觉的责任。五四以来大量外患内忧人祸天灾，多是国人自找自造的，是“共业”即大量国人共同制造的恶业所致，恰恰体现了天道的公正和因果律的不可抗拒。还不悔改，更待何时。
泯灭良知，害人害己，终将自灭。只有存天理致良知，一切才会好起来。这么简单的道理，闻者多不信。什么成功学厚黑学利己主义唯物主义的胡说八道，偏偏信仰者众。国人福薄命劣，热衷自造苦难。
最后重复一遍：良知是最好的护身符。此言是我一再逢凶遇难、历尽千辛万苦所证来，绝对真理，童叟无欺，十足天金，一字万钧。良知之用大矣哉，发于意念，为善意善念；发于言行，为善言善行；发于政治，为善制善法；发于社会，为良风良俗；她于个体为最好的护身符，于国家为最好的护国符。2014-4造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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