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云鹏|“仁”：贯穿历史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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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铁器、初税亩、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土地兼并、繁刑重敛、战争频发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孔子把“仁”确立为人的本质、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赋予“仁”哲学本体论意义，对个体生命人生意义的确立和国家治理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彰显了深邃的人文考量和深远的历史眼光。 较早出现“仁”字的儒家典籍有《尚书·金滕》《诗经》《周易》等，《说文解字》认为“仁，亲也。从人从二”，也有学者认为西周金文中“仁”字字形从“女”从“二”。因此，“仁”字本义是二人或者说多人，实际上指代了整个人类社会，指明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确立了个体生命的人生意义在人类社会本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然，这个人类社会首先是家庭，因为一个人出生后，他（她）所面对的第一个社会关系是他（她）的家庭关系。家庭是儒家学说实践的主要对象，孝悌也自然成为仁的核心方法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儒家贤圣均对“仁”研究甚深，结合各自时代条件做出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阐释，赋予“仁”深厚的人文精神，把“仁”确立为儒学的核心范畴，以至于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仁学。“仁”字在《论语》中多次出现，从孔子与其弟子对仁进行的较为全面的阐发来看，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其实现路径是克己或者说自爱、自律，“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记·中庸》《礼记·表记》《孟子·尽心下》提出“仁者人也”的观点，认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朱熹也认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本质），做到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从而将仁与理联系起来，为自己的理学提供理论支撑。孟子将仁与心联系起来，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所以“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王阳明提出良知的哲学命题，良知是仁的集中表现，仁的实现路径是“致良知”。可见，儒学对仁的重视，实质上是对生命的重视，由此出发，儒学产生了人是天地之心、最为天下贵以及民为邦本、有教无类、民胞物与等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而“博爱”最早出自《孝经·三才章》“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由于儒学奉行以孝治天下，具有平等思想的博爱没能成为儒学的重要范畴，尽管如此，博爱还是为中学、西学交流互鉴搭建了桥梁。由于博爱与仁联系在一起，因此，儒学中的博爱首先是自爱，体现在个体生命层面上要克己、慎独、自律，然后由己及它、由亲及庶、由近及远但无边界，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直至天地万物。 宋明以来，随着儒学西传，儒学仁爱观对欧洲产生了深刻影响。上世纪40年代，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张彭春坚持加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对应的英文单词，最后将接近“仁”的“良心”（conscience）写入，从而谱写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段佳话。 千百年来，儒学倡导的“仁者爱人”为无数的个体生命带来了人文关怀和心灵温润，从而使“仁者爱人”具有了穿透历史、贯通中西的精神力量。爱人是仁者最核心的品质，仁者肩负着爱自己、爱亲人、爱众生、爱世界的使命和责任。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和责任，仁者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时，由于知晓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仁者无论面对多么恶劣的处境，都能坚守仁心，乐天知命，不怨天，不尤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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