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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心要向城乡社区转移，因此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从古到今，基层社会治理从未停歇，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描述过他心中的完美社会形态——大同社会。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并指出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这都与儒家的大同社会有着理念上的一致。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基层社会治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通过法治、德治、自治等方式，为城乡的居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为城乡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城乡社区的和谐稳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是：服务社会成员的合理需求；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矛盾。简言之，基层治理的任务就是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管理、维护公共安全。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原因 《意见》明确了基层治理的五项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固本强基；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坚持改革创新、依法治理；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但在当前阶段，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在基层治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方法。 （一）转型社会价值真空 在向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由于价值模式重建引起的普遍性价值观念震荡致使原有价值体系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功能失效。在价值真空地带，旧的和消极的价值观念乘虚而入、沉渣泛起，新的价值体系需要长久的适应与认同，因此导致了一些偏离社会发展和威胁社会稳定的失范行为时有发生。近年来，虐待儿童、虐待老人等新闻层出不穷，孔子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未完全达到，生产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一直令群众担忧，这些都是价值真空、社会失范的表现。 （二）公众参与积极性不足 当代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导致社会诉求不断增多，在基层治理时需要群众自治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安全和稳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呈现出公众参与积极性不足的重要问题。一是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个别群众漠视社会责任，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习惯于以往政府绝对主导下行政性命令性的基层治理模式。二是公众参与机制存在缺陷，群众缺少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群众的呼声未能及时响应。三是群众动员力度不足。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在支持、鼓励、调动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方面仍有不足，一些群众不知如何参与基层治理，令公众参与未能达到理想效果。 （三）群众需求未能完全满足 基层治理的任务是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管理、维护公共安全，这些都是以满足群众需求为根本。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仍未完全得到满足。另外，在群众利益诉求方面，也呈现多元化特征。老人和年轻人，不同职业的人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便为服务精准化全面化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在面对非理性利益诉求以及矛盾化解时，个别基层干部感到没有办法，在面对棘手问题时存在能力不足的现象。 （四）现有基层治理方法存在不足 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有些基层干部习惯于传统的行政式、命令式的或者是搞大运动式的方式方法，甚至存在单打独斗、自上而下的方式，用行政性手段和强制性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也是导致当前一些社会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在基层治理的方式方法中还存在重视末端应急管理，轻视源头治理的情况。当问题爆发，矛盾愈发复杂时再采取方案大力解决，并没有从根源治理的意识，群众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这将极大增加基层治理的经济成本和行政成本，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维护和提升。 三、儒家思想与基层社会治理 《意见》指出：“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促进德治、法治、自治有机融合。”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三治融合”是主要方式方法，德治、法治、自治三种方式互为补充、互相衔接、缺一不可。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对德与法、义与利有着精辟的阐述，对今后基层治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以德治扬正气 徐复观先生曾言：“儒家的政治思想，从其最高原则来说，我们不妨称之为德治主义。”儒家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德治，儒家首先强调对执政者的道德约束。 关于彰显正气，进行德治，儒家仁爱思想是核心。做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仁爱之心，无论是执政者还是老百姓，作为君子，都要有仁爱。具体来说，儒家仁爱思想分为五个层次：一是仁爱之心。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仁”的基本内涵就是“爱人”，有仁爱之心，才能够爱别人。二是自爱。儒家强调仁爱要从自爱开始，要以自爱为起点，但不是以自爱为中心，应该不断扩展。三是爱亲人。孔子非常重视孝悌，主张处理一切人伦关系都要从孝悌做起。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的话，更不可能去关爱他人。孝悌是道德伦理的根本和基础，是德治的根本要求。四是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道德教育层面，做人要温、良、恭、俭、让，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五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儒家还把仁爱之心推向天地万物，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在德治中我们要弘扬道德正气，不仅在于对人自我道德的要求，还在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的调解，通过德治来达到社会和谐。 （二）以法治强保障 法治是基层治理的根本性保障。我国是农业大国，长期以来是靠人治和德治来进行社会治理。德治的办法更适用于熟人社会、小区域中进行，当然也十分符合基层治理的需要，但随着社会发展，德治的办法就不能够完全满足社会治理需求，更需要法治来规范和治理社会。德治对个人道德自觉性要求较高，对遵守德治、遵守道德的人十分有用，但对于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而言，例如高铁霸座家族等人，就必须使用法治来规范和处罚不良行为。 因儒家和法家的分派，有一些观点会把儒家看成德治的代表，法家看做法治的代表。其实儒家对于法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对立和排斥的，只是儒家把法治当作其社会治理体系的底线保证。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仅仅以政治的手段来引导，以刑罚来约束，百姓即使不犯罪，但他们依旧没有道德羞耻之心；如果以道德引导百姓，用礼乐加以约束，那么人民不仅不会犯罪，还能达到道德的自觉。因此在当前基层治理中，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武器，但在治理大局中，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法治的约束和德治的引导来提升群众整体素养，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三）以自治增活力 新时代基层治理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基层群众自治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自治是发现群众需求、了解群众需求的重要方式，发挥群众自我力量来解决自身事宜，调动群众热情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儒家强调民本思想，在“民为邦本”思想的基础上，孔子提出“爱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荀子的“载舟覆舟”论，都是强调老百姓的重要作用。 在自治中，要做好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当前价值真空、社会失范问题依旧存在，最根本的是义利观出现问题。“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孔子将重义或重利看做君子和小人的分水岭，孟子讲重义轻利，荀子讲先义后利，董仲舒讲贵义贱利，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明末清初实学派认为义利并重。纵观儒学发展史，整体还是以重义轻利为主要价值取向。当前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义利观又呈现新的转变，存在重利轻义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源于义利关系失衡的道德失范现象常有发生，一些人只讲私利，无视道义，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人们由重义轻利走向重利轻义的片面。 因此在基层自治中，首当其冲就要做好价值观的引导，要构建新型义利观，做到重利而不轻义，扬义又不贬利，以此来保证基层自治的正确方向和价值准则。同时，要打开公众参与渠道，完善公众参与体制，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热情，以实现自治、德治、法治的完美融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