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巢峰同志是极具魅力的出版家，其特点是政治魅力和文化魅力同在。可以说，这份魅力也是那一代出版家共同的特征，即善于把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出版专业工作的实际完美地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出版系统来了一批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文化名人和干部，他们长期在不同的出版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其中不少同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上海出版界有罗竹风、宋原放、李俊民、汤季宏、巢峰、万启盈、吉少甫、丁景唐等。巢峰同志因在出版系统工作时间最长，又担任过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还在一线具体主持了四个版本《辞海》的编纂出版，所以影响也大，说他是那一代出版家的翘楚，并不为过。 最近几年，民国出版人物的研究红红火火，出了不少成果，可喜可贺。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把巢峰那一代于新中国成立后就在出版领导岗位且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志，提上研究日程，这对我们书写新中国的出版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与巢峰同志长期共事，他是我的出版引路人，几十年耳濡目染，日察夜思，感悟良多。在我的眼里，巢峰是极具魅力的出版家，其特点是政治魅力和文化魅力同在。可以说，这份魅力也是那一代出版家共同的特征，即善于把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出版专业工作的实际完美地结合起来。尽管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始终持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定力，充分尊重出版规律，千方百计地多出好书，既做到了政治家办社，又极大地彰显了出版的思想文化传承价值。细细说来，巢峰同志有以下几个突出的品格。 第一，是理论家的素养和气质。如果说巢峰之前的一辈出版家是学问家的话，那么巢峰那一辈表现出来更多的是理论家的胸襟和才华。他们因为早年投身革命，并不像前一辈出版家那样，有较完整的学历，大都自学成才。巢峰同志是红小鬼出身，14岁参加革命，只受过高小的学历教育，但在革命实践中凭借勤奋自学，不仅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与前一辈出版家引经据典、纠谬改错的著述和编辑功夫不同，巢峰同志则见微识著、大气磅礴，善于把握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所撰写的一系列论文，都抓住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掀起过激荡血肉的思想冲击，至今读来仍“余温”犹在。正因为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人才济济的上海经济学界一致推举这位学府院所之外的出版家长期担任上海市经济学会的会长。我把这同当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高票当选中研院院士相提并论。 第二，是政治家的勇气和底气。巢峰同志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而且还具有政治家的品质。他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为政治气候的变化所左右。我们从《辞海》1979年版的修订中可见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出版精神。《辞海》1979年版的修订于1978年10月启动，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召开，新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已经提出，但贯彻这条路线的阻力还相当大，一些“左”的思想仍干扰着《辞海》的修订工作，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纷纷提到编辑部请求解决。在得不到上级具体指导的情况下，在夏征农、罗竹风同志的主持下，巢峰同志起草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共八条三十九款，对一系列疑难问题一一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有力地推动了修订工作的顺利开展。当有同志劝巢峰同志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再冒政治风险时，罗竹风同志诙谐地说：“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被打倒。”政治家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底气尽显无疑。 第三，是组织和指挥大工程的气魄和才能。巢峰同志是当代出版家中的“帅才”，目光远大，帘卷乾坤，主持过许多重大的出版规划和项目。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制订了长达22年的工具书选题出版规划，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领域，共计400多种，其中包括《经济学大词典》《哲学大词典》《法学大词典》《宗教大词典》《中国历史大词典》《中国文学大词典》等几十个大项目，并协调各方面专业资源，用几十年的时间一一加以落实完成。这在上海当代出版史上无出其右。而《辞海》的修订工作更是组织全国学术界力量通力合作完成的。他有一句名言：大型辞书，“三分编写，七分组织”。80年代中期，我曾在巢峰同志的指导下，带领一些青年同志编辑出版了皇皇几十卷本的《上海经济区工业概貌》，深切体会到巢峰同志指挥千军万马协同作战的高超才能，学到了组织出版大项目的要点和功夫，这对我后来组织编辑出版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等大型出版工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后也一直把抓规划抓重大项目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是编辑家的学养和功力。巢峰同志在辞书编辑方面具有很高的学养，他写过很多关于辞书的编纂方案、修订原则、稿件处理意见和往事回忆。晚年所著《辞书记失》一书，通过对143个条目是与非的剖析，不仅对辞书编写中的各类失误条分缕析，还讲述了一些条目选词立目的基本原则和定义释文改进的原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得到了辞书界的广泛好评。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同志诗云：“从容评点对千家，琢磨切磋辨瑜瑕。敢向权威求至理，浇开学苑自由花。”第六版《辞海》修订时，我协助巢峰同志审阅了近万条重点词目，这些词目的小样上有不少巢峰同志的修改和批注，涵盖定义、释义、出典、考证等诸多方面，令人敬佩不已。 第五，是改革家的胆识和浩气。改革是当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潮，几十年间大潮迭起，而巢峰同志总是挺立潮头，成为中国出版改革奋马当先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关于巢峰同志在出版改革方面的贡献，我在《一代出版家巢峰远行了》一文中已经谈过了，这里再补充两件事情。 一是出版社“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体制的确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社原有的事业单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出版业需要，出版社体制改革提上日程。上海出版系统领导层就此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对于出版社的性质究竟是事业还是企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甘蔗没有两头甜，要么改企，要么还是保留事业。巢峰同志是出版社“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体制的倡议者之一，在上海市出版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力陈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出版社自主经营的呼唤和激励机制的设计，同时他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保留事业性质对出版社发展的有利方面。这为当年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体制条件。二是出版社自办发行的发端。80年代初中期，在巢峰同志的坚持和努力下，上海辞书发行所成立，开了出版社自办发行的先河，打破了新华书店统购包销图书的一统天下，为后来图书发行业的全面改革吹响了号角。 巢峰同志驾鹤远行了，追思他的出版历程，细数他对出版事业的贡献，梳理他深邃的出版思想，不仅有助于厘清那一代出版家的历史地位，也有利于后辈出版人永葆初心，砥砺前行。 （本文作者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