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载：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卫灵公拿战阵这种事来问孔子，显然有视孔子为自家谋士之意。孔子何能为一国一君谋划此类具体事务？为一国一君谋划此类具体国务，孔子又何以自处？孔子大圣，以天下为念，谋道不谋君，忧民不忧“国”。那些诸侯们的“国”，其强弱存亡，是诸侯们的问题，不是孔子的问题。 《论语·子路》载：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孔子只关心“政”，不关心具体事务。何为“政”？孔子自己的解释：“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政”关涉方向性、价值性、道义性、程序正义性等问题。 卫灵公视孔子若僚属，期孔子如仲叔圉、祝鮀、王孙贾等人。显然，他能用能，而不能用圣、贤也。古代，圣—贤—能，本来就是不同的层次。 孟子曰：“尊贤使能。”（《孟子·公孙丑上》）能可使而贤不可使也。贤且不可使，况大圣乎！能用能，故卫灵公可保国保位；不能用圣贤，故卫灵公终“无道”（《论语·宪问》）也。  《圣迹图·灵公问陈》 再看一个类似的故事。《左传·哀公十一年》载：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防）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曾经的翁婿（太叔疾本为孔文子女婿）翻脸相攻，孔文子（圉）也竟然问计于孔子，简直视孔子为食客。孔子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当即要命驾而行。当时蒯聩、姬辄父子争国君之位，孔子都不表明立场，因为这一对父子，无一人有义。孔圉、太叔疾翁婿内斗，这种龌龊而琐碎之事，孔子岂能介预其中。 贤与能之不同对待，本来是礼制的规矩，《论语·泰伯》载曾子对孟敬子的话：“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就是贤，而“有司”则是能。后世官、吏分列，官就是通过读经科举而选拔上来的贤，吏则是具有具体办事能力的能。《孟子·公孙丑下》载： 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君之“所教”者，能也；君之“所受教”，贤也。《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选贤与能”的意思，是选出贤而受其教，把相关事务交付“能”。这一点魏文侯做得最好：他知道如何对待“贤”与“能”。《史记·魏世家》载： 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李克曰：“……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 贤者，是用来“师之”的；而能者，是用来“臣之”的。《说苑·臣术》载翟璜谓子方曰：“君母弟有公孙季成者，进子夏而君师之，进段干木而君友之，进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进师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进者，皆守职守禄之臣也。”从某种意义上说，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人，岂能帮着魏文侯谋划一国之事？！他们谋划的，是天下之道。 除了西边的魏文侯，东方的齐宣王也做得不错，他也知道贤者和能者不同，当不同对待之。《盐铁论·论儒》说孟子在齐宣王时“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孔子惋惜管仲，孟子轻蔑管仲，就是因为管仲为一国谋而不为天下谋；但孔子毕竟对管仲还有敬意和肯定，孟子则一边轻蔑管仲一边又对管仲召集的葵丘之会给予肯定，因为管仲毕竟还是为天下操持过事务、厘定过规矩的。  《集古像赞》中的管子像 从天下看国家者，贤也；从国家看天下者，能也；从沟渎炕头看世界者，众也。为天下谋者，谋道也，贤也；为国家谋者，谋事也，能也；为一己衣食谋者，众也。 如何从天下看国家？就是看国家的行为是否合乎天下之道，合乎天下之道的国家就是讲究“国家道义”的国家。讲道义的国家，须有为天下担当、维护天下之道的义务与自觉，而不是仅仅考虑一国的利害得失。这叫“仁者安仁”（《论语·里仁》）。 如何从国家看天下？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判断世界大势，做出合乎国家利益的选择。这样的国家，就是具有“国家理性”的国家。有理性的国家，其实也要顺应大势，可以不履行但不可以唐突价值，可以不“行仁义”，但须“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下》）。这叫“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卫灵公的卫国，因为有能人在，国家虽然在道义上乏善可陈，但“国家理性”不失。而国家的最高境界、最大软实力，应该是“国家道义”。我们看看孔子如何从天下看鲁国：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 齐国大夫陈恒在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杀死齐简公，当上了齐国国相。这年孔子都已71岁了，但他在鲁国以“国老”的身份还操心天下事。鲁哀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问了，三桓更是敲山震虎要鲁哀公看样。但孔子不行。陈恒弑君，孔子请讨，不特为尽大夫职责，亦是大义所在，为天下正风纪、行道义。值得注意的是：小小鲁国，有能力干涉齐国政治吗？干涉齐国，惹怒齐国，鲁国担得起这样的损失吗？但孔子在所不辞。 孔子从来不考虑一国的得失，他考虑的是天下的得失。孔子仕鲁，固然要“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但他也并非只为鲁谋划，而是以鲁为天下。 《论语·阳货》：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孔子哪里是为了一个费，费只是一个根据地、试验田，他的目标是天下。费只是天下的一部分，是天下的一个角落；治费，就是治理天下。治天下的意思，本来就不是先囊括天下而治之，而是立足于当下区域，以天下之道治之。“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七十里就是汤之“天下”，百里就是文王之“天下”，而非他们的“国”。商汤文王在哪里，天下就在哪里。所以孔子“欲往”费，目标是：为东周。孔子在哪里，天下就在哪里。钱穆《论语新解》云：“一说：言兴周道于东方。一说：东周指平王东迁以后。孔子谓如有用我者，我不致如东周之一无作为，言必兴起西周之盛也。就文理言，注重‘乎’字，语气较重，应如后说。注重‘其’字，语气较缓，应依前说。惟前说径直，后说委曲，当从前说为是。”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天下的眼光，不是一城一地，一邦一国。 鲁国不过大号的费而已。孔子对鲁国的感情，主要是因为鲁国是“父母之国”，出于一种自然情感。他在鲁国为大司寇时，处理内政外交也主要关注政治秩序，以“天下有道”的理念和规矩来整理鲁国内政。他要鲁国的政治合乎周礼，其“隳三都”行动就是以周制为依据，以天下秩序的理念来进行的，甚至为此不惜削弱鲁国边境的防御能力。他并不特别关注鲁国与列国之争。“夹谷之会”力挫强齐，也不是主要为鲁国争利益，而是维护“周礼”规定的鲁国的权利，以鲁国的礼制权利来抗衡齐国的非礼欺凌，最后取得外交的胜利，也是以“礼”折服齐景公。所以，这次孔子和鲁国的外交胜利，与其说是一国对另一国的胜利，毋宁说是天子对不法诸侯的胜利，是“天下”对“国家”的胜利。  《圣迹图·夹谷会齐》 孔子周游列国，也从来不是去做一个诸侯国的臣子，去解决这些国的具体问题。“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所有这些话，都显示出孔子不以一国为念。这一国有问题，离开就是。 二 下面说说孟子。《孟子·梁惠王下》载：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国是小国，被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左右不是，生存真难。孟子说他也没办法。世界上无可奈何的事情太多，圣贤也有无可奈何之时。但是，孟子告诉滕文公一个原则：与百姓共同守护滕国；而要百姓不抛弃你，只有去行仁政爱民。身处战乱，这就是大事。如果爱民了，行仁政了，最终还是亡国，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世间本就有很多的无可奈何，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可为。仁者为仁，只是安仁。若仁不可利，不足以此保国，则也只能安仁。仁者只做好事，好事都是难事，好事还不一定是成功之事。“知者利仁”，但即使是智者，很多时候也会措手不及。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把可以做的事情做掉。面对不可为，我们安之若命，便是我们的道行。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滕文公眼下能做的，不是爱国，因为国的命运已经不在你手上，但是，百姓的命运此时此刻在你手里。所以，智者为国，仁者为人。爱护百姓，就是仁者。求仁得仁，便是解决之道。孟子给滕文公的建议是：不要想着让滕国成为“强国”，而要让滕国成为“善国”。（《孟子·滕文公上》）  滕州“文公问政”塑像 李贽《四书评》此章后评： 事齐、事楚，只为得自家利害而已。说到“效死而民弗去”，方知为百姓耳。孟子非真欲其不事齐楚也，只借此提醒其一念为民之心云。下二篇俱此意。 滕文公做世子的时候，就对孟子产生了依赖感；做了国君，更是眼巴巴地盼着孟子帮他安定滕国。但孟子心思不可能只在一个小国的安危上，这不是他学术关怀的终极目标。他之所以留在滕国，只是因为滕国有古风，还保存着“世卿世禄”制度，让他怀念、重温、研究那种贵族共同体政体的温馨。所以，面对滕文公的急切可怜之问，孟子几乎狠着心回答：“是谋非吾所能及也。”说白了，就是我从来不去谋划这个，我又岂能帮你谋划这个？用他自己常说的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当然，滕国的这个情况特殊了些，即使帮他谋，估计也无力回天。事实上，这也正是问题之所在：有些问题是真问题，有些问题是假问题。有些问题对某些人是真问题，对另外一些人却是假问题。如何避免一个具体国家的灭亡，对该国的国君和统治集团来说，是个真问题；但对于思考政治伦理问题的思想家来说，就是一个假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走向终结，永恒存续的是天下、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德性。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让某个国家不终结，而是这个国家在存续期间有无伦理、有无德性、是否成为天下和人类历史的光彩篇章。站在天下的角度看政治实体，每一个政治实体、政治集团是否存续、能否存续不是真问题，它以何种面貌、何种本质存续，它的存续具有何种价值、呈现何种价值才是真问题。一国的统治者若能站到这个高度，也就是“王”了；若能以此考虑施政方针与政策，也就是行“王道”了。滕文公拿滕国事齐、事楚这样的问题求教孟子，如果不是病急乱投医，就是他不了解孟子，把孟子看成一般的谋士了。而他自己，显然也缺少哲学的透彻和境界的高迈。有时候，伟大的政治家是悲剧性的，而悲剧性恰恰可以成就他：他用他不可避免的亡国，来成就天下的意义。杀身成仁，是一个人的最高境界；亡国成仁，是一个国及其国君的最高境界。 还有下面这一段：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心惊胆战的滕文公来问孟子：“齐国人将要在薛地加固城墙，我很担心，怎么办啊？”孟子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告诉他，从前，太王古公亶父也被狄人打得只能从邠（豳）迁到岐山之下。但是他积德，后世子孙最后成王。很多事业确实要经过几代才能实现，人无法逆历史潮流而动。实现不了怎么办？认了。能做的是创业垂统，将精神传承下去。古公亶父如此，周文王也如此——周灭商最终是在周武王手里完成的。 智慧的人，要善于区分真问题和假问题。何为假问题？无须面对的问题和无能解决的问题。纠结于无能解决的问题，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徒增烦恼或滕文公式的恐惧，还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忘记了我们必须面对、能够解决的真问题。此刻，滕文公面对的，就是这种境况：齐人筑薛，你无力阻止；而善待子民，正是当下所当为、所能为。朱熹此处注得好：“人君但当竭力于其所当为，不可徼幸于其所难必。” 在《孟子》中，滕文公是一个自始至终让人同情、不忍抛弃的形象。在巨大的历史必然性面前，如果不能有悲剧感并获得认知升华，体认到自己的悲剧角色并把握住把悲剧转化成成就境界的机会，一个人就永远生活在恐惧绝望之中，可怜兮兮，哀感伤怀。古希腊悲剧的基本特征就是主人公体认到自己不可摆脱的命运之后，如何让悲剧命运成就悲壮人格。写到这里，我甚至不忍心想象当孟子决然离开滕国时，滕文公这个年轻人的悲怆和绝望。 面对着滕文公“甚恐”的哀告求助，孟子的回答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是“不得已也”，时势总有不得已之时，不要说小小的滕文公，就是古公亶父这样高明大德之人，也有守不住领土的时候。这是孟子在讲人力不可及之处。其实，我上面讲真问题假问题，之所以说国家的存续是个假问题，就是说凡是国家总有终止之时，大限到来，无力回天。中国历史上，两宋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奈何遇到金、元，恰逢它们的武力鼎盛横扫世界，这就是人力不及处。今人总说宋朝懦弱，其实，宋朝又何曾懦弱，只不过正好碰上强敌如日中天而已。面对元军铁蹄，欧亚大陆上谁又是可以抗衡的力量？两宋的真问题，是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文明昌盛，并以自己的文明努力对抗北方的野蛮，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是文明与野蛮的争斗。所以，孟子这段话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为善”，国家亡也不亡，委之于天，我之“为善”，乃我力所可及。人在无可奈何之时，安之若命，就是“强为善而已矣”！  《集古像赞》中的孟子像 任何一个政治实体及政治集团如能虑而及此，岂特是大善，更是大智! 接着看：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孟子·梁惠王下》） 国家越小，越有恐惧。人也是这样，越穷往往越功利，为其有生存压力也。齐宣王好歹还谈谈历史，问一问“齐桓晋文之事”，有时还问一问“贤者亦乐此乎？”滕文公问来问去，就是：“我是小国啊，夹在大国之间。我是跟齐国搞好关系，还是跟楚国搞好关系？”“齐国人要在薛地加固城墙，我很担心，怎么办啊？”“我竭力讨好大国，还是不得幸免，我怎么办啊？”生存空间越局促，思想眼界越狭隘；生计越急迫，关注越功利；当下的困境越多，未来的规划越少。人，有时候是因为自己小，而把局面做小了；有时候是因为身处的局面太小了，人就不得不小了。这真是悲剧，滕文公就是这样的例子。其实滕文公本来是想照着孟子的指导做大事业的，他本来也算是有格局的人，一见孟子，一听孟子言，就念念不忘，还严格按照孟子的指导严守三年之丧，使“吊者大悦”（《孟子·滕文公上》）。但是，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背负着“世守”的产业，如同背负一个包袱：放弃吧，对不起自己的责任；灭国了，对不起自己的祖宗；不放弃不抛弃吧，却又毫无胜算。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古公亶父不一样。他把去留权交给百姓：可以跟我走；可以不跟我走，你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只不过是换了个君主嘛。太王有德，更有自信，因为他知道，百姓会跟他走。这是孟子告诉滕文公的一种办法：你是仁君，百姓自然愿意跟你；你不是，那你活该，不要让百姓为你殉葬。 孟子告诉滕文公的另一种办法是“世守”，宁愿战死，也不丢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 一种选择，是放弃土地，自己走。不用原本养育百姓的土地来害百姓。这是仁。另一种选择，坚守祖先基业决不放弃，宁愿战死，与国共存亡。这是义。仁义之间，你选择吧。 孟子说“君请择于斯二者”，意思是让滕文公自己选。孟子认为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百姓，是不是滕国国民、要不要滕文公这样的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他们的日子。他们愿意不愿意把他们的命运和滕文公绑在一起，由他们决定，也由滕文公决定：你行仁政吗？  滕州市滕城村滕国故城文公楼 在孟子的意识里，国家根本不是他关心的对象，他也不会帮任何一个国君出谋划策，去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问题，他是“王者师”，不是“君之臣”。他只关心天下，而他的天下，不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这个天下，存在于人心之中，所以他关心“人”，人即天下，天下即人。他不担心亡国，他从来不操心齐国、梁国、宋国、滕国的命运，他甚至从来没有操心过自己出身所自的邹国的命运，他只操心这几个国家国君的德性和百姓的生存状态。 孔子孟子，迂远如此，却也因此境界超迈，格局远大，远非局局于富国强兵的战国法家所可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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