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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鸡 谁都需要临终关怀，圣人也一样。不同的是，很多人的临终是灰暗、惨淡的；圣人的临终，像将熄的烛火，余烬中有一丝温暖。看看他们的临终，我们对死亡也就不必感到恐惧了。 西方有苏格拉底。他并非“善终”——原本可以多活几年，但他拒绝了。雅典法庭判他死刑，罪名是蛊惑人心，尤其是鼓动青年人，让城邦的“神明”很没面子。的确，生活中如果有了神，谁还愿意去拜雕塑呢？ 这罪名实在有点“莫须有”。雅典当局希望和苏格拉底达成默契，给你判刑，表明我们“有面子”，管你是不是名人、有多少人拥戴，照判不误，以示威严；暗地里，却放松监狱管理，希望苏格拉底收买狱卒越狱。可苏格拉底偏不，他说：“我都已经70岁了，难道还要流亡国外变成笑话吗？让别人再耻笑我去祸害他们的青年吗？”（据傅佩荣《先秦儒家哲学》） 苏格拉底不走，选择喝下毒酒。喝完毒酒，苏格拉底说了人生最后一句话：“不要忘记，我还欠医神一只鸡。”  法国雅克·达维特《苏格拉底之死》油画 什么意思呢？在古希腊，人们病了，要去拜医神；病好了，要去“还愿”，给医神送上一只鸡，以示谢意。人生终了，却要给医神送鸡，什么意思？ 答案相当豁达：死亡等于痊愈。用哲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生是一场病，死亡只是疾病的痊愈。这般豁达，确实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孔子临终：泰山坏乎？ 相较而言，孔子的临终，没那么幽默豁达，却有几分悲壮。《史记》《孔子家语》都记载了孔子临终前的场景： 孔子早上起床，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唱起了歌：“太（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 歌词虽然悲怆，但此时还唱得出来，的确也不是凡人了。学生子贡听到歌声，连忙过来。孔子对他说，自己做了个梦，不太吉利，大概是快要死了吧。七天之后，圣人撒手人寰。  孔子画像 对比一下东西方两位圣人的临终场景，很有意思。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似乎不在乎死亡，孔子比他更在意死亡；苏格拉底似乎认为使命已经完成，活着甚至不如死亡，孔子则认为使命远未完成，“革命尚未成功”，不如“向天再借五百年”！ 孔子是有着强烈使命感的圣人。正因如此，他从来不会作践自己，更不会轻视生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或许也是出于这一考虑。毕竟，人只有吃好了，身体好了，才能完成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也就是所谓的“天命”。也因此，他并不拒绝物质收入，比如学生来求学，他固然“有教无类”，但还是要收取十束肉干作为学费的，否则自己创办的私学就难以为继；私学难以为继，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必然下降。他更不会对学生进行道德绑架，让学生装清高，他并不反对学生做买卖、当官，甚至会支持。其学生子贡就善于经商，富可敌国。 强烈的使命感让孔子的思想显得十分“入世”。他既有宏大的甚至不可实现的目标（比如完全恢复周礼），也有务实的、基础的理论体系。宏大的使命和春秋乱世、短暂人生放到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矛盾，注定难以完成。 孔子固然努力，也无法摆脱“人终有一死”的命运。生于乱世，死于乱世，半生颠沛，一生流离，临终悲怆而歌，也就可以理解了。 孔子的积极心理学 孔子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反倒有“杀身成仁”之志：“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但在使命感的感召之下，孔子决不作践自己、轻视生命。在匡地被困，孔子一度面临生命危险，他说的是：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这段话简直就是在骂苍天：苍天啊大地啊，你不公平啊！既然把传承礼乐文明的重任交给我，为什么又让我面临绝境？如果你想断绝礼乐文明，就让我死吧！如果你不想让文明礼乐断绝，那小小的匡人，又能把我怎样？ 这不是悲壮，而是豪迈。孔子把天命和自己的命运深度融合，我们丝毫看不到他面临险境时的恐惧、苍凉，只看到一个人在舞台中央慷慨激昂。  《圣迹图·匡人解围》 天下昏暗时，孔子感慨：“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即便前途渺茫，孔子也没有贬低自己：我依然是块宝玉，是“凤鸟”，只是生不逢时啊！这是一种积极的、自信的、自我褒扬的心态。这种心态，让孔子内心充满阳光。怪不得有人说，从言行来看，孔子是坚定的“积极心理学”践行者。心情灰暗、消极的时候，不妨读读孔子、读读《论语》。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要素：第一是擅长从积极的一面看待外界条件，第二是敢于自我肯定。苏格拉底的人生态度，略显消极；孔子则更灵活、更积极。他赞美蘧伯玉为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同时强调“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苏格拉底明明可以逃跑却选择死亡，在孔子眼中，或许可以看作“小不忍”。 苏格拉底的选择值得尊重，毕竟，是该忍还是“无需再忍”，关键看最终的选择是否有价值。谭嗣同慷慨赴死，目的是以鲜血唤醒国人；梁启超逃亡国外，创办报纸、著书立说，目的是以文字唤醒国人。二者殊途同归，前者更震撼人心。1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谭嗣同临终前的文字，内心尚澎湃不已，何况亲历此事的国人呢？ “此心光明”：积极的临终态度 与苏格拉底、孔子相比，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临终态度，更像是将苏格拉底的豁达和孔夫子的豪迈糅合在一起，一句“此心光明”，照亮无数人心。 苏格拉底和孔子都出生在人类文明从昏暗逐步走向明亮的时代。带来明亮烛火的，就是文字与教育。他们之前，文字虽有，却只为少数人所掌握；教育虽有，却多为贵族垄断，平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之后，尤其在中国，孔子创办私学，让普通人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实为划时代之举，堪称点亮中华文明的火炬。 正因为此前的昏暗，所以无论苏格拉底还是孔子，都很难有明确的偶像。孔子要恢复周礼，最难的就是缺乏文献记载——即便有，也是一鳞半爪。即便崇拜周公，孔子只能表示膜拜，却不能说“我要成为周公”——连周公的相貌、事迹都搞不准确，如何“成为”呢？ 他们之后，情况好了很多，文字和教育更加普及了。2000年之后的王阳明，对孔子已经十分了解，孔孟之学也已发扬光大。这种氛围之下，王阳明自幼便立下“为成圣人而读书”的豪言壮志。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王阳明做到了。立德、立言，自不消说；他还平定叛乱，得以“立功”，圆了古代文人“三立”之梦。身体状况不好，成了他人生最大的“不圆满”处。57岁那年，王阳明病逝于扁舟之上。  王阳明塑像 就连人生的末了，王阳明留给后人的场景，也和孔子十分相像。孔子临终前，儿子孔鲤已经先他而去，孙子尚年幼，陪伴他的是子贡等一众弟子。王阳明是在回乡途中去世的。学生周积听说老师要路过江西南安府，提前几天做好了迎候准备。然而他迎来的恩师，已经卧床不起，气息奄奄了。听说学生来了，王阳明缓缓睁开眼，说了三个字：“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忙问老师还有什么遗言，老师说出了令他铭记在心也令世人震撼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是啊，一个人如果内心光明，还需要其他语言吗？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一个人内心的光明；没有任何俗人，能参透一个人内心的光明；也没有任何恐惧，能穿透一个人内心的光明。 王阳明是儒家中积极入世、入仕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有着类似于孔子的使命感。在这一使命感的感召之下，他既能穿透宋明理学带来的迷雾、创立心学，也能百折不挠，即便九死一生，也不改对人生的大追求；还能以国事为己任，即便朝廷昏庸，亦顾全大局，四两拨千斤，化解宁王朱宸濠叛乱，避免了国家动荡。如果孔子开设“积极心理学”课，那毫无疑问，王阳明就是这门课上最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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