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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德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什么可以抵得住岁月流年的冲刷，在瞬息万变的尘世里留下永恒不朽的价值？《左传》中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崇德向善是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追求的价值取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往今来的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理想抱负，是个人安身立命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之重要组成部分。忙于政事的统治阶层、寒窗苦读的布衣书生、奔波各地的商人工匠，皆可通过立德实现生命的安立和永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立德思想，平衡着凡世中的义利之争。 01 德行：士大夫阶层的“必修课” 《礼记·礼运》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统治阶级治国理政，需要真正的贤能之人加以辅佐。《孟子》中有言：“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德行是选拔人才的重要参照标准。随着儒家思想在汉代被奉为正统，重视德行的风气迅速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的选官制度亦以个人品德作为入仕的重要参照。 《论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良好的品德修养是获取知识的前提。汉朝以察举选官，即郡国按照选官标准自下而上向中央推荐人才。“四科取士”是察举制度的四条准则，其中首要的取士标准即为“德行高妙，志行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的有德之人方能获得被推选为官的资格。 “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论语》中有“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表述，个人德行是汉代读书人被举荐为“孝廉”的先决条件。《汉书·武帝纪》中记载了汉武帝实行举孝廉的目的：“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察举制度虽然存在着易被世家大族操控的弊端，但也促进了重视名节、重视个人德行的良好风气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层面的道德教化。 隋唐之后的科举考试以公开考试的方式甄选人才，考试以诗赋、时务策、儒家经典的记诵等为主要内容，有着重文重智的特点。为保证考试公平客观，科举制度未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等品德要求列入正式考察范围之内，这是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然而，科举进仕之后，官员仍然要接受严格的德行考课。唐代有着完善的官吏系统考评体制。《唐律疏议》中明确指出，唐朝治国“德礼为政教之本”，因此唐朝的官吏考课制度贯彻以德为本的考核原则。“四善二十七最”为唐代考课官吏在品德和才能方面的标准。“四善”专指对官吏品德操行的考察，《旧唐书·职官二》中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针对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不同要求，偏重对其在职才能的考察。不论是入仕要求还是考核标准，德行都是古代士大夫阶层一生的必修课。 02 商人无德亦不立：“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封建等级时代，人们的思想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无奸不商”“重义轻利”“舍本逐末”是大众贴在商人身上的标签。封建社会需要商业，却歧视商人。晋代傅玄在其《傅子·检商贾篇》中写道：“夫商贾者，所以冲盈虚而权天地之利，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及至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互通有无的重要社会作用得到政府的认可，商人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明代张居正肯定农商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认为：“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明代大儒王阳明更是有着“调停得心体无碍，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观点。 国家政令和民众思想的变化，使得明清时期涌现了大批以儒家道德规范为从商准则的“善商者”。明人李梦阳在《空同先生文集》中记录道：“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古善商者，处货财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民间常言：“修桥补路，尽是善事。”同治《瑞州府志》中记载了明代新昌（今江西省宜丰县）纸商刘亦庄从事公益，造福乡梓的善德义举，“一日自吴城回里，舟过府城，值修仁济石桥。即出囊中三百金付之，阅日再送三百金”。《明清徽商资料选辑》中记录“积帛赢金，至累巨万”的富商汪洪“佐城筑、修桥道、构路亭”。资助寒门学子读书同样是富甲一方的商人乐为的善事。同治《广信府志》中记载弋阳商人方清则“修辑生平乐行善事，凡有功世教书，不惜重资刊行”。道光《徽州府志》记载，婺源商人汪国柱为科举士子资助旅费，“本邑士子乡试艰于资斧，捐银五千二百有奇，呈请申详，定立规条，存典生息，以为试资”。 大多数富商大贾皆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他们将道德准则纳入经商活动，并以儒家道德理念教育子孙后代。安徽歙县呈坎罗氏家族为尊儒重教的徽商大家，罗氏家族的《重修家谱叙》展现了有为商人的善德观。家谱中写道：“《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吾族子孙蕃衍，历年滋远，无非祖宗积善余庆也。后之人，谨勿亏孝敬之行，以伤蠹此善根；谨勿贼骨肉之恩，以湮塞此善源；谨勿怀奸饰诈犯义侵礼，以断丧此善根基。”中国商人践行富而有德、义利并行的儒家财富观念，彰显着中华富商的仁爱精神。 03 道德传家：永世不斩的“君子之泽”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受着时运、志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并非人人皆可尽享。“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即便是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也难保基业永续，富贵长久。“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时光洪流中，容颜易老，富贵成空，唯有自身的道德境界，有如不倒的精神殿堂，让生命在达观自足中获得永恒的乐趣。 《周易》认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而精神的富有和德行的“日新”是通向“孔颜乐处”这一至高道德境界的大道。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乐处”是儒家的道德修养功夫和人生境界。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因为志行高洁、安贫乐道，故而刘禹锡于“陋室”之内，比之身处雕梁画栋之中，更能悠然自乐。于己身而言，道德修养丰盈内心，带给自己无穷的精神财富。 于后世而言，道德构筑而成的精神财富是可以传承的，是永不消逝的珍贵宝藏。《大学》中讲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古罗马时期的作家普鲁塔克说：“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周易》也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修德行善也是古人对子女立身处世的首要教诲，名门家训亦皆以道德传家。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的《朱子家训》教导子孙树立正确的善恶观：“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古语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德行是真正的传家宝，是赠与子孙后代的最有效的护身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