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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代的经书不是一个单一的集合，而是一个阶梯式的架构。从考试制度看，汉代针对博士弟子的考试内容是五经附加《论语》，《孝经》因被当作小学看待，故未加入考试。东汉末年刊刻的熹平石经实际上是这一考试内容的反映，之所以刊刻《公羊传》是因为《春秋》学二家博士都出自公羊家，故需要提供一个标准文本。就学官层面看，除了十四家官学博士外，东汉时期《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四家私学成为准官学，从而形成十四家博士官学+四家准官学+私学的经学发展格局。汉代这种复杂的经书结构意味着，在传统经学中，经书往往是由几类书形成的一种层级式架构，处于不同层级的经书，其内涵、地位、价值都是有区别的。对经书的架构及其内部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经学和学术发展史。 关键词：汉代；经学；经书架构；准官学 在中国古代经学研究领域中，经书范围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不同时代对经书有不同的认定，历代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四书五经等名目。学界对这一演变过程已经有诸多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将经书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来理解的，即经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各种经书无差别地同属于这个叫“经”的集合。然而，经书范围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明确，如果把经书属性作为一种标准按100分计算，对所有的书而言，并非只有0与100分两个层次，有些书可能只有80分或60分。也就是说，经书可能只是一个界线模糊、松散的集合，且往往呈现为一种梯次性，表现为一种架构，这一点在汉代尤为突出。经学在汉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其经书架构问题也比较复杂。本文拟从考试制度、熹平石经、学官设置三个角度对汉代经书的架构问题进行多维度考察，以加深对汉代经学和学术发展的认识。之所以选择这三个角度，是因为它们都与官方对经学的界定有关，而官方的界定常常是经书范围比较明确的法定标准。 一、经学考试制度与汉代的经书架构 汉代的经学考试又称“设科射策”，主要是针对博士弟子的学业考试。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又为博士设弟子员，博士弟子学习一年后，经过考试能通一经以上就可以补官。因此，经学就成为人人争抢的利禄之途，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关于设科射策的具体形式，学界存在一定争议，《后汉书·顺帝纪》李贤注引《前汉书音义》云：“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可见其基本方法是，考官先出若干题目写在简策上，考生抽取其中的题目进行考试，此即“射策”；根据考核结果评出甲乙等科，每科对应不同的官职，考中某科便可获得相应的官职，此即“设科”。《史记·儒林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如淳云：“《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国文学，秩百石也。” 关于“射策”的具体内容，《汉书·儒林传》称“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可见考试内容主要是六艺，六艺中乐无经，所以实际上是五经。东汉时考试内容有所变更。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徐防鉴于当时博士讲授及考试中“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的状况，上疏要求对考试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后汉书·徐防传》）李善注引《东观记》所载防上疏又曰：“试《论语》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学者务本，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思核经意，事得其实，道得其真。” 徐防的上疏透露出几项关键信息：首先，射策的核心内容仍是五经，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都属于五经范围内的博士。其次，在五经之外徐防单独提到《论语》，并称“《论语》不宜射策”，言外之意，《论语》在此前似乎参与过射策，但徐防认为，为了让弟子们能够专攻经书，“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故《论语》最好不参加射策，但也不是将其完全排斥在考试范围之外。他主张采取变通的做法，即“试《论语》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所谓“试本文章句”、“通度”，大概是能够讲通章句文义即可，这可能作为正式“射策”之外的一种附加性考核，但无论如何，《论语》仍然在博士弟子考试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徐防上疏后，“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可见徐防的建议得到实施。 汉代经学考试内容以五经为主，《论语》为辅，这正是汉代经书架构的基本形态。对汉人来说，五经是一个具有神圣意义的知识系统，它代表了先王之道，故立于学官，由博士分经执掌。《论语》《孝经》虽然也非常重要，但并没能厕身这一系统，而仅作为其附庸而存在。汉元帝时的丞相匡衡说：“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匡衡先大谈六经的重要意义，然后接以“及《论语》《孝经》”，附带提及二书的价值，从这种叙述方式即可见汉人是把《论语》《孝经》看作五经的附庸。《汉书·艺文志》将《论语》《孝经》附于六艺略，也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汉人的这一看法。王国维对汉代五经与《论语》《孝经》关系作了形象的比喻说：“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又说：“盖经师授经亦兼授《孝经》《论语》，犹今日大学之或有豫备科矣。” 这也可以解释在考试中《论语》为何不能参加射策，而只是作为一种附加性考核的原因。 一个问题是，《孝经》常与《论语》并称，为何《孝经》连参加附加性考核的机会都没有？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首先，与《孝经》相比，《论语》与五经的关系更为接近。《论语》作为孔子言行的记录，在汉代一直被认为是五经的传记。《汉书·扬雄传赞》称：“传莫大于《论语》。”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也说：“《论语》者，五经之辖錧，六艺之喉衿也。”在汉人眼里，《论语》是与五经关系最密切的书籍，基本上充当了五经的入门书。而《孝经》专门言孝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更适合作为社会普及教育的内容，而与五经这种专门精深的学术系统关系较为疏远。王刚说：“《论语》在汉代经学系统中的地位高于《孝经》。”这一总结是有道理的。其次，《论语》虽不如五经内容复杂古奥，但要想掌握也需要下一番训诂、章句的工夫，《汉志》中《论语》类有“《议奏》十八篇”，班固注曰“石渠论”，可见在汉宣帝主持的石渠阁会议上讨论到了《论语》的相关内容，这也可见《论语》内容的复杂性。而《孝经》全文仅千余字，篇幅短小，内容简单，几乎不需训解，人人皆可读通，汉人是将其作为小学书看的。南朝齐时欲立《孝经》博士，陆澄认为《孝经》是“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南齐书·陆澄传》），即是以《孝经》为小学这种观念的遗存。王国维虽将《论语》《孝经》一起列为汉代的中学科目，其实如果再作更细致的区分，则《论语》更接近大学科目（五经），《孝经》更接近小学（《急就章》等小学诸书）。作为小学书，《孝经》显然不适合作为博士弟子的考试内容。 当然，由于汉代以孝治天下，《孝经》在汉代很受重视，学习也非常普及，上至官宦子弟，下至平头百姓，无不讽诵《孝经》。汉平帝元始三年时重定学制：“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东汉荀爽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后汉书·荀爽传》）可见，《孝经》在汉代实际上充当了社会教育的角色。因此，若仅就普及率和阅读率这一点来说，《孝经》是远远超过五经和《论语》的，但是普及率高并不意味着可以列为经书、立于学官，甚至参与博士弟子的考试。 二、熹平石经与“七经” 东汉末年所刻的熹平石经，开创了历代石经刊刻的先河，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熹平石经原石早已不存，后世仅流传若干残片，故其刻经的种类、数目也引起较多争议。经过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熹平石经包括《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典籍。这与此前五经、六艺的经书体系差异明显。那么，熹平石经是否意味着构建了一种新的经书体系？后人常将熹平石经与汉代的“七经”概念联系起来，如《隋志》称：“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今人也多以此证明汉代“七经”概念的出现，尤其论证《论语》的经书地位。 王刚对熹平石经的“七经”概念提出异议，他认为熹平石经构建了一个“新六经”的经学体系，“七经”应当理解为“六经七种”。“新六经”的构建模式是“旧六经加一”，由于在汉代《论语》地位高于《孝经》，故这个“一”只能是《论语》而不是《孝经》。但由于《乐经》本是不存在的，于是旧六经加一实际上形成的是新六经，而不是七经。《论语》之所以能够填补《乐经》的空白构成“新六经”，与汉末的学风转变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即《论语》成了士林中新的知识武器，依凭《论语》资源来争夺孔门正统成了趋势所在。《公羊传》在石经中并不能算经，而只是“经之附录”。 那么，熹平石经是不是意味着在东汉末年经学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经书体系呢？事实未必如此。关于熹平石经刊刻的直接动因，主要见于《后汉书》的以下二则材料： （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后汉书·宦者列传》） ……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后汉书·儒林列传》） 从这两则材料可知，在当时的博士弟子考试中（即“试甲乙科”），由于不同学派的经文不统一，导致纷争不断，为了能在考试中胜出，考生甚至贿赂掌管经书和考试的官吏，把官方经书中的文字改成自己学派的文字。因此，为了使考试更加公平合理，有必要统一经书文字，公布一个难以作弊和更改的经书文本，这就是后来刊刻并立于太学门外的熹平石经。所以，熹平石经刊刻的动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统一经文，从而消除经学考试中的作弊行为。 既然熹平石经的刊刻是直接为经学考试服务的，那么，刊刻的经书自然就是考试中要考的经书。换句话说，只有经学考试要考的经书，才会刻入石经中。当时的经学考试到底考哪些经书呢？上文已经考证清楚，永元十四年（102）徐防上疏后，经学考试确定为以五经为主，《论语》仅试本文章句，不参与射策。此后，徐防的建议得到实施。熹平石经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上距徐防上疏不过七十多年，考试内容未见有变动的记载，即仍然是五经加《论语》，所以熹平石经中包含了五经以及《论语》。 需要解释的是石经中为何会有《公羊传》？《公羊传》只是解说《春秋经》的传，其余五经都没有把各自的传刻石，《公羊传》为何会有此殊荣？这其实与当时的博士制度有关。博士弟子的射策内容，粗说是五经，细说则是立于学官的十四家博士之学。因一经分为数家，故需要为各家定一个经文的标准。而十四博士中最特殊的是《春秋》学博士。《春秋》学博士有颜氏、严氏二家，它们都宗公羊学，也就是说，公羊本是《春秋》的一家，而从公羊中又分出二家，且都立为博士。因此，石经除了要为《春秋经》立一个标准外，还要为《公羊传》立一个标准，故《公羊传》与《春秋经》得以同时刻入熹平石经中。其实，如果仔细分辨，就会发现石经中本就有传刻入，即《易传》十篇，只是《易传》与《易经》关系更为密切，很早就与《易经》合为一部书，《汉书·艺文志》于易类著录“经十二篇”，实际上就是《易经》二篇、《易传》十篇，所以，自然而然与《易经》一起刻在石经中。而《公羊传》一直是与《春秋经》别行的，所以，其出现在石经中便显得有些突兀。 综上所述，《熹平石经》并没有构建一个新的经书体系，而只是当时经学考试内容的反映而已，不宜对其进行过度解读。 除熹平石经外，汉代的确还流行“七经”的说法。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所作的《封禅文》有“袭旧六为七”之句，常被认为是“七经”概念的最早表述。此文是司马相如为劝说汉武帝去泰山封禅而作，其大意是认为汉朝发展到武帝，功业甚盛，瑞应迭至，足以去泰山封禅，以比肩古圣王。其中核心的一段话是： 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也。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而后因杂缙绅先生之略术，使获曜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祓饰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 其中有“袭旧六为七”之语，东汉服虔注曰：“旧为六经，汉欲七经。”（李善《文选》注引）认为这句话指的是“七经”，其实这是误解。从语境看，司马相如认为封禅泰山是一代圣王功业的最高表现，而汉朝是与唐、虞、夏、商、周等并列的圣朝，汉武帝为圣朝之圣王。圣朝要有圣朝的标志，其标志除了封禅，还有 “作《春秋》一艺”，以作为对“六艺”的继承。在当时人看来，六艺是古圣王之道的代表，今汉朝再续一艺，“袭旧六为七”，就意味着汉朝是古圣王之道的正统延续。这就是司马相如所谓“袭旧六为七”的真实含义。由此可见，所谓“袭旧六为七”，只是一种对汉朝皇权正统性的说明，与“七经”及经书体系的变革没有太大关系。在中国古代，每个朝代都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正统性，方式很多，如改元、天命、瑞应、五德终始、封禅等等，司马相如提出的对六经的延续，也是汉朝证明其合法性、正统性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与之类似的，司马迁作《史记》也自认是对《春秋》的延续。 真正明确使用“七经”一词的，是在东汉初期，如汉明帝时傅毅《明帝诔》云：“七经宣畅，孔业淑著。”（《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蔡邕《玄文先生李休碑》称誉李休：“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钩深极奥，穷览圣旨。”（《艺文类聚》卷三十七引）《三国志·秦宓传》云：“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虽然说的西汉司马相如的事，但西汉时期显然并无七经，则其所谓“七经”，只是秦宓甚至陈寿时流行的概念。上述材料中使用的“七经”概念具体所指不详，从当时经学考试内容为五经加《论语》看，五经本来与六艺是相通的，六艺外加《论语》恰为七，则所谓“七经”可能是当时经学考试所考经书的一种泛称。当然，也可能是五经外加《论语》《孝经》。但无论是指哪一种，都不代表一种内涵明确、明文法定的经书体系，而只是一种俗称而已，因为汉代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正式文件中定义过“七经”。与之类似的是后世的“十三经”之称，其实在宋代以降的官方制度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十三经”，南宋的法定经书是“新六经”（《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加《论语》《孟子》，元代以降科举考试法定经书是五经四书，“十三经”只是对所有经书（或曾经的经书）的一个统称、俗称，也不代表一个新的经书体系。 三、东汉经学中的“准官学” 众所周知，东汉立于学官的是五经十四博士，即易：施、孟、梁丘、京氏，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公羊颜氏、公羊严氏。除此之外，民间还存在很多其它的经说，如易有费氏、高氏，书有《古文尚书》，诗有《毛诗》，礼有《逸礼》《周官》《庆氏》，春秋有《穀梁》《左氏》。这些学派因未能立于学官，而不为官方承认，其地位自然无法与十四家博士官学相提并论。当然，有些学派也曾努力争取官学地位，如《左传》《古文尚书》等，但旋立旋废，都未能成功。尽管如此，它们的影响却不可小觑，不但有许多人传承和学习，而且其中还不乏学识渊博的大儒，所以不能不引起官方的关注，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古文尚书》《毛诗》《左传》《穀梁》四家。这四家的学术影响非常大，郑兴、郑众、尹敏、卫弘、贾逵等名儒都曾传习，而且常常作为一个固定的组合，如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后汉书·儒林列传》）。可见，此四部书在东汉初就齐头并进、广泛流传。 汉章帝对经学很有兴趣，他不但发起并主持了白虎观经学会议，而且还对没有立于学官的其它学派给予积极支持，并进用了这方面的人才如贾逵等。建初八年（83），汉章帝下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后汉书·章帝纪》）《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此事云：“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章帝认为，五经内容古奥，去圣久远，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也未必能够穷尽经书的义理，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宽经学的视野，以“扶微学，广异义”，于是下诏招收学员学习《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四家没有立于学官的经学学说，并选拔成绩优异者授以讲郎之职。这是东汉官方第一次明确支持官学之外其他学说的传承发展。 对于这一事件，《后汉书·贾逵传》的记述值得注意：“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将此四家学说合称为“四经”，又称“遂行于世”，可见在汉章帝诏书之后，此四家学说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几乎可以称为“经”了。章帝之后，安帝、灵帝均继承并重申了这一经学政策。汉安帝延光二年（123），“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这里没有提到《左氏春秋》，疑史文有脱漏，或当时由于《左氏》非常流行，这方面人才甚多，故不需再行诏选。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 （《后汉书·灵帝纪》）依然将此四家作为一个完整组合举荐议郎。 东汉官学之外的经学学说甚多，为什么只有这四种能够独获青睐？这首先与其自身的学术价值有关。《古文尚书》以古字书写，年代早于《今文尚书》，很多地方可以纠正《今文尚书》的讹误，学术价值很高，研究者也很多，如杜林、郑众、贾逵等名儒。《毛诗》有完整大小序，内容简明扼要，是一个非常完善的、自圆其说的《诗经》解说系统。《左传》叙事详明、文辞富丽，《穀梁》简要明核，且早在汉宣帝时即曾立为博士，传习不绝。再看其它的解说系统，如费氏易只是“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汉书·儒林传》），创新性不足。《逸礼》三十九篇传习者甚少，没有以此名家者，且比较精要的内容已经被大小戴《礼记》所吸收。《周官》本不是经，王莽时才改称《周礼》，其作为礼学经书的地位并不稳固。《春秋》学的邹氏、夹氏或无师、或无书，学术影响更小。因此，经过历史的沙汰，在东汉时只有《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成为十四博士之外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经说系统。 东汉中后期对《古文尚书》等四家学说的重视，对汉代的经学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朝廷没将它们正式立于学官，但选拔高才生研习此四家学说，授予学业优异者议郎、讲郎之职，就使其具有了鲜明的官学色彩。已有学者研究指出，汉代的议郎虽无学官之名，但其性质与博士颇多相近之处。议郎是皇帝左右的侍从文官，备顾问奉使，职在言议，其职能与博士之职相近，甚至可以视为博士的候补人员，很多博士都是议郎出身，由于博士员额有限制，而议郎无限制，故大量的经学人才都给以议郎之职。朝廷特意选拔《古文尚书》等方面的人才为议郎，实际上是“对古文诸经予以某种程度上的官方承认。或者可以说，因议郎在职任性质上与博士相近，此举实相当于半正式地立古文诸经于学官，从而对古文诸经的传习从朝廷方面给以认可” 。因此，《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四家学说在东汉中后期实际上具有了准官学的地位，这样就使当时的经学形成“十四家博士官学+四家准官学+私学”的发展格局。 另外，东汉至魏晋有所谓“五经四部”的说法，如汉末孔融说：“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为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也，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 （《太平御览》卷六〇八引）三国初曹丕说：“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三国志·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这里的所谓“四部”肯定不是后世的经史子集四部，但对于其确切含义，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余嘉锡先生认为“四部者，即指六艺略中之乐、《论语》《孝经》、小学也。”有学者认为指《七录·文集录》中的“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部”。从“五经四部”的称呼看，“四部”与五经并称，排在子史之前，显然地位较高，应该是经部或接近经部之书。结合东汉时《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四家学说作为仅次于五经的准官学经来看，有理由合理推测，所谓四部很可能是指这四家学说。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汉代的经书架构颇为复杂，就考试制度层面看，五经虽然分裂为十四家博士，但仍是考试的中心内容和经书体系的核心，这一点终汉一代没有变化，《周礼》《春秋》三传、《礼记》等始终没有上升到与五经并驾齐驱的地位。五经之下是《论语》《孝经》，其中《论语》又作为经学考试的附属，《孝经》则成为国家普及教育的重要内容。就学官层面看，东汉时期众多的民间经学学说开始走向台前，追求政治地位，但官学博士名额有限，无法容纳所有学说，于是经过遴选的《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四家私学成为准官学，不但国家广泛招收这方面的学员，学成后还可以授予讲郎、议郎等与博士职能接近的职务，从而形成官学+准官学+私学的架构。汉代的这种复杂的经书结构意味着，在传统经学中，经书往往不是单一的一类书，而是由几类书形成的一种层级式架构，处于不同层级的经书，其内涵、地位、价值都是有区别的。例如，唐代出现了“正经-兼经”这种架构，正经是《易》《书》《诗》《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九经，是考试的主要科目，兼经则是《论语》《孝经》《道德经》等小经，是兼考科目。元代之后又出现“四书五经”的经书架构，四书成了主体，五经则变成附庸。对经书的架构及其内部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经学和学术发展史。 本文刊载于《曾子学刊》第4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为方便阅读， 注释从略，引用请以正式发表文本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