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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不仅是“打开中华文明的钥匙”，更是建构人类新文明的基元。在我们复兴道路上，“跟跑”也好、“领跑”也罢，无形中还是以产生于西方近代的科学形态为标准。这一科学形态，其益于人类进展之优势和带来之重大缺陷（并非一味造福于社会），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李约瑟提出的一个预言：虽然古代中国科学思想没能促进产生来自西方并持续发展到现在的科学范式，但却有可能为将来的新科学开辟途径。目前，发展模式的独特优势引领中国自身大踏步向前，凸显了来自非西方文明模式的价值观之自信。只是，如果“复兴”不能开拓出类比于西方近代科学之功效、但又基于中华文化并能对生产力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实证思维模式，即不能说完全意义上的“复兴”——因为在社会的物质根底层面仍是西式分科思维主导。如何突破这一规制化路径，实现文明真正之跃迁？ 一、以中医气学为重要基础的“实学” 大约与西方兴起近代实证科学的同时，中华文明在明末或清初学界也广泛流行着一个词汇“实学”。当老一辈研究者把科技实学（受西学影响的倡导）亦作为传统“实学”一个分支之际，他们实际上注意到这个现象。“实学”讲究“实证实修”，不过更多地体现在“人道”上（遗憾的是没有广泛展开和应用），在对自然规律的研究和把握上则开拓不足，以至于到了20世纪初国人要引进所谓的“赛先生”。一百多年来，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大幅度地优化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大踏步地推进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不过，在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社会面貌发生巨变和进步的同时，深深陷入对发展科技引起的“二律背反”和恐慌之中。20世纪主要由西方社会发展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历史上严重的生灵涂炭，科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让无数的人看到了这一点。一些尖端科学技术为极少数国家、民族和人群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超额垄断利润，使其凌驾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科技帝国主义”倾向成为压榨发展中地区的最致命手段之一。以消耗自然能源、资源为主要方式的传统科技工业模式发展下去，毁灭人类依存的生态环境并非危言耸听。既有的占世界主导的文明模式难以为继，背后的科技引领方式将不得不随着文明跃迁作适度的调整。 恰恰在新时代，中国对自身传统五千年文明的推崇随之也具有了深刻的意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独特丰富”的“科学技术”——“独特”谓之与他不同；“丰富”谓之内容不一——这些属于“过去”的科学理念与技术究竟在当代还能否发挥作用？比如，其中提到的“传统医药”（或“中华医药”），近年来，来自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植，中医或中医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活态”的组成部分，受到社会和民众的支持正在持续增强。最高领导人甚至把“中医”看作是“打开中华文明的钥匙”。那么，在建构“人类新文明”的进程中，中医科技在治疗身心方面可否再度引领？ 我曾经在2019年举办的“‘健康中国战略’与国医养生座谈会”上提出，“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是最突出的“实学”。把传统文化做到“实证”的层面，对人体身心健康直接起到促进和优化生命功能，整体性地对待健康问题，真正让人们延年益寿。这就带来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比如中华的气学、气论，可否在更高层面与现代科学沟通、协调？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的学者不仅提出了新的三层物质理论假说，而且中外学者将携起手来，把这一假说从实证的基础上不断确立下来。 这一过程是符合上述论证逻辑的，即现代科学必须向前拓展和传统（医学）科技又须经过“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解决与当代社会的适应和协调。一方面，传统“国故”“国粹”需要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手段做大做强。面临近现代强大实证的科技背景，任何即使是“优秀传统”的内容都要考虑在此基础上如何“表述”才能推陈出新。而面临最实证的经验，现代科学极易纳入自己体系来释读，与其体系性知识不符则往往走向另一极端：断然否定，全然不顾其可能带来的思想革命。此乃科学及科学文化比较保守的一面。建构人类新文明，即便在最为“创新”氛围的社会里，我们也将会目睹革新与保守上演激烈竞争的进程。中医富有深刻的人文传统。人文德性与科技理性的最终合一，以之建构的科学形态当然是人文化、道德化的科学技术。 二、将中医（华）气学纳入新科学的构建 “气学”是中华传统科技（包括中医）公认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对此研究要么是停留在思想家们的玄学思辨上，要么止于模糊不清、难以表述清晰化的地步。如果在这一基础理论上不能创新，进而发掘和构建系统化、无矛盾的逻辑学说，且能与现代知识体系较好地融合起来，弘扬传统的基石就因不稳固而可能架空。显而易见的是，中华文化以新的面貌走出去，在“上层建筑”的价值领域遇到的“围堵”是必然的，此界域几无调和的可能性，或仅限于国家内部的民族凝聚与上升；后者的普适性似乎强得多，“走出去”不会遇到多大的抗拒，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当效应的“客观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群显示出来的时候，接受程度的全球性逐渐倒逼人群认同其背后的价值理念支撑。拿“实”的东西来！这是我们走出去的文化口号；否则，“内宣外讲”的话语体系可能适得其反。中医气学、气疗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和工具，它们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乃至“科学观”——同样乃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认识和打开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试问，谁人不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现代医学尤其是西方医学并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从此入手，立竿见影，抵得上多少空口白话？ 极为有幸的是，有学者建立了一套与现代科学接壤的广义“气学”体系（对中医气学亦作了修正和更新），满足了从世界观本体论高度（彻底的唯物论物质观和意识之“意元体”理论）到基础理论（先为“混元气”之学说，后进一步发展为“三层物质理论”）假说，再到技术方法的系统化要求。新科学纲领内核构建起来了（曾作为有关教育部门批准的大专教材使用十年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三十多年来克服重重不利因素，作了很多可重复的实验，取得了一般难以想象的内部成果。尽管相对于现代科学体系大厦来讲，它还显得年轻、稚嫩、稀有，但在其理论指导下的突破性实验，足以让世人产生强烈的震撼。这一“气学”理论体系，不限于“中医气学”，实质乃当代条件下对“中华气学”理论的重构。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社会环境条件氛围的变化，此一学说的发展与验证受到极大制约；如果不能为之“正名”或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发展，我们极有可能失去这一源于优秀传统文化而又最有可能占领生命科学前沿高地的机遇（切勿再犯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还在批判“相对论”、“遗传科学”的历史悲剧）。 如果说“中医气学”还只是适用于人的身心范围（中医的基础世界观则超出了身心之界），那么“中华气学”则从宇宙观延伸至几乎所有领域。然而，长期以来，模糊地步或神秘色彩笼罩其中，不能一以贯之、自圆其说，往往使人半信半疑，无法广泛转化为技术的应用。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实验证实，“中华气学”在生产模式、生活模式方面引起的变革或超乎人们的想象，就是说，它不只引起的可能是一场中西文化融合的科学技术革命，亦可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经济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在国家对健身气学、中医气疗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在相应的国务院中医药规划中专列“气疗”项目，至少说明国家层面承认“气学（疗）”在医学上对人身心调养功能的地位（人为区分为医疗和健身的管理，割裂二者关联，不太合适）。实际上，我国领导人在会见英国查尔斯王子时谈到中英之间有关气学项目交流时，并没有作这种划分。“健康中国”作为国家一项大战略，中医气学显然可发挥重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多方面的统计数字能够佐证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医气学”的医疗价值、健身效应实在是太大了！由于与西医学甚至同纯粹的传统中医药学有显著差异，社会认同随着环境氛围的改变显著下降。如何在法治社会的轨道上，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一源自传统文化精粹的理论创建，使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发展，这些问题悬而未决。这种情况下，政策的支持是非常关键的，创造宽松的氛围尤为宝贵。这后一方面可转化为生产力的“中华气学”实证成果，于“上”并没有特定的管理部门（业务上懂行的而非纯粹的行政手段）来呼应，成果做出来后都不知道该向哪个“有关部门”去汇报。在这里，给创新提供必要的弹性空间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气学、中医气学的实效性说明，既然与西方西学的理论基础上截然不同，那就一定存在着把二者的解读都包容进去的更高科学理论形态的存在。光的波动性与粒子性，在牛顿经典力学中始终无法相容，但却在量子力学中完美地实现了统一。同样，只要我们在承认中医气学乃至中华气学效应上没有疑问，余下就是新的理论大厦的创建问题了。当然，过程往往是复杂、长期的。19世纪末物理学史上新的实验无法纳入旧的体系解释，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才逐渐弄清楚。基本理论需要扩大领域作出新的假说，才能解决与事实的协调症结。即就“气学”而言，业已产生的相关基础性理论，比如从保持了较多传统色彩的“混元气”假说，过渡到今天首倡、与现代科学可以接轨的“第三层物质理论”假说，我们就要为之验证更大范围的实效性提供开放的社会环境，改善创建者的生存条件，让更多的科学实验者按照其特殊的方法参与进来，使这种基础性理论能够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三、以身心健康的生命解放为目标旨向 “心学”术语在今天大有家喻户晓之势。民间推崇阳明心学有之，“共产党人的‘心学’”更被写进了党的文件中。那么，“实学”的基础“气学”与“心学”是什么关系呢？一方面，“气之精微”即为“心”，另一方面，“心”“意”作为“气”发展的最高产物，就有了“灵”的主动性，可以指导低阶原始之“气”。无论是中医气学，还是广义的中华气学，均有此立论，无须赘述。形（精、质）以气为中介，以意、心、性为引领，颇对应于现代科学的物质、能量、信息三大概念。中华传统哲学对物质（形、气）与意识（微细灵动之气）关系的认知，是建立在物质一元论基础上的彻底唯物论，并非一些学者基于近代西哲之划分标准、把多数中华哲人看作所谓的“唯心”论。道家、佛家哲学确有拟“唯心”之说，但在中华独特科技的基础性理论上并非主体组成部分。如此而言，“心学”就有了以“实气”为特征的基石，并非虚无缥缈（亦不同于有形之物）。不过，传统精、气、神之学说，理论庞杂粗糙，同样需要根据时代的变迁而发展之。中国学者提出的、现在还处于完善中的“意元体”理论，富有逻辑自洽性，解释力强，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哲学、心理学乃至当代的意识科学、人工智能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为下一步对意识开展广泛的探究奠定了基石。 在中医气学等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当代中华气学理论的新建构（混元整体理论），揭示了笼罩在人类历史上、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超常智能”开发的可能性。与有史以来人类侧重开发基于局部智能及其外化功能不同的是，“超常智能”的发掘，真正掀开了人类的潜能世界，预示着人类文明突破的开端。所谓修心修性，不只是打好道德的根基，更重要的旨向是通过特定方法让意识潜能得以层层展现，服务于人类进化，使“全智全能”脱离其神学藩篱，还原于人自身。这一预言，汇聚于“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大同社会目标，特别值得向往和追寻。其手段不再是以向外无穷尽地索取资源和能源为代价，而是以人的超常意识可以调动的、取之不竭的“原始混元气”为中介，使之转化为能量和实体之物，实现人们梦寐以求的“有无相生”。时空整体信息理论——第三层物质假说所要探索的正是这一目标。 健康之战略，应包含身心两个方面，绝非一般的疾病之治愈或防治。在通往人类理想社会目标途中，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毋宁说是重要的条件，生命的解放——人的类本质的充分释放才是终极之旅。我们的生命状态在历史的长河中若一直徘徊在低阶循环，期望“真正的人的开端”的理想社会即很难实现。理想信仰出了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理想目标认识不精准、和自己身心发展没有关联起来，外在的形式入脑入心不够，无法使内在得到满足和充实。结合中华民族人文伦理道义重新加以诠释，使这一目标清晰化，并与个体生命身心的需要糅合，开启第二套生命模式，给人以比外在物质利益更充实和实际的内在“受用”。基于此，如此而言，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坚定对未来社会理想的信念，这是“理想信念”的中国文化式解读。在传统中医气学、中华气学的基础上，既融合而又超越当代科学，逐步构建将“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包容在一起的整体科学，产生新的文化、新的文明，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和提高。 （本文系作者“首届实学·气学·心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稿修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