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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学者陈铁民 能否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 陈铁民：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小学时没看过一本课外书。初中时，读了不少解放区小说，如《吕梁英雄传》《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还有《阿Q正传》等。高中时读过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如苏俄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铁流》《复活》《欧根·奥涅金》等，西方的《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神曲》《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但我在中学基本没接触过古代文学，只看过四部中国古典小说，有一本文白对照的《聊斋志异选》，还是礼拜天在新华书店站着看完的。 您考上北大中文系，是一开始就确定了古典文献专业吗？为什么会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陈铁民：我本来想搞文学评论，自己觉得搞创作不行，没有生活经验。到北大一上课，发现自己的古文底子太差。当时给我们上“古代汉语”的是魏建功先生，梁东汉老师给他做助教，负责给我们上习题课，每次发一篇未标点的古文，让我们标点，然后提问。我当时很怕出洋相，于是在课下拼命读古书。开始读不懂，但渐渐就懂了，慢慢地对古代文学产生了兴趣。 在北大期间，您师从哪些名师？他们在读书和教学研究上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陈铁民：1955年我考上北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年制），三年级开始分文学、语言两个专门化，我上的是文学专门化。1960年毕业后，分到古典文献专业当研究生。阴法鲁先生是我们四个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的导师，他除了安排我们旁听古典文献专业课程（如《论语》《孟子》专书课）外，还请了一些名家来给我们讲课，比如请游国恩先生讲《楚辞讲录》，请中华书局宋云彬先生讲《史记》专书课。以我的两位老师北大中文系的一级教授游国恩先生和王力先生为例作些说明。游先生以《楚辞》研究名世，但治学与读书的范围极广，自先秦文学迄于近代诗文，皆尝涉足。在先生那里，读书是一种需要，一种乐趣，除读有关《楚辞》的著作外，先生平素读书，并不带着从事某一课题研究的目的，而是在博览群书中自然发现问题，写下札记，日积月累，然后才整理成为研究成果。由于博极群书，加上记忆力极好，先生对学生或他人的求教，不论是哪个朝代文史方面的问题，几乎都能给予回答，历历如数家珍。如此学问渊博的教授令人景仰，是学生们非常需要的。王先生的读书方法与游先生不大一样。70年代中期，我亲耳听到王先生在一次闲谈时说过：“我搞什么研究课题，就读什么书，与研究课题无关的书，我是不读的。”王先生的做法，只适用于具有独立的科研能力和过硬的基本功的人。王先生著作等身，也许和采用这种做法有关。我个人觉得怎样读书，应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而定，读书方法也未必只有以上两种。 3月15日，《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新书出版发布会上，您提到此书原版出版的艰难历程，此书原版由陈贻焮先生担任主编、全国各地的180多位唐诗研究学者参加编注完成的，您和陈贻焮先生在北大时就有交集？ 陈铁民：陈贻焮先生没给我上过课。他当时看过《岑嘉州系年商榷》后，对内容没有意见，但对写法提出一个建议。我原来是一条一条分着写的，陈先生觉得这样写条理不够清晰，建议我按问题重新归纳一下。后来我就按他的建议修改，归纳为三个方面问题，阴先生把文章推荐到北大学报发表了。陈先生应该是北大中文系教师中对我最为看重的一个人，他觉得我有后劲儿，曾经跟我说，你这辈子要写出一千万字。我说一千万字我可达不到，争取五百万字吧。 能否回忆下您在北大求学期间的读书情况？您在研究生时期就参与编写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陈铁民：游国恩先生和王起（季思）、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先生一起主编这套《中国文学史》，后来调了七个北大研究生参加编写，我和孙玉石，还有吴组缃先生的五个研究生。古典文献研究生是两年制。为了编写文学史，孙玉石延期一年毕业，我决定读研究生和编文学史一起做，不延期毕业。第一年我一边编文学史，一边听古典文献的课，等写完分给我的章节，就回到古典文献做毕业论文。但文学史我写的并不少。第一编我写了第五章和小结，概述是我写的初稿，游先生修改过。当时讨论分工时，我说：“游先生，您是楚辞专家，屈原这一章应该您来写。”他坚决不写，说：“就你来写。”我只好写了。第二编我写了概述、小结、第一章和第五章，和费振刚合写了第三章，第四章《乐府诗》是我写的初稿，后来萧涤非先生修改得比较多，我就不算它是我的成果了。 您对王维多有研究，发表过《王维生平五事考辨》《王维生年新探》《王维与道教》《王维与僧人的交往》，出版过《王维论稿》《王维新论》《新译王维诗文集》《王维集校注》等著作，能谈谈您对王维的研究是如何一步步深入的吗？几十年的研究中，您对王维逐渐形成怎样的定评？ 陈铁民：我们是全国中文系的第一届五年制，三年级作学年论文，我就选了王维。当时也不能说对王维有很大兴趣，只是觉得他的作品数量适中，把握得住。李白、杜甫存诗多，问题复杂，不易把握。后来因为要搞集体科研，学年论文就取消了，但王维的集子读了两三遍，兴趣也就产生了。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是第一个完整的王维诗文注释本，也是在我之前最好的注本。赵本收录诗文按体分编，我的《王维集校注》是诗文编年，同时在校勘、注释等方面进行修订。自1997年出版后，我先后修订过三次，2001年由于不改版，只改了错字，写了一篇《修订后记》。2009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我的《新译王维诗文集》，对于相关注释和编年，我都有修订。2016年，又作了一次全面修订，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新成果，也对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进行了回应，这个修订版现已出版。202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王维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这本书中的《导读》，对王维的成就，作了全面、扼要的评论。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发布会上，您提到三十多年间倾注于此书的心血。但也有人认为校注属于“饾饤之学”，您觉得呢？ 陈铁民：持这种观点的不止一个人。说校注是“饾饤之学”的人，肯定没搞过真正的古籍整理。何谓“真正”呢？就是要整理出一部古人的全集，从校勘到注释都搞好。这其中会遇到很多难点，比如典故查不到、词语费解等等，因为是全注，所以都逃不过去。不把这些难点都解决好，就不能算一部质量好的全注本。做全注很难，不要说注释，就是标点，也常常容易出错。搞选本不一样，那可以参考别人的成果，难注的可以不选，或者可以加点似是而非的赏析。你懂的他作了注，你不懂的他没有注，这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如果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能算真正的古籍整理。 就意义而言，一方面，校注有利于在国内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让广大读者包括研究者能弄懂文献的原意，这是薪火相传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化。外国人翻译中国古代作品，往往会有些隔膜，校注本对他们有帮助。有一位韩国教授朴三洙想把王维诗全部翻译成韩文，和我联系，《王维集校注》出版后，我送了他一套。我住在方庄时，他曾经专门来看我，说还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要跟我交流，我们谈了一天。2008年，首尔玄岩社出版了朴三洙译的《王维诗全集》，还请我写了序。 作为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您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对后来的治学有怎样的帮助？ 陈铁民：20世纪60年代我参编文学史，遇到历史问题，主要看一些当代历史学家的论著，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后来发现光读这些书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自己研读史书，读古人的原始记载，才能解决遇到的问题。如1980年我作《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储光羲因陷贼接受伪官，后来逃回来，被治罪，后来又遇赦，他写过一首《晚霁中园喜赦作》。为了弄清他的遇赦时间，我查考了《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中的有关赦令，查考了赦令原文、发布时间、赦免范围等等，然后与储光羲的诗相比对，终于确定他遇赦的时间在宝应元年。这篇文章陈贻焮先生读过，他对我查原始资料进行比对的做法特别欣赏。 我是由古代作家的生平事迹考辨进入历史研究的。后来我又发现，考证古代作家的生平事迹，不了解唐代制度不行。我翻阅了《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唐六典》《唐律疏议》《册府元龟》等书，对唐代制度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能说都了解得很清楚，但遇到问题，知道要查什么书才能解决。我不能背好多书，但我会查书，这一点是我的强项。陈贻焮先生遇到什么问题查不到，有好几次都让我帮他查。 您最常读的书的是什么，换句话，哪些书是您一读再读的？ 陈铁民：我是研究什么课题，就读什么书，采用王力先生的读书法。参见《我的学术研究之路》一文。因为我迄今一直在搞研究，所以读的书也不固定，但大抵不出唐代文史范畴。 您曾在北大任教，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学，您经常向学生推荐图书吗？如果推荐，您最推崇哪些图书？ 陈铁民：我自1955年至1983年在北大，其中经历下乡搞四清、“文化大革命”、干校劳动、带工农兵学员下乡下厂，有十一二年不搞教学，所以上的课不多。上课时，会根据课程内容，开一个参考书目，让学生阅读。此外，不再另外推荐图书。在社科院，主要搞研究，只带过两个唐代文学博士生，我主要要求他们精读几部唐人诗文集，作读书笔记，不要只读选本。他们又有外语等课，开一大堆书单，实际读不完。曾有人找我给读者开必读书目，我没有开。我认为读什么书，应根据个人的文化基础、兴趣爱好、从事的专业等等而定，不存在什么谁都要读的“必读书目”。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陈铁民：因为退而不休，始终在搞研究，所以读的都是古书，我的最佳阅读体验是，把难读的古书读懂了，此时内心会油然而生一种喜悦之情。 如果有机会见到古人，您想见到谁？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 陈铁民：我最熟悉的是王维诗文，研究最多的也是王维，但我既想见到他，又怕见到他，想见到他，是希望我的研究获得他的认可；怕见到他，是怕他说我对他的了解不深不透。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陈铁民：如果待在无人岛的时间长，我会带下面三本书：《资治通鉴》《红楼梦》《鲁迅全集》，这三本书耐读，可反复读。（主持：宋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