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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与南开学校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语文报大学人文2009年第 佚名 参加讨论

    曹禺与南开学校
    李锡龙
    曹禺从1922年秋进入南开中学,至1930年秋离开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24年因病休学一年),曹禺先后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习了七年时间。在这期间,他加入了南开中学文学会,是南开新剧团的重要成员,同时又组织了文学社团玄背社、编辑了《玄背》周刊……在老师的精心培育下,他成为南开校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他的演出每每博得满堂喝采,有人甚至认为“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他创作的小说、诗歌、杂文、译作也陆续在校刊上发表,可以说,曹禺是从南开学校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跋涉。
    曹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老师,它启发了我对戏剧的兴趣,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使我慢慢离开学科学的打算,终于走上从事戏剧的道路。(曹禺:《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曹禺将《雷雨》“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雷雨>序》)南开学校有着深厚的演剧传统,1909年,校长张伯苓先生创作并演出了新剧《用非所学》,此后,演剧活动成为南开学校的一个优良传统。1914年又成立了专门的演剧组织——“南开新剧团”,在张伯苓、张彭春等人的支持下,南开新剧团在编、导、演诸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特色。胡适曾在《新青年》上撰文称:南开新剧团“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曹禺是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的,在张彭春的具体指导下,先后登台演出了《织工》(霍普特曼)、《国民公敌》、《娜拉》(易卜生)《争强》(高尔斯华绥)、《压迫》(丁西林)等多部剧作,改译了《争强》(与张彭春合作)、《太太!》、《冬夜》等作品。在张彭春看来,“伟大的热情,精密的构造,和静淡的律动”是艺术生活的三元素。而一个人悲天悯人的热烈的真情、精细深微的思想力、冲淡旷远的胸襟等美德的习得,都不可不营造“艺术的生活”。张彭春将对艺术的这种理解具体细微地融入到了他的导演活动中,使青年时代的曹禺对艺术和人生的理解都得到了升华。曹禺的超越于政治、道德之上的文学理念的最终形成,不能不说与张彭春这一艺术理念有关,当人们惊异于曹禺宣布《雷雨》“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的时候,应该想到作为南开大学学生的曹禺对高尔斯华绥的《争强》的评价:它“决没有近世所谓的‘宣传剧’的气味。全篇由首至尾寻不出一点摇旗呐喊,生生把‘剧’卖给‘宣传政见’的地方……因为作者写的是‘戏’,他在剧内尽管对现代社会制度不满,对下层阶级表深切的同情,他在观众面前并不负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责任的。”(万家宝:《<争强>序》)在这字里行间我们读出的正是对艺术“静淡的律动”的追求和对“宣传剧”的厌弃。
    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异之处在于,他是带着一种苦闷和忧郁的心情踏上文坛的,他用“深渊”、“泽沼”、“地穴”、“残酷的井”和“黑暗的坑”来形容现代人所处的世界。在他看来,人是“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明明是生活在“狭的笼里”,却对此境遇茫然不知,反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自己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人们一直奇怪的是,与一个青年人的精神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纯洁”、“浪漫”、“理想”,是什么因素促使曹禺对人的命运能有如此深刻的体认、一踏入文坛便达到了许多作家要经过多年的人生历练才能达到的境界?除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身世外,也离不开曹禺在南开学校所受到的思想浸染。曹禺说,在南开大学时我积极探求“人活着为什么”的问题,追求宗教,追求音乐,后来又追求自由平等。这一切得益于南开学校既注重严谨的课堂教学,同时又强调丰富的课外活动的教育传统。曹禺清晰地记得,“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出版,我也找来读了,那是我读的第一本文艺理论书”。辛笛也曾经深情回忆在南开学习时老师向他们推荐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时的情形,而正是对《苦闷的象征》的阅读,使他们对文学与人生的理解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曹禺在中学时期发表的杂文的许多语段都存有《苦闷的象征》的影响痕迹。实际上,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纯地表现在曹禺早期杂文创作中,而是对其一生的戏剧创作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深化了曹禺对传统的认识;开出了“以极端对抗中庸”的救世之方;而它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介绍则对曹禺的创作产生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影响,使他能够从更深层次上审视人的灵魂。从曹禺在南开学校时期发表的小说《今宵酒醒何处》,诗歌《林中》《不久长,不久长》《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杂文《偶像孔子》《中国人,你听着》《杂感》等作品可以看出,曹禺对文化传统、人生意义及救世之道的诸多看法已经在这一时期基本成型,这些理念在后来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也一再闪现,而这一切是与南开学校独特的教育风格分不开的。
    由此看来,南开学校的生活给曹禺打上了生命的底色,也直接影响了曹禺后来的职业选择,为其成功的人生做了充分的准备。
    (作者系南开大学曹禺暨中国话剧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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