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竹：周老师，您好！请您谈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传统文化教育的？为什么会关注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与您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什么联系？ 周春健：因为家庭的影响，本人自幼喜好传统文化。父亲是一位中小学教师，爱好文史，平日与同事雅集也常以古诗词互答，这一氛围直接影响到本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1998年我考取硕士研究生，报读的专业正是中国古典文献学；2004年考取博士研究生，报读专业为历史文献学。后来留在高校工作，无论是在湖北大学古籍所，还是在如今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所从事的都是传统经史之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传统文化教育自然会有更多关注。无论从知识接受方面，还是从人格养成方面，传统文化教育都是基础性的，故而需要充分重视。 瘦竹：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1年初教育部也印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您对中央和教育部近年来发布的与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文件，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认识？请您做一简要的解读。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的通知 周春健：这两个文件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以来前所未有，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在新时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与立场。习近平主席曾经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一关于传统文化的新表述，使传统与现代得以贯通，二者不再是“对立”关系，而应该一脉相承，“现代”应当是包含“传统”的“现代”，“传统”也应该面向“现代”及“未来”。在现代条件下，需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继承与弘扬，尤其需要加强中小学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两个文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瘦竹：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您认为传统文化教育对立德树人有没有优势所在？如果有，如何发挥这一优势？除了立德树人，传统文化教育还具有哪些功能？ 周春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讲究的正是修己治人。现代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与此正可相通。哪怕面对现代社会，传统文化教育对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依然具有极大优势。中国传统经典包含了修己治人的基本理论及实践经验。无论修己治人还是立德树人，都需要加强对传统经典、元典的研习，如此方可真正领会践行。当然，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广博，所包含的不仅是侧重于道德修养的“立德树人”，还有侧重于社会治理的其他方面，正所谓“内圣外王”。现代社会讲加强传统文化教育，需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全方位的功用，并且要做出面向现代社会实际情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可机械套用。 瘦竹：有专家主张要单设一门“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也有专家主张以“课程国学”的形式开展。您认为哪种方式更科学合理？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的学科教育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周春健：课程设置是个大问题。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未必专门开设“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体现在课程内容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现行语文、历史等课程中增加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亦属可行（或许这正是所谓“课程国学”的含义）。倘若单设一门“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反倒显得传统文化依然另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视和弘扬。另外，因为“国学”一词在学界尚有争议，建议在推广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谨慎使用这一称谓。至于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学科教育之间的关系，个人认为，这还是一个“传统观”或“现代观”的问题。现代是传统延续至今的现代，现代一词中本来就应该包含传统的内容；现代离开了传统，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影 瘦竹：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该讲授哪些内容？我们应该怎么把握不同阶段的侧重点？ 周春健：古代的经典教学，特别讲究循序渐进，讲究学习之进阶。今日小学、中学、大学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似乎也可以参照古代经典教学的相关做法。从讲授内容来说，恐怕首先应该是那些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所谓“中华元典”，主要指先秦各派思想宗师的相关著述，如“六经”、诸子书等。这些经典中包含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值得历代深入研读。另一方面，又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合理安排相关课程。比如古代教学特别讲究从“小学”到“大学”的进阶，小学阶段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学阶段再习学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子亦曾言，读书当先“四书”而后“六经”。这虽属宋代理学家观点，但从习学次序上讲，现今亦可遵循。另外，成书于南宋末年的《朱子读书法》、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的《读书分年日程》等书，皆是针对当时年轻学子编写的读书方法之书，在今日亦有参考价值。 瘦竹：您理想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您对当前大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现状有怎样的观感？ 周春健：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始终难以把握二者之间的合宜分寸。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往往难以避免出现走极端的情况，而无论偏向哪端，都会影响实际效果。理想中的传统文化教育，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保持足够的温情与敬意，另一方面又要立足现代，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然，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要有相当深入的理解，而不仅是来自国家相关文件的规定。当前大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机械完成上级文件精神的不良倾向。授课教师个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刻，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认知也并不明确。长此以往，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瘦竹：当前学校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遇到诸多困境和挑战，如教育主管部门政策不明朗、功利化思维的阻碍、对其重要性理解认识不到位、缺乏考核评价机制、师资匮乏、课时限制等。您认为哪个才是根本性问题？如何破解？还有哪些困境与挑战？ 周春健：当前学校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遇到诸多困境和挑战，个人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对“古今中西”究竟如何理解。我们需要将当今的传统文化教育问题放置到“古今中西”的大背景下考量，历史地审视和判断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应有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否则，很容易导致片面和极端。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先生在1995年和2015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分别谈了他对传统文化发展的观察，二书相隔20年，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地位及作用的某种演化。陈先生的这一观察有较强的代表性，兹录于此，供诸君参考。 1995年，陈少明先生在《被解释的传统：近代思想史新论》中说：“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在本世纪的衰落与蜕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命运的集中表现。从经学时代向后经学时代演化，在精神上是矛盾，甚至也是痛苦的行程。一方面后者同前者的决裂，是社会为摆脱危机寻求出路的合理反应；另一方面，它又导致历史文化价值的陷落，使得现代精神文化总处于一种漂泊无根的状态。这就是今日在大众义无反顾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部分视野开阔的知识精英，仍然会情不自禁地回眸传统的缘故。”其时，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尚不彰明。 2015年，陈少明先生在他的新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中又有这样一段话：“作者也相信，我们正在迎来复兴经典哲学的难得时机。原因不只是我们社会比过去更有活力，还在于我们愿意改变‘五四’以来对传统的傲慢的态度，以及更重要的，我们累积了向西学学习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我心目中，做中国哲学的目的，不是要证明它与西学的关系，不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也不必在意是否能在国际登场，而是向现代中国人首先是知识界，揭示经典与现代生活的关联，让它的仁爱、智慧与优雅的品质，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力量。”其时，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则受到高扬。通过陈先生的这两段文字，一方面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地位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在学者心目中对待传统文化恒常不变的情怀。 陈少明先生在2020年出版的《走向后经学时代》一书中又言：“凡传统必反，与凡经书必信一样，也是排除异端心态的表现。走出经学时代，除了否定尊卑固化的社会秩序外，更重要的是反对思想定于一尊，破除思维只会复制或模仿的习惯。走向后经学时代，不应以与整个经典文化决裂为前提，而是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思想资源，面对未来。”此语颇有启发性，值得好好品味。 《走向后经学时代》书影 瘦竹：您认为，在传统文化教育的推动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与教师各自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角色？ 周春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代表的是国家教育制度的制定者和推行者，各级学校与教师则是执行者。制定与推行相关教育制度，需要有长远眼光和文化情怀；执行相关教育制度，则需要增进对相关教育制度的准确理解及实行创造性的方式方法：二者缺一不可。无论是制定者、推行者，还是执行者，都需要加强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素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只停留在“执行文件”层面。 瘦竹：您认为目前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应该如何完善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力？教师的传统文化涵养提升，对其自身发展有何益处？ 周春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中小学教师的作用极其重要。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加强对相关师资的把关，须有意擢拔在传统文化方面有较好素养的师资担任相关课程老师；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加强中小学教师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专业培训（这一点非常重要），提升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如此方可保证一届届年轻学子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基础得以坚实、认知得以提升，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方可落到实处。 瘦竹：您对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有何意见与建议？ 周春健：山东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多做一些事情。在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推行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抓住最关键因素，加强师资培养、教材编写等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曲阜、邹城等文化高地，做好研学、展览等工作，全方位地增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使这项文化工程取得实效。 最后补充一点个人相关做法，聊作献芹。基于对传统文史的爱好与逐渐培养起来的收藏古物之兴趣，以及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有感于儒学发展之困境，本人欲在儒学实践层面做些事情。大约十年前，本人发愿创立家庭式私人博物馆，名之曰“习之堂儒学馆”。馆名取自《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意在强调古典学问之践行特色。习之堂儒学馆的定位在于，以文化实物形式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 习之堂儒学馆以学人手稿的收藏、展览及研究为特色，包含手稿、信札，讲义、笔记，图书、档案，书稿、校样，牌匾、对联，砖石、瓦当，书画、拓片，地契、海报等。目前已有藏品三千余种。自2019年起，先后举办“习之堂藏百年讲义特展”“习之堂藏百年家书特展”“习之堂藏百年乐教文献展”，均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习之堂儒学馆之外，本人又创建“学而国学小讲堂”，是本人为家人讲授国学的尝试，并编成一部普及性国学讲义——《家庭国学一百讲》。经过亲身实践，“博物馆”和“小讲堂”两种方式均有一定的社会示范意义，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本人在大学课堂及中小学课堂，亦曾就习之堂的相关做法跟大家有所交流。家庭式收藏馆及国学讲堂的做法，亦得到广州市文化馆的支持，自2019年3月起，文化馆借鉴“习之堂儒学馆”的做法，正式在广州市推行“国学进百家”计划，此计划目前还在进行中。 山东省在推进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过程中，也可以提倡或支持类似灵活做法，以使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更有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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