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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涉及了许多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文物形象，它们往往蕴含着圣人的微言大义，负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由于中西历史生活的差异，再加上译者自身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翻译时文物形象的“损伤”和变形往往难以避免。本文以《论语》英译本中的文物形象变形现象为切入点，考察变形的表现形式，分析变形的动因及其所产生的文化意义，以期为中国典籍的翻译和文化传播提供一种启迪。 《论语》中的一系列文物形象，如“圭”“觚”“瑚琏”“木铎”等，内涵丰富而形象独特，颇具个性和魅力，是《论语》的一个经典部分，同样也是翻译的难点之一。以下，将以这些文物形象为典型个案，探讨《论语》中的文物形象在翻译中的变形问题。 一、“圭”的变形 “圭”，古代一种玉制礼器，帝王、诸侯等举行朝聘、祭祀、丧葬等重要礼仪活动时使用。《说文解字》释：“圭，瑞玉也。”《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圭”是瑞玉的一种，特指天子赐给诸侯或地方长官作为凭信的玉制信物，诸侯朝拜天子或诸侯间相互聘问时，聘国派出的外交使节需要带上代表国君的“圭”作为凭信，以象征君命在身。圭呈扁平长条形，下端平直，上端多作三角形。  青玉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论语·乡党》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孔子在行聘礼、享礼以及以私人身份相见时的神态、动作和表情。孔子持“圭”行聘礼时，敛身曲躬，好像不胜其重的样子；到享礼的时候神态由聘礼时的战战兢兢变得和气满面；最后到以私人身份拜见邻国国君时则是神态愉悦。南朝皇侃曰：“今云执圭，鲁是侯，侯执信圭，则孔子所执，执君之信圭也。”（皇侃：《论语义疏》）作为代表国君聘问的使臣，孔子所持之“圭”正是代表鲁国国君的“信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它被古代帝王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不但反映了持有者的身份、地位，同时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物。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不了解“圭”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殊文化待遇，就会造成变形现象。 原文：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论语·乡党》） 译文1：When he had to carry the sceptre of the prince,he would bend low his body as if the weight were too heavy for him.（Ku,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译文2：When on an official mission to another state,he grasped the jade tablet which served as the badge of his appointment as though he were bowing and as though it were too heavy for him to lift.（Ware,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译文3：When holding the jade tablet,he bowed as if bending under its weight.（Ley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华人译者辜鸿铭（Ku Hong-ming）从目标语读者的视域出发，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把“圭”译成“the sceptre of the prince”。此外，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以及美国当代汉学家亨顿（David Hinton）分别将“圭”译为“the sceptre of his ruler”“the sceptre”“his official sceptre”。“sceptre”在英语中指的是权杖，是王权的象征。因此，从传达原语文化内涵的角度来说，以“sceptre”对应“圭”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了“圭”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但译者舍弃原文的专有形象，导致了译本中“圭”形象意义的失落。 美国汉学家魏鲁男（James Roland Ware）采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将“圭”译为“the jade tablet which served as the badge of his appointment”，意思是“作为任命徽章的玉牌”。然后又以增译的方式在句首交代了原文的背景信息“When on an official mission to another state”，旨在向目标语读者强调“the jade tablet”在外交活动中的特殊用途。此外，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亦将“圭”译为“the jade tablet”，并通过增译“as the lord’s envoy”（作为国君的使者），将“圭”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功能表达出来。然而，“圭”不单纯是使者受命出使他国时所持的“信物”，它是王朝森严等级的象征物，因受封者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各异。译文弱化了“圭”所具有的等级象征意义，它被封建帝王赋予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也无法得到彰显。 澳大利亚籍的比利时汉学家利斯（Simon Leys）把“圭”翻译为“the jade tablet”。英国汉学家道森（Raymond Stanley Dawson）与华人译者刘殿爵也把“圭”译为“the jade tablet”。译文淡化了“圭”的文化内涵，使之泛化成为一块普通的“玉牌”，“圭”的文化内涵被完全遮蔽。 二、“觚”的变形 “觚”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饮酒器，在重大典礼中使用，用青铜制成，口做喇叭形，细腰，高圈足，腹部和足部各有四条棱角。《广雅·释器》称：“二升曰觚。”其容量约有二升，如图所示（癸觚，产自商代后期）。由于“觚”的独特外形和用途，其形象意义与文化意义很容易丢失，“觚”在翻译过程中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癸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这里的“觚”指的就是中国古代行礼的酒器。正宗的觚由青铜制成，瓶体呈四棱形状，看起来庄重典雅。春秋时期，人们改变了传统的觚的做工，把它制成圆形的喇叭状，而不是上圆下方有四条棱的样子，显得轻巧圆滑。当孔子看到整个改制后的觚，由此联想到社会上名实不符的现状，于是他感慨地说：“现在的觚已不是先前那个觚了。唉，觚啊！觚啊！”三国学者何晏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为政不得其道则不成。”（何晏：《论语集解》）朱熹引用程子之言说：“觚而失其形制，则非觚也。举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朱熹：《四书集注》）因此，孔子的“觚不觚”，是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现实不满而发出的感叹，借此影射当时政治不合乎“道”的标准。 原文：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译文1：Confucius was once heard to exclaim. “A goblet that is not globular:why call it a goblet;why call it a goblet?”（Ku） 译文2：Confucius said, “A melon-cup that no longer resembles a melon-cup and people will say, ‘A melon-cup!A melon-cup!’”（Lin,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译文3：The Master said,“A horn-gourd that is neither horn nor gourd!A pretty horn-gourd indeed,a pretty horn-gourd indeed.”（Wale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辜鸿铭用“goblet”翻译“觚”，“goblet”在英语中指玻璃等制成的高脚酒杯，物体形状的翻译就不准确。同时，译者以尾注的形式对此段话作出了评论：“倘若针对的是平日使用的一种器具，那么可能是用词不当，对于很多事情来说，在孔子时代，若用某某主义和某某家来称呼，也可能是用词不当的缘故。”可见，辜鸿铭从逻辑的维度出发，把孔子“觚不觚”的感慨理解成了逻辑学意义上的“用词不当”，这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觚”的文化内涵，孔子的话也因此失去了原本的深义。 华人译者林语堂灵活运用复合词“melon-cup”（形似西瓜的杯子），旨在为目标语读者展现一个与原来“cup”的图形不同的东西。然而，“melon-cup”与中国古代盛酒礼器的“觚”所代表的含义相去甚远，译者虽然强调了“觚”的外形，却未能彰显其文化内涵。 相比之下，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则试图通过文字的构造来再现中国独特的文物形态。他根据中国的汉字“觚”的构字法将“觚”拆解为“角＋瓜”，因此他使用“horn-gourd”来翻译“觚”。尽管译者努力传达原意，但此种译法并不准确，读者亦无法理解“horn-gourd”的真正含义，从而导致了“觚”这一物质文化词所蕴含的形象意义与象征意义的双重失落。 此外，庞德根据“觚”形状的变化将其译为“a cornered dish without corners”，意思是“省去了角的盘或碟子”。魏鲁男、利斯以及亨顿分别选用“urn”“vase”和“cup”翻译“觚”，显然与原文中“觚”的形式和含义都不相符。 三、“瑚琏”的变形 “瑚琏”，古代宗庙祭祀盛黍稷的礼器，受斗二升，以玉为饰，贵重华美。夏朝单称“瑚”，殷朝单称“琏”，周朝称为“簠簋”。“簠”内圆外方，是长方形的，口外侈，四短足；“簋”内方外圆，是圆形的，侈口，圈足，如图所示（卲王簋，产自春秋晚期）。《周礼·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簠簋”作为古代祭祀活动中的礼器，常与鼎配套使用，其数量的多少是使用者身份等级的标志，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而一般平民则不得使用。“簠簋”或“瑚琏”是古人身份地位高低的象征。  卲王簋（上海博物馆藏品） 《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当学生子贡询问孔子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时，孔子说子贡好比一个器皿，但不是一般的器皿，而是瑚琏。这里，孔子将子贡比喻为宗庙中的贵器“瑚琏”，其言外之意是赞美学生子贡有治国才能，大器能容，堪当重用。因此，当鲁国大夫季康子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回答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子贡通达人情事理，具有治国理政的才能。清人刘宝楠对孔子称子贡为“瑚琏之器”的用意进行了解读，“夫子言赐也达，可使从政，故以宗庙贵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琏者，则可荐鬼神，羞王公矣”（刘宝楠：《论语正义》）。可见，孔子是借“瑚琏”来比喻子贡资质高贵，确为廊庙之材。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不了解“瑚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贵重华美”的喻义，就有可能造成变形的情况。 原文：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 译文1：“You are,”answered Confucius,“a work of art.”“What work of art?”asked the other.“A rich jeweled work of art,”was the replay.（Ku） 译文2：Confucius said: You’re a dish. “What kind?” Confucius said:Oh,a jeweled one for the altar.（Pound,The Analects） 译文3：“A utensil.”“Which kind?”“A fine cauldron such as was used by the ancients in their ancestral temples.”（Ware） 辜鸿铭的译文尤其引人注目，他采用意译的方法将“瑚琏”翻译为“A rich jeweled work of art”，意思是“一件镶嵌宝石的昂贵的艺术品”。译文不仅忽视了原文专有的形象，同时大大简化了其文化内涵，目标语读者便不能真正了解孔子话语后面所隐藏的对学生子贡的高度赞美之意。 庞德首先将“器”译为“adish”，然后将“瑚琏”译为“a jeweled one for the altar”。显然，“dish”与“瑚琏”在外形上有很大差别，这就使得原文的形象意义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译者虽然解读出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盘或碟子，而是一只用于宗教仪式活动中的盘或碟子，但并未阐明“瑚琏”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目标语读者看到这样的译文会感到费解，孔子为何要将自己的学生比作“一只在祭坛上使用的饰有宝石的盘或碟子”呢？这无疑会导致目标语读者对原文与原语文化的错误理解，也造成了译本中子贡形象的失落。 魏鲁男采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将“瑚琏”译为“A fine cauldron such as was used by the ancients in their ancestral temples”，意思是“古人在宗庙里使用的精美的大锅”。译者使用“as”引导一个限制性定语从句，修饰代词“such（=such a fine cauldron）”，旨在向读者强调所修饰名词的特定用途。但是，译者并未直接表述出“瑚琏”具有的象征身份等级的文化内涵，读者也就体会不到孔子话中隐含的深意，且“cauldron”与原文中“瑚琏”的形状也不相符，对于身处不同物质文化语境的目标语读者而言，不能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文化想象。 四、“木铎”的变形 “木铎”，古代的一种乐器，亦为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所用。《说文解字》释：“铎，大铃也。”铎比铃大，柄短而呈方形，口内有舌，用手持柄，振而发声，如图所示（外卒铎，产自战国前期）。《周礼·天官·小宰》曰：“徇以木铎。”郑玄注云：“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铎分为“木铎”与“金铎”两种，舌为木质的叫“木铎”，舌为金属的叫“金铎”。木铎和金铎因其形制差异，用途各有不同。古代天子凡发布文告、法令时会使用“木铎”，而在军事指挥时则会使用“金铎”。  外卒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论语·八佾》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孔子辞去鲁国司寇的官职之后，开始周游列国。他先来到卫国，途中经过仪邑，掌管边界的官吏求见孔子，他说：“凡是君子贤人到这里来，我没有不拜见的。”孔子的随行弟子引他去见了孔子。他出来后对孔子的弟子们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里出现的“木铎”指的就是这种铜制木舌的大铃，仪的边防官在这里用“天之木铎”来比喻孔子，旨在说明孔子像警世的“木铎”，可以垂教世人。“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将命之使其定礼乐也。”（《论语注疏》）可见，这位封疆官吏对孔子的评价极高，他把孔子看作上天派来警醒、教化世人的智者贤人，使孔子作为一个周代礼乐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的形象更加得以彰显。因此，针对“木铎”这一文物形象的翻译，原语文化内涵如何得到有效的传递就显得尤为重要。 原文：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 译文1：Now God is going to make use of your Teacher as a tocsin to awaken the world.（Ku） 译文2：Heaven will use the big man as a watchman’s rattle.（Pound） 译文3：But Sky is going to use your master as a baton with which to strike the bell summoning men to instruction.（Ware） 辜鸿铭将“木铎”转译为“a tocsin”，意思是“可以发出警报的钟”，基本保持了原文中“木铎”的警示意义。同时，他又以增译的方式，通过使用后置定语“to awaken the world”进一步说明了“tocsin”的功能。因此，从传达原语文化内涵的角度来说，辜鸿铭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了“木铎”警示世人的文化内涵。但是，译者忽略了原文物质文化专有的形象，从而造成了译本中“木铎”形象意义的失落。 庞德将“木铎”译为“a watchman’s rattle”，意思是“看守员的响槌”。“rattle”在英语中指的是一种西洋的打击乐器，在外形上与“木铎”有很大差异。亨顿则将“木铎”看作“铃舌”，因此使用“the clapper in a bell”来翻译“木铎”。译文未能传递出原文的形象意义，也没有表达出其象征意义，“木铎”所具有的警醒世人、宣传教化的文化内涵消失不见。此外，安乐哲、罗思文将“木铎”直译为“a wooden bell-clapper”，意思是“一只有木舌的铃铛”。译文虽如实地表达了原文的字面意义，但并未通过添加注释的形式交代原文的文化语境，导致读者无法深层次把握原意，也直接影响到译本中孔子形象的再现。 魏鲁男采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将“木铎”译为“a baton with which to strike the bell summoning men to instruction”，意思是“用来打铃以召集教化民众的指挥棒”。译者虽然解读出了原语中“木铎”具有的辅助宣传教化世人的功能，但是“baton”在英语中指的是交响乐指挥用于指挥时间的木棍或者棒子，以“baton”对应“木铎”显然是不准确的。 五、结语 本文以“圭”“觚”“瑚琏”“木铎”的翻译为典型代表，分析了《论语》翻译中文物形象的变形现象。在孔子时代，文物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而且蕴含独特的象征意义，处处体现儒家“礼”的思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综合采用意译、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或解释性翻译的方法，对中国特有的文物形象进行了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过滤与改造。有的译者为迎合西方读者的文化心态，过滤掉了原文专有的形象；有的译者虽保持了原文的形象，却淡化了原文的文化内涵或者使之泛化；有的译者对中国特有的文物形象进行创造性的转译，试图将原文的文物形象保留到译文当中；有的译者既改变了其形象，又改写了其文化内涵。而造成译本中文物形象变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西文化在语言、物质生活方面的差异。不同的物质文化观孕育了译者对于物质文化的不同理解，因此，《论语》中文物形象的“原型”，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面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译者，一次次展现出了新的形象意义与文化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