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是东汉时期刻立于曲阜孔庙中的三幢著名古碑，因其在中国碑刻历史上极为珍贵，素来被誉为“孔庙三碑”。如今，这几幢碑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而和它们一同跨越千年并接受后人瞻仰的，还有碑中所载的四位鲁相。他们是东汉后期相继任职于鲁国的乙瑛、平、韩敕和史晨。这四位鲁相，由于官职较低，其具体事迹在文献中几无记载，然而，作为身居孔子故里的地方官员，他们以尊孔之心，履职尽责，在孔庙保护、释奠礼推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故而能随石碑流传千古。 一、鲁国四相 乙瑛、平，二人同见于《乙瑛碑》。根据碑文记载，乙瑛与平二人在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前后相继担任鲁相。乙瑛，碑文记其“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乙瑛之名与事迹仅见于《乙瑛碑》。平的事迹更是如此，除了《乙瑛碑》寥寥数言之外，亦无他载。碑文记载“前鲁相”乙瑛鉴于阙里孔庙存在“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的状况，向朝廷上书请求设置“守庙百石卒史”一职，以典守孔庙。奏书经过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上报给汉桓帝，获得桓帝批准。乙瑛在上书朝廷后不久即卸任，皇帝诏书下来时，已是平任职期间。平根据诏书“（选）（其）（年）（卌）（以）（上），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的要求，主持选拔出孔龢出任第一任百石卒史。曲阜县令鲍叠“造作百石吏舍”，以作为办公场所。由此，曲阜孔庙有了国家任命的守庙官。［参见《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杨朝明主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集成》（上）。本文所引碑文均出自此书，下文仅列碑名］  《乙瑛碑》（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韩敕，事见《礼器碑》。碑文记载韩敕为“河南京”人，字叔节，时人尊称韩明府，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时，任鲁相。韩敕任职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其一，“复颜氏亓官氏邑中繇发”，免除了孔子舅家颜氏与妻家亓官氏两族的徭役；其二，“念圣历世，礼乐陵迟”，于是“造立礼器”；其三，“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在孔庙添造了舆车；其四，“宣抒玄污，以注水流”，疏通、整治孔庙内的水流通道。韩敕的这番作为“上合紫台，稽之中和；下合圣制，事得礼仪”，获得上下一致赞赏，故“四方士仁，闻君风耀，敬咏其德……乃共立表石，纪传亿载”。（参见《永寿二年韩敕礼器碑》） 史晨，事见《史晨碑》。据碑文记载：史晨，字伯时，河南人，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至鲁任相。到任之后，即择令日拜谒孔子，并“行秋飨”，祭祀孔子。其间，他发现孔庙祭祀竟“无公出酒脯之祠”，且春秋二季飨礼并不按时举行。他认为作为“本国旧居”，孔子祭祀之礼“阙而不祀”是不合礼制的。于是他于建宁二年（169）上奏朝廷，请求在曲阜孔庙亦如京师辟雍一样行春秋飨礼，并由国家担负春秋二祭所需费用。史晨的请求获得批准。于是史晨在孔庙组织春飨祭孔活动，吸引鲁地周围众多官员咸来观礼。此后，史晨还会同部史、县吏对阙里进行了整修；为了方便百姓，还于昌平亭下立会市，整修孔渎与颜母井两地之间的道路；等等。（参见《建宁二年史晨前后碑》） 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可知，东汉时期，鲁国是光武帝之子东海王刘强的封国，属豫州刺史部，下辖鲁、卞、驺、蕃、薛、汶阳六县。在西汉以来逐渐加强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诸侯王在封国内“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其行政治理皆由朝廷选派官员，王国无官吏任免权。诸侯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西汉成帝后“更令相治民”（《后汉书·百官志五》）。可见，东汉时期的国相如同郡守，负责国内政事。上述鲁国四相即鲁国的最高长官，负责鲁地政事。从碑文记载来看，作为孔子故乡的地方官，管理孔庙、组织祭孔是他们政务的重点。  乙瑛碑清末拓本 二、四位鲁相与孔庙 孔庙建立于孔子去世后不久，并经孔子后裔、弟子、儒生以及鲁地管理者的保护，“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记·孔子世家》）。汉代以来，随着儒学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孔子地位提升，其祭祀之礼也渐受重视。汉平帝于元始元年（1）下诏，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这次加封，标志着孔子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由“褒成侯”专奉孔子之祭。东汉时期，帝王祭孔渐成惯例。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29）途经鲁地，派大司空祭孔，开创了后世帝王遣官祀阙里的先例。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东巡过鲁，盛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首开祭祀孔子弟子之例。后来，汉章帝、汉安帝东巡之时，均依例到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如此来看，曲阜孔庙与孔子祭祀备受重视。然而，从“孔庙三碑”所载内容来看，这种重视仅限于祭祀当时，帝王祭祀结束即回京师自不必说，即使是褒成侯，也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这一方面是因为褒成侯封邑在瑕丘（今兖州）而非鲁都曲阜，所以往往是祭祀结束后便返回自己的封邑，对于孔庙的管理或不能尽心；另一方面，当时的汉王朝对曲阜孔庙应该尚没有具体的制度保障。所以，孔庙的日常管理与具体事务考虑的职责，都落在鲁相与当地官员身上。从碑文记载来看，乙瑛、平、韩敕、史晨四位鲁相对于曲阜孔庙主要做了以下努力：  《礼器碑》（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首先，请置百石卒史，使孔庙有了专人管理。乙瑛的上书获准后，鲁相平根据诏书要求主持遴选，“文书、守文学掾鲁孔龢，师（孔）（宪），（户）曹史（孔）（览）等杂试。龢修《春秋》严氏经，通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先圣之礼，为宗所归。（除）（龢）补名状如牒”（《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经严格遴选，孔龢成为孔庙历史上第一任百石卒史。百石卒史是汉代俸禄为百石的官职。根据文献记载，汉代官秩等级以石为单位，共十七等。最高为万石，最低为百石。显然，百石卒史在汉代为最低等级的官职。官职虽小，却是食朝廷俸禄者。百石卒史的设立，“表明孔子庙的管理由孔子后裔的个人行为改变为国家行为，初步奠定了孔子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论说”）。 其次，请依社稷行春秋飨礼于孔庙。东汉时期，曲阜孔庙的祭孔之礼主要由褒成侯行四时祭祀之礼，而地方政府祭祀并没有形成一定规制。乙瑛在永兴元年（153）上书请置百石卒史时，一并提出在曲阜孔庙实行“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祭祀以犬为牲，经费则由国家承担。乙瑛的这一请求获得了汉桓帝的批准。但至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史晨出任鲁相时，官方的春秋飨礼“阙而不祀”。从乙瑛上书至史晨到任，短短不足二十年，当年所奏请的春秋二礼却已消失不见，这一方面体现了当地官员执行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官方的孔庙春秋二祭尚未形成惯例。史晨为此“寝息耿耿，情所思惟”，遂上书朝廷：“臣辄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烟祀。”史晨的上书获得汉灵帝批准。从此以后，曲阜孔庙享受国家春秋二祭，其级别如社稷神同等对待。 再次，造立礼器，修饰、修缮孔庙。除了完善孔庙祭祀礼仪之外，修饰、修缮孔庙也是鲁相等地方官员的重要政务。韩敕任职期间，就对孔庙进行了一番修整：“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柤梪，笾柉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宣抒玄污，以注水流。”（《永寿二年韩敕礼器碑》）收集整理了古乐谱，添置了钟磬瑟鼓等乐器，雷洗觞觚等酒器，爵鹿柤梪、笾柉禁壶等祭器，让孔庙礼器更为完备。此外，还疏通修整了孔庙的排污设施，使得孔庙不致因积水毁坏。  礼器碑清末拓本碑阳  礼器碑清末拓本碑阴 三、鲁国四相的历史贡献 “丹青所以图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孔庙三碑”中的四位鲁相只是汉代历任鲁相中的普通几位，但其所行之事与孔庙密切相连，故而被时人称颂，并刊石勒名，树立于孔庙，以传后世。虽然也因碑中所记春秋飨礼与费用公出之请旋举旋废，而招致后人“有司崇奉不虔”（洪适：《隶释》）等批评，但其举在孔庙以及释奠礼的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孔子思想与儒学在当时及后世的传播都有一定的作用。 乙瑛在给皇帝的上书中重申之前诏书对孔子的称颂：“诏书崇圣道，（勉）（六）（艺）。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删）（述）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这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对孔子贡献与地位的认识与评价。碑文又记首任百石卒史孔龢“修《春秋》严氏经，通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先圣之礼，为宗所归”。通经、事亲至孝、奉先圣之礼，这些既是当时的选官标准，也是被推崇的社会风尚。这些评价与标准都刻于石碑，并树立于孔庙，在传播媒介尚不发达的东汉乃至其后的古代中国，无疑起到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弘扬孔子思想的功效。  《史晨碑》（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作为一国之相，其一举一动无疑具有社会引领效应。《礼器碑》记韩敕于孔庙造立礼器，吸引众多人员捐资支持。这份捐资名单刻于碑文之末，以及碑阴、碑侧。人员多达一百余人，除鲁国现任的地方官员外，还有为官朝廷或其他州、郡、县的鲁籍人和非鲁籍人，地涉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浙江一带。这些人上自朝廷的尚书侍郎，下至地方主簿、从事；有封爵的王侯，也有隐居不出仕的处士，甚至还有许多仅署地名和人名而无官职者；捐资数额则从一百钱到五千钱不等。从这份捐资名单可见韩敕之举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效应。《史晨碑》记载，史晨在孔庙举行春飨之礼时，亦吸引众多人员前来观礼。碑文记众人“皆会庙堂，国县员（冗），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并畔宫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耶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以上两相所举之事之所以引得这么多人参与，除了他们位居一国之相的官职影响以及个人魅力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事关孔子、孔庙。这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来儒学发展、孔子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同时，在这样的社会效应下，孔子思想必然也会通过这些人员在各地传播开来，起到引领当时社会重视孔子、学习儒学、践行儒家思想的作用。  史晨前碑乾隆拓本  史晨后碑乾隆拓本 小 结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生广泛参政，与文吏一起组成汉代的官僚队伍。文吏是秦代法家传统的继承者，熟晓各种法律法令，奉法律条文为圭臬，为政严酷；儒生则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主张为政以德、劝学兴礼、教民、导民。两种官吏对汉王朝不可或缺，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选官制度上的体现。而文吏与儒生也在矛盾与冲突中不断影响，相互转化，形成汉吏“吏服雅驯，儒通文法”的执政特色。从孔庙“孔庙三碑”对四位鲁相有限的记载中，我们无法判断他们属于文吏还是儒生，但作为鲁国的地方官，他们对孔子的推崇、对孔庙的保护，以及对孔子祭祀礼仪的推动，除了职责所在，应该也如史晨在给汉灵帝上书中所表达的那样，有一份“（阐）弘德政，恢（崇）壹变”（《建宁二年史晨前后碑》）的为政之理想蕴含其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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