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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创立了蕺山学派，被后人称为“刘蕺山”,起源于他在蕺山讲学。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当道，缇骑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刘宗周慨然于天地晦冥，人心灭息，认为只有讲学明理，才能给公义留一线生机。天启五年（1625年），他召集诸生，会讲于蕺山之麓解吟轩。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源于不学无术；讲学的目的，正是昭示人心本然之善，从而不至于祸国害家。 会讲每月举行一次，到年终辍讲。每次会讲，刘宗周都令学者收敛身心，神宁气定，以“诚”“敬”为修身之根本。他认为，“心”不是寄托在虚无中的。从前是过去，往后是未来，向外是人间，搜里是鬼魂。过去、未来、人间、鬼魂四路中间，意念未发的时候，就是心的停泊处。在此处修悟，才能弄清人生的根本道理。于是他提出“慎独”之说，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根本所在。 此次会讲，不久就由于党祸之故不久就不得不停止。会讲参加的学生也不多，影响也不大，既谈不上规模，又没有特立独行的宗旨。然而这个时期对刘宗周本人来说相当重要，他的思想完成了由程朱理学转向了阳明心学的飞跃，慎独之旨也隐约呈现。“蕺山刘子”“蕺山学派”因此而得名。 崇祯帝即位后，对阉党进行了围剿，大江南北的学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崇祯三年成立于金陵并对晚明有重要影响的复社。在这种背景下，刘宗周发起了“证人社”。刘宗周便和陶奭龄（石梁）约同道二百余人大会于石篑书院，约以“证人”为宗旨，成立“证人社”。所谓“证人”，就是证“此理此心”，证人之所以为人者。“此理”完完整整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但是如果不加印证，恐怕就会像宝藏埋在尘土里一样，发不出光明。“此心”对每个人来说一样具有感知的能力，但如果不发掘培养，难免会如闪电般瞬间消失。就是说，人性本来是善的，只有通过养性、尽性，才能成为圣人。而养性、尽性对刘宗周来说，最重要的是“慎独”。这期间，刘宗周学术思想的主旨“慎独”已经基本确立。他在给陶奭龄的一封信中就说：君子由慎独出发，以达到“中和”为目的，“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刘宗周肯定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的统一性，自我省察和格物穷理的统一性。刘宗周将道心、人心打并归一，他对人性的认识突破了心学的范围，调和了心学和理学的矛盾。刘宗周在教学中不仅提倡以“慎独”为宗旨，而且他重视工夫，强调践履。他曾写信给秦履思说：学者只有工夫可说，本体只在工夫中。“独”和“本体”在刘宗周这里，是同一个范畴，指的是人固有的善的倾向、认知的本能。蕺山学派的学术宗旨和风格至此基本确立。 证人社虽然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章程，但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是学术领袖的学风不同。陶奭龄重本体，认为通过顿悟识得本体后就一切了然，纵横自如；刘宗周重工夫，主张主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如陶奭龄相信有一位大臣转身变成了马，并扬言有老妇人亲眼所见，可以作证。对这种怪诞之说，刘宗周断然不会苟同。刘宗周关于修身成圣的思想，在后期所著《人谱》中有清晰的表述。他认为，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这个“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修身的关键是言过不言功，通过对人的过失的透视与克服，如静坐、讼过等具体方法和途径，改过而成为圣人。修身必须摆脱心学固有的玄虚，更不能使心学禅学化。另外，刘宗周还彰显了儒学与刚刚传入的天主教的区别，他认为成就人生的目的，完全是要使自己成长为现实中的圣人，而决非逃离现实生活。不仅两位学术领袖观点不同，双方弟子围绕着是以本体为重还是以工夫为重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陶奭龄的弟子大多接收了佛教的因果说，陶奭龄与弟子会讲于白马岩居，而刘宗周则会讲于古小学、阳明二祠。最终证人社历经十余年不欢而散。证人社的分裂，标志着蕺山学派实质上的创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