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关于《大学》今古本的分歧，虽然集中表现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但其之所以形成分歧，又是由《大学》形成之不同时代与研究者之不同的关注侧重所决定的。因而，要弄清这一分歧的原委，也就必须从主张今本《大学》与主张古本《大学》之一种可以共同认可的基本前提出发。也就是说，作为儒家的经典文献，《大学》无疑是希望通过个体之格致诚正以达到家国天下之修齐治平的目的。对于这一目的，无论是主张今本《大学》的程朱理学还是主张古本《大学》的阳明心学，都是不能反对的。因为这一点不仅是儒家的根本目标之所在，同时也代表着儒学的最高指向。 从这一基本前提与根本目标出发，那么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可能属于哪个时代？也就是说，《大学》究竟是春秋时代的作品还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显然，对于以“礼坏乐崩”为特征并具体表现为“君不君，臣不臣”（《论语·颜渊》）的春秋时代来说，当时的儒家是根本不可能为自己提出一个通过个体之格致诚正以达到家国天下之修齐治平的目标的。面对“礼坏乐崩”的现实，孔子也只是推崇以“仁”为代表的君子人格，并以之守护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对于以“守约”（《孟子·公孙丑上》）著称的曾子而言，他甚至还不得不再退一步，将周公的“礼乐”、孔子的“仁”进一步内在凝聚并收摄为一种家门之内的“孝”，故有《孝经》之作。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从孔子之“仁”到曾子之“孝”，其实也就代表着儒学在春秋时代所能守护的传统与精神。  清《宗圣志》中的曾子像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看法呢？因为一般说来，任务的提出与完成任务的历史条件基本上是同时具备的，当一个任务还存在于遥不可及的未来时，人们是不会为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的。所以，作为“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可以视为曾子之三传弟子的孟子，也就成为《大学》能否形成的一个时代标志与划界标准。因为来自孟子的一段自述非常清楚地表明：直到孟子时代，天下统一的趋势还没有出现——不仅没有出现，而且当时战乱频仍的时代格局甚至还存在着愈演愈烈之势。比如司马迁在概括孟子的时代格局时就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于是，这才会有孟子如下明确的议论：“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很明显，仅从孟子所谓“平治天下”的断言本身就是以“豫”的方式而提出这一点，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到了孟子时代，也还没有出现所谓“平治天下”的迹象，因而也就根本不会提出一个从个体之格致诚正到家国天下之修齐治平的纲领。  《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之孟子像 从这一划界标准来看，主张今本的程朱关于《大学》是“孔氏遗书”“孔子之言”包括所谓“曾子述之”之类的种种猜测，实际上都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程朱这样猜测的目的，其主要就在于提升《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但经典也必须是在它所可能形成的时代背景下才得以形成的，而绝不可能超越于它的时代之外。同样，从这一标准出发，阳明心学关于《大学》之所谓体与用、本体与工夫之类的解读思路也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作为解读，同样也不能超越出解读者本人的时代限制之外（这一点也许更难以做到）。但对于以客观性理解为指向的解读而言，则又必须尽可能地向文本之客观性靠拢，而不能以自己的时代视角来解读另一时代的文献，否则难免就会陷入所谓师心自用的误区。 从这些情况来看，《大学》显然不可能产生于孟子之前（包括孟子时代），那就只能是孟子以后的产物了。既然是后孟子时代的产物，那么其是否有可能出自秦汉儒者之手呢？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仅就秦汉之际的儒者——从伏生、陆贾、叔孙通一直到贾谊、董仲舒、公孙弘这些儒生来看，当时的儒者根本缺乏这样的担当精神。秦统一六国之后，其在焚书坑儒基础上所形成的“以吏为师”之基本国策以及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也从根本上限制着儒家去构思其天下统一之策。而在当时逃避征伐战乱之不暇（比如伏生）的条件下，即使孟子本人，也不可能构思出一个关于家国天下之修齐治平的纲领来。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大学》究竟是何人所作、属于谁、“诉求”于谁呢？这就成为对其文本之客观性解读所要澄清的第二问题了。 仅从《大学》所体现的时代背景来看，它是战国即将走向终结的产物，而且也是明确写给哪位能够担当统一天下任务的诸侯王的。而其具体表现，也就在于《大学》的一个基本甚或是底线性的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至于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才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社会人伦要求。故而，如果说经过商鞅变法，当时的秦王朝就已经表现出了某种以法家之“耕战”国策来统一天下的趋势，那么与其立场根本对立的《大学》，也就只能出自孟子一系的后学了。因为面对秦王朝的武力征服及其虎狼之师，《大学》的作者也就必然要立足于儒家的人本立场与仁道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一条儒家的统一路线。请看《大学》对于天下统一路线的呼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显然是代表儒家提出了一条以“德治”“仁政”为基础的统一路线。而这一点，恰恰也表现在作为《大学》之开篇的“三纲领”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的说法，显然直接源自《学记》；而所谓“明明德”，则又属于儒家的传统立场，一如《尚书·尧典》所强调的“克明俊德”一样；至于“在亲民”一说，也一如《尚书·尧典》所谓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之类。很明显，所谓“在亲民”一说，不仅是对“明明德”的落实，而且其本身也体现着“天下”之统一者——天子或诸侯对于“至善”的追求。显然，这也就是所谓“大学之道”必须用三个“在”来紧密相连的原因，即从“明明德”到“亲民”再到“止于至善”，几乎可以说是一线相连、一理平推、一意贯通的关系。但在当时，能够担当而且也有资格完成这种统一任务的首要人选，必然是诸侯王。自然，这一点也就同时成为《大学》的主要“诉求”了。不过，如果从历史实际来看，真正能够完成这种统一任务的秦王朝，自商鞅变法起就已经决定了其“耕战”的基本国策以及其武力统一的路径，那么由“大学之道”所表现出来的“三纲领”也就只能产生于先秦。《大学》还明确地坚持：必须在“明明德”的基础上通过其“亲民”的政策追求“至善”，表达了其与法家之“耕战”国策的针锋相对。自然，从事后来看，这实际上也只能成为儒家历史性失败的一首凄美的挽歌了。 当我们从时代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与儒家之传统立场及其一贯精神来理解《大学》之形成时，源自程颐而又成于朱子的今本《大学》的错谬也就非常明显了。其错误也就表现在其具体的解读中，至于程朱关于“《大学》乃孔氏遗书”的定位以及其关于《大学》“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的划分，自然已经无需再辨。仅从程朱关于“在亲民”一句的理解与诠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对于《大学》形成之社会历史背景的不解，以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某种改变或置换。比如，关于《大学》所谓“在明明德”与“在亲民”之说，朱子曾征引程颐的看法并注解说： 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朱熹：《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书影 在这段注解中，朱子不仅把《大学》原本的“在亲民”一说强行注解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而且其在后面还征引《尚书·康诰》所谓的“作新民”一说来证明自己的新说，从而认为“作新民”也就是“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熹：《大学章句》）。这无疑可以说是一种强行起解或强行作注，或者说程朱的今本不仅改变了《大学》之所以形成的时代背景，而且也改变了其所“诉求”的对象，即从担当天下之统一任务的诸侯王变成宋代的青年学子了。但这一改变，同时又包含着程朱之今本《大学》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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