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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经典《中庸》一书中，有一段“子路问强”的记载。面对弟子的提问，孔子回答说：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显然，在这里，孔子推崇的是“南方之强”。那么,何谓“南方之强”？朱熹注解说：“宽柔以教，谓含容巽顺以诲人之不及也。不报无道，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也。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可见，孔子所谓的“南方之强”,是一种饱含宽厚、仁爱、坚毅的“强”,有如孟子所说的“动心忍性”的坚韧德性。这与北方所体现出来的“衽金革，死而不厌”的粗犷、豪放的“北方之强”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孔子对“南方之强”推崇备至，认为“君子居之”,并由衷地赞叹“强哉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强。 孔子对于子路的询问如此回答，固然有引导鲁莽、好勇力的弟子的意图，但南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也是与孔子历来讲究仁爱，提倡中庸、中和的思想相贯通的。在这里，孔子并没有明确指出“南方”与“北方”具体指哪些地区，不过孔子生于春秋末年，根据当时的地理形势以及“北方之强”的特征来看，他所说的“北方”应该是指中原以北的塞北地区，而“南方”应该是吴越一带。从这一地理划分来看，在先秦时期，中原地区无疑是人文精神最为发达的地区，南方则多被认为是礼乐文化所不及的“蛮荆”之地，那么,这种带有明显的人文气质的“南方之强”怎么会出现在南方呢？ 这样的差别，人们历来主要从地理、气候、环境等方面来考虑。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区的人的确体现为不同的气质与秉性。从我国的地理位置来看，南方湿润的空气、温和的气候作用于当地人，于是百姓的性情也比较温和；而北方土地辽阔，冬季寒风凛冽，甚至飞沙走石，这些环境、气候作用于当地人，自然会使得百姓性情豪放、好勇斗狠、无所畏惧。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应该是南方与北方人民性格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 不过，根据文献记载，孔子所强调的“南方之强”,除了地缘因素之外，或许还与南方的“乐教”传统有着很大关系。在儒家重要文献《孔子家语·辩乐解》中，就有一段与“子路问强”类似的记载： 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 在这里，孔子与子路的探讨也涉及南、北方的比对，只不过，这里所对照的是南、北方不同的音乐，即体现为“君子之音”的南方音乐与作为“小人之音”的“北鄙之声”。然而，此一记载与《中庸》中的“子路问强”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孔子明显地流露出对“南方”的赞赏与推崇。不仅如此，孔子认为，南方人通过音乐所体现出来的也是“温柔居中”、无所忧愁、无所暴厉的温和性情。而北方人通过音乐，所体现出来的则是激烈尖细、杀气腾腾、缺乏温和的这样一种刚烈的性情。显然，在这里，孔子也认识到南北气候迥异的地理环境，认为南方是“生育之乡”,而北方则是“杀伐之域”。不过，他更强调音乐教化对南、北方的不同影响。 孔子认为，先王创制的音乐，就是通过中和之声来调和、节制人的性情，这种音乐流传到南方，弹奏起来温润、柔和、适中，更利于南方生存繁育之气的养成。于是，在音乐的感动教化下，百姓“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从而社会和谐，国家稳定。而且，孔子认为，从前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注重对百姓进行诗乐教化，从而也有利于调和民众的性情，有利于政治治理。而北方则不同，孔子甚至将北方的音乐称为“小人之音”,表现为激烈尖细，带着杀戮征伐之气。殷纣喜好这种音乐，最终身死国亡。显然，在南、北不同风气的养成中，“乐教”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孔子批评子路“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认为弹奏“北鄙之声”有性命不保的危险，更别说性情的培养了。而子路听了老师的批评，“惧而自悔，静思不食，以至骨立”,音乐对人的影响之巨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那么,在先秦时期，南方是否存在着“乐教”传统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文献记载，南方的礼乐教化传统或许应该追溯到舜帝时期。 舜虽然是崛起于中原地区的帝王，但历史记载他在位时期曾南服三苗和巡守江南，并崩葬于苍梧。“三苗”,又被称作“有苗”“苗民”,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南方大族，其活动区域大致主要在今河南南部及洞庭湖至鄱阳湖一带，以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为中心，也延及江南广大地区。“三苗”在尧帝时壮大起来，虽然尧曾发起多次战争以图征服三苗，但并未如愿，最终只是在舜的帮助下，“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史记·五帝本纪》),获得南方的暂时安宁。舜为天子后，残存南方的三苗又卷土来犯。在武力征服不下的情况下，舜制止了禹等“请伐之”的要求，偃兵修教，推德怀远，结果喻教行德三年，三苗不仅欣然诚服，而且“移风易俗”。文献对此多有记载：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舜却苗民，更易其俗。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 从这些记载可见，舜停止武力征服，在南国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文明教化，最终获得三苗的归附，并使苗民“移风易俗”,由野蛮走向文明。而舜也获得南方民众的赞美与爱戴。 至于舜在南方如何行德，如何教化，文献没有具体说明，但根据记载，舜出身于音乐世家,他本人也精通音乐。历史文献多有关于舜与乐的记载，例如：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 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 可见，舜不仅精通音乐，而且注重音乐的教化功能，“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以期使“天下大服”。故而，《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记载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乐教化的源头。 既然帝舜有着这样的音乐背景与社会治理理念，可以想见，其在抚化南方民众时，也必然使用这一方式，而且，还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种治理教化方式。上面引用的文献也提到“执干戚舞”“执干戚而舞之”。“干”是盾，“戚”是斧，两者都既是古代兵器，同时又是跳舞时手中所执的器具，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干戚舞”。而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跳舞必伴有诗、乐。因此，从这体现着欢乐、热烈的“干戚舞”中我们可以窥得乐在南国民众间的流行。 不仅如此，前面《孔子家语·辩乐解》“子路鼓琴”一段还提到“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有学者指出，舜所歌之《南风》的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它属于舜帝教化思想的体现。我们结合舜服三苗，且注重对南方地区的诗乐教化来看，《南风》之诗或许就是舜在推德怀远、喻教于南时期所作。“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句式整齐的歌词，既是对南风的歌颂，又体现了舜帝关心民众、注重民生的“圣王”心怀。《史记·乐书》曰：“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诗乐教化，舜帝获得了民众的爱戴与政治的成功。同时，也开启了南方礼乐教化的源头，无论是对“乐教”的发展还是对当地民众性情的养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舜之后，南方的礼乐教化应该进一步发展，这从《诗经》中的“二南”可见一斑。“二南”,即《周南》《召南》。关于“南”的意思，学界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据学者们考证，“南”实际上代表着诗篇的产生地，它之所以包含在《风》中却不像其他各地诗篇命名，是因为江汉地区的姬姓小诸侯国在春秋前期大都被楚国所吞并，故而也无法将这些诗篇像其余十三国《风》那样以其所产生的诸侯国来划分。崔述《读风偶拾》也说：“(《周南》《召南》)盖其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汉人效《楚辞》之体，亦名之为‘楚辞’者然。”实际上，“二南”中的诗篇正是产生于我国古代南方地区，即今天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江汉流域。这从“二南”中多次提到“江”“汉”“沱”等水名即可证明。 从内容上看，“二南”多言花草鸟兽，许多诗篇的作者可能是妇女，诗的内容反映了她们的劳动、恋爱、归宁、思夫等生活与思想感情，诗风可谓委婉、清丽、纡徐。通过这些诗篇我们可以看出，南方的民众注重用诗乐来调节、完善自己，他们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甚至包括苦闷、愤恨都借助歌谣、诗篇表达出来，即使有所发泄，也委婉得当，从中可见当地人民性格的温和与敦厚。这应该就是诗乐教化的结果。 “二南”诸诗的创作时间，汉代的《毛诗》及齐、鲁、韩三家《诗》都定在西周初年。但是现代学者运用历史、考古等多方面材料研究考证，认为《周南》《召南》中的诗篇大约创作于西周末、东周初，即周王室东迁前后。虽然时间可能稍晚，但从这些已经比较成熟的诗篇来看，在孔子以前的南方地区，应该形成了比较悠久的诗乐传统。而长期在这种诗乐的教化之下，民众自然而然地会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一生致力于社会的和谐有序，提倡仁爱、中道，反对暴戾、杀伐。而在实现社会的仁爱有序的途径中，孔子尤为推崇礼乐教化。他曾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认为《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各有不同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六经为教，可以改善民风，国泰民安。 因此，面对过于好勇的子路对“强”的询问，孔子提出了“南方之强”,并因其“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而倍加称道。而从《孔子家语》“子路鼓琴”一段，我们也可看出，礼乐教化应该是“南方之强”之所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与孔子历来所倡导的礼乐教化思想暗合，故孔子也对“南方之强”非常赞赏。 综观以上，将《中庸》与《孔子家语》中的两则材料对照来看，无论是“子路问强”,还是“子路鼓琴”,其中孔子都非常推崇“南方”;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方之强”“南方之音”符合孔子的“中道”“中和”思想；从“子路鼓琴”中，我们还可以窥得“南方”之所以“强”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乐教”传统，这也是孔子历来所倡导的。 以上是笔者在读《中庸》“子路问强”与《孔子家语》“子路鼓琴”两则材料时的一点浅析思考，不正之处，敬请指教。 本文选自《论语学研究》（第三辑） 作者：陈霞，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