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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无“正装”时代。 这不是危言耸听。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和感受，那就是每参加一些正式公共活动时，都会接到主办方的通知曰“请着正装”。但什么是正装？在当下的中国，似乎不言而喻是指“西装”。你若跟对方较真为什么“西装”是“正装”，则显得你不识时务且大大落伍了。“西装”怎么会在素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中国跻身为“正装”，实在令人不解，也难以接受。 衣冠具有最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无论古今，不管中西，概莫能外。在中国春秋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华夏族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北方胡族衣襟左掩，是为左衽，所以才有孔子赞管仲之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赞管仲并坚持不左衽，正是明确意识到衣冠所具有的民族文化身份识别功能，由此而将其上升至政治象征和文化认同的高度，所以唐代孔颖达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正式场合如何着装，在古代中国都有明确规定，根本不是问题。 但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西方文化伴随坚船利炮入侵中国以来，服装，因其特有的象征意义，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改革与保守的标识。由于革命领袖的提倡，中山装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开始成为正式“国服”，并根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神和礼仪赋于其新的含义——前上身四个口袋表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前上身口袋袋盖形状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门襟五粒纽扣代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袖口三粒纽扣表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后来，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穿中山装出席开国大典，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自此以后，中山装作为男人的主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苏式列宁装便成为女干部中最流行的服装。可惜，因为特殊的历史时代所致，其他服装，如着西装和旗袍等则被非此即彼地看作资产阶级情调的体现，中国由此进入到有“正装”无“便装”的时代。这种全民单调统一的着装，实在是呆板乏味，让人无法忍受。 这种情况，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开始转变。穿着西装，又变成了开放思想、改革精神的象征，因为政治领导人的倡导，不知不觉中日益升格为公务常礼服即“正装”，并且愈演愈烈，成为不容置疑的惯例。如果真有较真如我辈者追问以“西装”为“正装”，所依何法？所据何理？相信很多人只能以惯例云云而搪塞之。所谓惯例，实际上也是欧美惯例。就此而论，中国当下实乃无“正装”的时代！君不见阿拉伯人有长衫、印度有纱丽、日本有和服、越南有奥黛，以及非洲各国所具有的民族服饰，可谓绚烂多姿。反观中国，却是因袭他人单调枯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大陆民间开始兴起“唐装”、“汉服”热了。 笔者很赞同国学家张立文先生在《国服与民族人文精神》一文中的看法，我们并不是反对服饰的多样化，也不拒斥不同民族服饰的交流，而是因为服饰的民族文化表征性，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服”。“国服”是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给人们以国家、民族、文化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文化的亲和力、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生命力的源泉。假如我们认同“西装”为“正装”，即为中华民族正统的服装，那么，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认同西方的服饰文化，慢慢地就会对西方文化产生一种亲切感，而对中华民族自已的文化（包括服饰文化）产生一种疏离感。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民族的气质、品格、神韵就会被消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个性光彩、特殊魅力就会淡出淡化。 衣冠服饰，兹事体大，中国是该有自己的“正装”了。窃以为，从历史传承和现实方便两个角度考虑，中山装乃为男士正装的最佳选择，女士正装可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化，凸显女性特色，或者择以旗袍。实际上，在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典礼上，最高领导人即身着中山装出席，谨严素雅，刚健挺拔，迎来一片好评声，说明中山装在当前各种服装中是“最大公约数”，理应扶正。 原载于《博览群书》2010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