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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余年来，中国与欧美文化接触以后，国人时时讨论我们对外来文化的迎拒问题，……围绕着所谓‘西化’作激烈的辩论”（【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197页）。其实，这百年中，除去“西化”之外，国人还有一种“化西”论，即主张要用儒家文化拯救西方、或在儒家文化基础上“重建新的世界文明”（同上，第189页）。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晚清腐儒陈季同、辜鸿铭便都曾用西文向西方世界展示过中国传统文化，那美轮美奂的儒家文明简直能羡慕煞西方人。陈季同说，中国的儒家制度“值得全人类的景仰”（《中国人自画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48页），辜鸿铭则在“一战”期间明示西方人，在他们的“文明濒临破产的关头”可以到中国“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5、27页）即儒家思想。这些意思如果换句话表达，就是“二十世界应该是中国文明的世纪”。当然，“应该”没能变成“现实”。二十世纪的现实是，不是世界是否被中国文明所烛亮的问题，而是中国文明是否仍存于世界的问题。鲁迅先生便曾对此种国粹谬论作过犀利抨击。在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下，也在民族救亡的炮声中，这种“化西”论销声匿迹了——国破家亡紧要关头，谁还顾得上去“化”人家呢？但自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随着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实现伟大复兴，海内外新儒家便趁势重新扯起儒家复兴的大旗。而儒家一复兴，根据孔子的宽仁思想，有人便自然就想到要将咱家的“好东西”送出去，与世界共享。于是，新的世纪之交，与百年前几乎相同的“化西”观点又出现了。一时间，不仅关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或东方）文化的世纪”的弘论屡见报端，“送去主义”的口号也正式亮相。由于这些主张大多是在弘扬民族文化口号下提出的，极易产生影响民族在新世纪开放进取的负面效应，不得不加以辨察。因此，笔者拟对新“化西”论四个有影响观点，就其义理一一提出商榷意见。谬误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关于“河东河西”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新“化西”论的核心论点。后学不敏，此论虽耳熟能详，却不知是何方圣人圣言。请教高人，遍查辞书，才知其见于《儒林外史》，确系世俗俚言。有名句词典将其释义为：“世事变移，盛衰易位”，相当精确。此论虽非圣言，但放到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是概括了某种历史规律的。在生产力长期停滞的情况下，贵贱贫富的不断易位既是传统的差序社会结构保持活力的唯一方式，又是防止社会资源劣化配置、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不仅地主佃农的地位可以随农民革命或天灾人祸而互换，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民间不是也有“轮流坐”的说法吗？而有一个朱元樟作注，它便绝非妄佞之言。因此，这“河东河西”论，便也被涂上神秘的宿命论色彩；它所体现出的此消彼长、生死轮回的运命观和思维方式，虽属典型国粹，但放到今天，却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抵牾的。 由此可见，断言“万事万物”难违这“河东河西”论的“根本精神”是欠妥的。“万事万物”难违的，只能是普遍科学规律。这“河东河西”论任你怎么说，也不是普遍规律。我想，唯一的可能是论者将它诠释为事物的兴衰生存规律了，但这种释义却是背离该论固有所指的。因为事物有兴有衰，有生有死是一回事，它们彼此盛衰移位却是另一回事。象这猫有生有死，老鼠也有生有死，但我们能说老鼠死后就变成猫或老鼠衰亡猫便兴旺吗？正因如此，论者援用这“河东河西”论为其“化西”弘论辩护时，其立论前提便大谬了。据汤因比的说法，人类曾有过的二十多种文明。它们或在“河东”或在“河西”，都曾有过自己的辉煌，但除去少数文明历经曲折又重新振兴之外，其余大都消亡了。这期间，虽然人类文明进程始终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冲突，甚至有过十字军的东征或成吉思汗的“西伐”，但却从没有过东西文化盛衰移位的情况发生：古代东方埃及文明之衰败，不是因为希腊文明的勃起；而中世纪“希腊文化”的衰落，也不是因为东方中国文化的勃兴。这其实很正常。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地轮回，这人类文明不是很可悲的吗？ 实际上，西方文化近代之崛起，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这便涉及到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作者斯宾格勒也把文明比拟为有生老病死过程的活的有机体，这种带宿命论的观点必然受到质疑。汤因比便认为，文明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对新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我们或许可以用文明的生存竞争或其它什么模式来取代汤因比这个同样有争议的“挑战—应战”理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众多文明在其孤立生存或彼此冲撞中，的确有一个适者生存的历史优化选择过程。今天所谓的“西方文化”，原本就是汇聚古代东西方文化的“希腊—罗马—希伯莱文明”的结晶。它之所以逐步成为“河西”文化主体，近代以来，又成为“河东”文化主导，并在实际上已成为今天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成为“地球村”各民族共享的文明财富，同样是长期生存竞争和优化选择的结果。仅仅用殖民主义是无法解释的——“一代天娇”可以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却无法输出东方文化统辖西方文化。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化中含有人类能动地认识把握世界、认识尊重自身并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诸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思维科学）和人道伦理价值要素。如顾准先生所揭秘的那样，设若不是现代科技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西方文明可能已被资本主义的经济与人道危机所葬送了呢！ 而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它能维系中华文明生生息息二千多年，横向比较，其历史价值绝不在西方文化之下。我甚至认为，即便古希腊罗马伟大的民主法治思想，横向移到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也未必胜过孔子的君主德治思想，反倒可能使战国版图延续至今，如同现在的欧洲那样，我们刚刚开始研究统一大业呢！或者，假如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依然处在封闭生存环境中，那儒家文化也是可以支撑华夏文明继续辉煌下去的。但放到近代中西文化冲撞背景下，儒家文化衰落的悲剧却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包涵有丰富的人文因素，但缺少“德先生”“塞先生”的致命局限，使它必然成为要被先进文化取代的落后文化，抵挡不住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所幸的是，百年前的先驱们已先知先觉明辨大势，由被动而主动地认同西方文化，逐步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最终选择了同样源自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民族复兴史，特别是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已向世人证明，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明一旦被注入西方先进文化因子，将会刺激起怎样巨大的创造潜能和生命活力啊！我们正奇迹般地崛起并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01年，中国人民的三大盛事：申奥成功、国足出线、加入WTO，以及辉煌的上海APEC，便是我们大步踏上世界中心舞台的重要标志。振兴中华伟业，正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变为现实！ 但振兴中华，包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等等任务，都绝不等于让东方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重新主导中国当代文化，更不等于让其统领世界文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目标。今日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允许选择后一目标。我们只要看看当今东方世界那些依然由东方传统文化主导国家的情形就可明白了。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必须坚持西方先进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不是相反。中华民族由百年求索、百年选择确定的道路，必须坚持百年不动摇。当然，西方文化最终也会衰亡的，但那是与人类文明衰亡同步的。眼下，尚看不到“西方文化末日”的情景。 关于“西方文化末日”论 “西方文化末日”论是新旧“化西”论共同的论点。所不同的，是旧论多在人道危机方面，新论多在生态危机方面。请看新论的阐释和描述：由于西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分析思维”模式形成了“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穷追猛打”的传统，使西方文化“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所产生的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象生态的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等等，又是科学所无法解决的：“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矣。”这便需要咱们高擎“天人合一”大旗及时拯救了，否则，人家就“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 每当我读到这样的高论，便联想起开放之初，中国团组出访欧美国家总要求参观贫民窟而搞得大使们哭笑不得的故事。笔者近年到欧洲日本游览时，看到人家城市上空那一片片蓝天，原野中那被精心保护的簇簇绿树，再看看中国城市上空那厚厚浮尘，黄土高原上那道道沟壑，沉重的心情难以言表。就在如此对比鲜明的背景下，“化西”论者那如同唐·吉诃德战风车般地迎战西方文化之“魔”的形象，便自然被染上浓厚的悲剧色彩。当然，我绝不否认这些弊端之存在，也不否认它们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相关。但论者将其归诸西方思维模式与科学文化本身，却完全不得要领。思维模式与科学文化作为工具理性，本身绝非危机的根源。真正的危机来自人类价值理性的迷失和公共秩序的失控。在生产力落后情况下，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致影响生态平衡，危及自身生存。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人类局部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实践，才能导致人类整体价值的最劣化结局；只有这时，无视生态平衡的价值索取，才会使人类陷入生存危机。这种重视生态与环保的价值理性或所谓绿色意识，显然是任何传统文化都不具备的。它只能是在近现代，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才逐渐觉悟到的，并且是西方现代科学思维与人文价值理性的产物。 实际上，二十世纪西方面临的最深刻危机不是生态危机，而是经济危机引发的人道危机、政治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主要都爆发在西方国家之间；现代科学技术转瞬间变成屠杀人类、践踏人道的武器。面对异化的现实，使得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思几乎成为二十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永恒主题。这一批判在后现代学者那里，更达到极端偏激的程度。今天，中国学者手中掌握的批判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武器，几乎都是从西方话语中心那里“批发”来的，其中便包括《西方的没落》及汤因比的史学理论。正是在西方学者这不懈地反思自省中，在东方学者不无反讽意味的激烈批判中，在全世界学者共同敲响的异化警钟中，包括象“民族自决平等”、“维护人文生态”、“保护自然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等等源自西方文化的价值理念才逐步传播开来，并成为当今文明世界的共同游戏法则。而西方世界本身，也正是在这种理性警策反省中，逐步寻求到摆脱危机特别是生态环境危机的路径。他们的实践已经证明，人类是可以通过发展现代科技、寻找替代能源等办法来减少或消除各种污染，重新使水清清、天蓝蓝的！ 但目前全世界的生态形势依然严峻。西方发达国家损人利己，将生态灾难转嫁到欠发达地区和东方欠发达国家鼠目寸光，不惜牺牲环境追求发展的情况都十分严重。我们为此而焦虑是有道理的。但这些皆属于政治范畴，即如何制订实施强制性环保公约和环保政策的问题，而并非西方文化之罪。换句话说，西方某些国家是不为也，而非不能也。解铃还需系铃人：西方文化所触发的危机，最终还要靠西方文化来解决，根本不需要我们越俎代庖，给人家送去什么“天人合一”！ 关于“天人合一”论 “天人合一”论是所有“化西”论者手中的王牌。的确，如果望文生义“天人合一”是很容易被理解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假如咱们的“天人合一”原本就包含这尊重自然、重视生态的“天人和谐”思想的话，那我们绝对需要主动“送去”贡献给西方、造福全世界的。但这显然是一种误读。有论者避开了这一符号陷阱，只将“天人合一”理解为一种“综合思维方式”，而暗暗包含着将“天、人”分解之后求得和谐的意思。问题是，“天人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果真有这种含义吗？我们还是先探究一下原装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再说吧！ 先说思想。仅从人们经常征引的如《易经》“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等等“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论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天人合一”，只是一个典型的“唯心”哲学命题，而绝非什么“综合思维模式”。恰如二程所说：“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可见，传统文化中“天”者，天命也，天道也，天理也，它是至上之神，至上之德、至上之道，唯独不是客观的宇宙与自然；相应地，所谓“天人合一”者，也只是儒学或理学对天命存于人性、天道合于人心的一种本体论阐释，其实质是“天”合于“人”，“天”存于“心”，与现代的“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精神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我实在想象不出，论者要将如此“天人合一”思想送出去做什么，是用它去取代西方的上帝造人说么！ 再说行动。儒家的认识论价值论审美论是一体化的，“天人合一”同时表现为中国士大夫的审美理想与实践。但这种审美实践，也并不涉及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遵从，它或是对田园生活的陶然感悟比兴，“合一”为诗情画意，或是将自然微缩重现借以抒怀比德，“合一”为园林盆景，它们都与社会生活实践无关。真正对实践产生影响的，并不是这种超然世俗修心养性的“天人合一”，而是荀子的“制天”思想。荀子对“天”的解释倒很接近唯物主义自然观，譬如著名的“天行有常”，不以人事而存亡的宣言。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物畜而制之”等等“人定胜天”思想，却证明了“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穷追猛打”也是咱华夏文化的固有传统，而且属于实践理性传统。正因这固有之传统，咱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千余年来一直处于持续恶化状态中，咱东西南北的毁林事件至今层出不穷，咱们的长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最近便报载过这样一条消息：某电视台记者在东北拍片时，对一棵大树树龄产生了兴趣。陪同山民说，这很容易，顺手便将这棵百年老树锯倒，然后根据年轮确定了树龄。当时，包括记者在内的旁观者，竟无人出面制止或为此感到痛惜。扪心自问，如此延续至今的“制天”传统，咱能“送出去”吗？ 总之，无论是儒家正宗的“合一”论也罢，还是荀子的“制天”说也罢，都表明儒家文化中压根就没有尊重自然，珍惜生态的思想与实践；咱老祖宗就从没在“天人合一”指导下能动实现过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前文已述，这原本很正常，它并非是我们传统文化之耻。只是当新儒家和国学大师硬要将“天人合一”标举为超越西方文化的现代意识时，才反衬出我们自身的丑陋来。因为当“天人和谐”完美境界在西方某些国家中已变成活生生现实时，咱同胞却仍在肆意破坏环境大面积制造“天人分裂”呢。三年前，当我乘大巴穿过瑞士国土时，便曾感受到天人和谐美的震撼！瑞士的美丽风光，的确不是“风景如画”，而是“画如风景”。这童话般的风景就来自瑞士人对自然的尊重，对美的境界的追求。为了便于动物迁移，他们的高速路上建有动物的过街天桥；为了保持生态环境和谐，他们的乡村几乎少有混凝土建筑。去年，当我乘火车经过苏杭农村时，却看见水乡田野中到处都是新插建的小高楼。透过这一幅幅刺目的画面，我仿佛听到绿色大地在痛苦地呻吟。面对如此景象，咱且莫急于“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还是先用现代环保意识“济济”咱自己“破坏自然”之“穷”吧！ 关于“送去主义” “送去主义”是老牌国粹主义的一个“化西”口号。最近有学者重提后，将它与鲁迅的“拿来主义”并举，似乎很全面。但从其背后，我却依然体察到一个围绕“东／西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此情此结在近代中国之所以屡解屡结，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弱势文化地位一直没能改变。道理很简单，欧美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是不需要强调“拿来”或“送去”并加上“主义”的。而当强势文化掠夺弱势文化时，更是不需“主义”的。今天一些先生恐怕是低估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价值判断力了。一百多年前，那些侵华殖民者，个个眼睛贼亮着呐！从敦煌秘藏到圆明园宝藏，他们所劫掠的，几乎件件是国粹珍品，这只要到欧美大博物馆浏览一下就知道了。因此，这两个“主义”原本都是弱势文化口号，只是价值取向不同甚或对立罢了。 鲁迅先生倡导“拿来主义”，是因为他看得很明白，民族生存发展是第一位的，如果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国将“失去世界”。而“国”之不存，“粹”将焉附——民族衰亡了，还弘扬什么传统文化呢！这道理似乎很浅显。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国门是被殖民者用炮舰轰开的，痛苦的历史必然刻下痛苦的记忆。因此，与西方殖民话语相对立，在东方民族意识或潜意识中，“西方／东方”是与“殖民／独立”、“卖国／爱国”等概念对应的。这便使“拿来”往往被视为“西化”甚至“卖国”。正惟如此，鲁迅认为这“拿来主义”需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今天，从西方“拿来”的阻力已很小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因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正在重新找回自信和尊严。但我们改造国民性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我十分同意有位老先生所主张的要大胆拿来西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等等的观点。要救疗当下的国民劣根性，靠新儒家们“克己复礼”是不成了，拿来西方的道德倒不啻为一剂良药。 重提“送去主义”，无论是潜意识还是显意识，都是反对西方中心论、弘扬民族文化的。但细一推敲，却有些不对了。“拿来主义”，并不意味着尊重对方，为了国家进步，甚至可从敌人那里“拿来”。而“送去”则不同了：首先，所要“送去”的，自然是祖上的好东西；其次，这“送”好东西的对象自然是我们所尊重者，上对下、尊对卑、强对弱是不“送”的，传统说法那叫“赐”；最后，我们“送去”的尊贵对象是谁呢？显然不是非洲部落，也不是北美土著，而是欧美发达国家。试品味一下，这背后不恰恰也隐藏着一种认同西方中心的“贾桂思想”么！或许还有点“阿Q精神”哩！其实，此类“贾桂思想”、“阿Q精神”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大家习焉不察罢了。譬如，中国演员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得大奖，西方人士会叹服会钦佩，但仅此而已，反倒是我们感到这是为民族争了光。而我们的京剧搞几折武打戏到欧美巡演一番，便被称为“民族艺术走向世界”（三十年代叫“发扬国光”）；西方票友登台唱几句京剧，即便跑调十万八千里，我们也报以热烈掌声，感叹咱国粹魅力无穷，如此等等。这表明，我们不甘心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很急于“走向世界”，实际上却是在“走向西方”；我们志在弘扬民族文化，实际上却很在意来自西方的评价（不久前，欧洲哲学大师来访时，咱国内学者们不也曾为谁是正宗嫡传而争辩过吗？）。这或许有些可悲，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我绝没有对这类现象笼统进行批判的意思。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们承认西方科学理性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并不等于承认西方是世界中心，更不等于认同西方政治与文化的霸权主义。但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文化真正成为强势文化之前，此类情况总是难免的。因此，如鲁迅所说，这能够“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我便又想起鲁学家朋友的告诫：别老批阿Q，这阿Q精神不见得都是坏东西。细想一下，他说的有道理。一个人有点阿Q精神，但只要不抱残守缺以落后为荣，而是拿先前的辉煌来激励自己，这未尝不好呀！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煌煌五千年的文明史的确太容易成为我们借以自励的精神宝库了。关键时刻，情不自禁地从里面掏出某件国粹来优胜西方一下，阿Q般地亮一嗓子，也是能让国人激动一阵子的。象学界对中国科学史如何源远流长的论证，象史家对西方众多发明皆源于中国的考证之类，大概都属这种亮嗓。只要我们不因此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便好。曾几何时，农民进城都要插两只钢笔，反倒往往是文人无笔。但这正是农民要告别阿Q走向现代文明的征兆。同样道理，一个人有点“贾桂思想”，但只要不是甘当一辈子奴才，而总琢磨着彼可取而代之，这也不是坏事。一面默认西方中心，一面决心闯进去与西方对话，我们不就由弱势文化逐渐转变为强势文化了吗？中国足球漫长出线史就是典型例证。 不过对“化西”论者而言，他们的“送去主义”落脚点还在复兴儒学上，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我们只有一个孔子，就是被鲁迅彻底批判过的孔子。乱世批孔盛事尊孔这种历史循环是不该再重复的。儒学有精华，这自不待言，前文已经论及。我甚至认为，我们对历史儒家的评价至今仍是不到位的。但这并不等于儒家道德和哲学延用到今天依然还是精华，不等于还可以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或用“天人合一”去拯救世界。如果可以试验的话，我敢断言，只要咱再用“三纲六纪”之“精华”去处理社会政治关系，用“知其性，则知天”思想去指导科学生产实践，则不出一年，中华民族就要倒退千年。这倒退回去的社会可能是有序的，但却是在“世界”之外的（更别说什么WTO了）。当然，我这断言如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一样，都是无法证伪的。好在有著名教授正在张罗设立儒家保护区，咱不仿先在这特区内小试一下——当然，这还要看这试验区能否建立，看是否有人愿意接受试验。 鲁迅先生早就揭露过，某些西方人颂赞中国文明，是为了增加他们观赏的兴趣，动机是可疑的。因此，爱国者的鲁迅，却从不喜欢那些吹捧中国文明的人。今天学者则不同了，一听到有西方大师赞赏东方文化鼓吹儒家文明，顿时便飘飘然，不知所以。如果推测不错的话，咱“化西”论者的弘论便是对汤因比观点的响应。晚年汤因比曾对中国寄予深切期望，希望中国为文明人类提供一个全新文化起点。汤因比的人文动机是真诚的，但他所看到希望的却是改革前封闭停滞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个连“球藉”都难保的国家，谈何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呢？如果说这种贡献就是为了与西方文明对照，保留一处农耕文明样板的话，那么，我们还是不贡献的罢。在这个问题上，任谁也是无权拿民族命运去博彩的！ 其上义理之辩，意义已超出“化西”论所主张的几个口号，论及范围也超出笔者之专业。鲁迅早就说过，专门家的话多悖，博学家的话多浅。因此，新儒家或国学大师们的学问家形象，自不会因几个悖谬观点而受损，毕竟学问与义理不是一回事。而后学谫陋之论，则难免破绽多多，惟诚惶诚恐期盼诸位前贤赐教。 原刊《文艺报》2002年1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