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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在学科建设，前沿批评，史料发掘，更新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在各学科中的地位和影响，使其成为近20年来的一门显学，同时，当代文学研究也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当新的世纪已经来临的时刻，当我们有可能平静理智地审视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时候，更为重要的也许不是陶醉于以往的成就，重要的是面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挑战，如何给予正确的认识，并作出应有的检讨与回应。同时，也应看到挑战中出现的机遇，以及如何抓住这种机遇。 无可否认，自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基本上改变了以主流形式出现的“批判”和破坏状态，那种教条僵死的模式得以彻底的摒弃，它在吸纳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也逐渐恢复了文学研究的纯正性。它开始拥有了一个正常的新开端。正常的研究风气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参与或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开放与改革。特别是在8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举荐和鼓吹的文学倾向，帮助或营建了活跃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环境。80年代虽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的整体取向可能更接近这一学科应该呈现的面貌。 进入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似乎拥有了更多的理论资源，其研究对象似乎也日益丰富起来，这对学科的发展本应带来更为可观和令人鼓舞的前景。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这一学科正在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些挤压构成了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但总体来说，挑战也带来了重构与整合的可能和希望。 初具规模的学科建设 当代文学是发展中的学科，也是充满了风险的学科。它的不确定性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也是同其他历史性的学科最大的差异。因此，当代文学研究更应该具有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这一意识包括当代文学的知识性建构、基本概念的清理与界定，基本史料的整理与识别、重要作家作品的学术化研究等等。就学科目前发展建设而言，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同时存在的情况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种惯性的受制于流行思想制约的研究仍然大量存在，每年发表的大量论文著作，关系学科建设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思想并不很多。更多的学者都拥挤于批评前沿，对学科整体的把握还缺乏必要的意识和认识。在80年代，学者还有能力提出诸如“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这样的命题。90年代类似的命题已经没有能力提出。 当代文学史是代表这一学科整体水平的标志性的研究。它不仅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框架性的结构，制定学科的规定性和规范性，同时，它更以知识的形式在大学教育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概从1959年即共和国诞生10周年时就已经开始。80年代至今，先后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已有数10部。但是，从50年代末至今，由于受到当代文学性质，苏联写作模式以及传统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影响，当代文学史形成了长期自觉遵循并难以突破的写作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表现是，集体写作，教科书性质，以作家与现实关系排定位置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方式进行的文学史写作。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很难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来表达。在对“个人化”，“个人主义”反复清理的过程中，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成为别无选择的唯一形式。当然，这个“集体”也不是某个特定的写作集体，而是指一种被放大了的意志和思想。作为教科书，其性质也决定了它必须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当代文学史的这些外在的规约，也决定了它对当代作家评价的尺度。也就是说，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首先考虑的是他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他的艺术成就。这一写作模型不仅来源于苏联，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种仿写。应该说，古代文学史由于历史的反复筛选，以及评价尺度的相对单纯，以作家论作为基本内容是较为合理的，而且有断代史，文体史以及各种边缘性的研究作为补充，这一学科就显得充沛而丰富。当代文学史则不然，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可能由于政策和路线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作家不断修改旧作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现实与文学构成的制约关系。因此，当代文学史从对古代文学史仿写的角度而言，也是失败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水平发生较大变化，是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洪子诚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可能由于教学的关系，他的研究几乎都与文学史有关。从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到后来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诗歌史》、《1956：百花齐放》等，都保持了他对当代文学史的一贯思考。及至《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的出版，应该说，洪子诚已经形成了他成熟的、个性独特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风格。在那本只有170页的著作中，他纲要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止第一次以个人著作的形式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同时也突破了制度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但由于是港版著作，它的影响力还仅限于有限的学者之内。但从已发表的评论中得到证实，洪子诚的研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他作为第一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地位得以确立。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延续了《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思路，但比后者更丰富，更具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他没有从传统的1949年10月或7月写起，而是从文学的“转折”写起，其中隐含的思路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起源于某个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它的性质已经隐含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开始，它的合法性得到了合法性的确立，并形成了我们熟知的文学规范和环境。这样，他的叙述虽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他的视野显然延伸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过程。而对“转折”的强调，则突出表现了洪子诚的学术眼光。或者说，过去作为潮流之一种的文学选择，是如何演变为唯一具有合法性或支配性的文学方向的。从而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要远比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位置的排定重要得多。而对“问题”的揭示，才真正显示了文学史家的史识。他对“中心”作家文化性格，分歧性质，题材的分类和等级，非主流文学，激进文学的发生过程，“红色经典”的构造以及文学世界分裂的揭示等，是此前同类著作所不曾接触或比它们要更加深刻的。 当然，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阐释和“结构”，与他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和把握有关。在这部当代文学史中他略去了大量不具有学术含量的材料，那些在同类著作反复述及的，耳熟能详的但又是“即时”性质的材料，被他有意“省略”了。而他着意钩沉和挖掘的，是潜隐于这些现象背后的支配性的要素。也就是说，是那些构成体制，制度或支配文学生产的思想性材料。文学生产的机制问题，是当代文学史最重要和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 1999年，应该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丰年。除了洪子诚的著作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50年》，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也几乎同时出版。这些文学史著作从整体上提高了当代文学学科的水平，而且当代文学能否写史的争论也因此而终结。 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它面临的挑战仍是无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是当代文学完备史料的难以建立。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具有相对完备稳定的史料积累，通过长期的识别，梳理以及分类，建立起学科的历史范畴和知识体系。没有这样的积累，学科的规定性就无以建立。但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客观上尚不能充分提供的困难，也就是说，与当代文学相关的一些材料由于时间和其他原因，解秘的条件尚不具备，有些材料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对现有的材料也缺乏细致的梳理和整理。目前出版的史料编撰，不仅数量稀少，而且也较为简单。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尚未得到反映。各种文体作品的编辑，虽然种类不少，但重复太多，思路相似。更多的边缘性的，长期得不到研究的作家作品，仍然处于被悬置的状态。于此相关的，是各种文体史研究的薄弱。当代小说史，散文史，批评史，戏剧史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思潮史的研究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朱寨主编过一部之外，至今尚无新著问世。因此，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虽然初具规模，但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上述分析，在未来10年之内的时间里，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和文体史的研究将会得到极大的重视，并将进一步促进文学史写作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前沿批评的问题 当代文学研究除了文学史的研究之外，大量的研究体现在对当下文学现状的分析评价以及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重新认识和再评价之中。过去的20年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为文学史的写作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材料。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进入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正面临着令人忧虑的危机。谢冕认为：“当前的文学批评正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些挤压构成了文学批评的生存危机。危机首先来自文学批评对于自身的取消。这种取消是致命的：第一是取消了‘文学’，第二是取消了‘批评’。批评的文学性正受到有意无意的伤害，文学被泛化了，泛化成无边无际的‘文化’或是别的什么。作品中的文学性被冷淡，一些批评家的眼里根本没有文本，或者是即使看到了文本，那也只是利用它来说自己的话。最终是导致对文学审美性的消解。”谢冕的这一担忧，事实上是对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普泛化而言的。文化研究是滥觞于欧洲，兴盛于美国的一种研究方法。最初的时候，它着重研究和发现边缘的文化现象，研究那些受到压抑和忽视的文化现象。后来它演变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在我们当前所说的文化研究里，‘文化’这一术语变成了生活经验结构与认识社会变化的一种新的联系方式，变成了一种可以同时讨论两者的话语，它为个人感情结构，社会感情结构，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洞察。” 事实上文化研究至今也没有一个共识的界定。就以上王逢振的解释来说，这一研究方法也与传统的审美批评相去甚远。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研究拓展了批评思路和视野，它把文学置于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作出阐释，对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文学作品能够作出有力的分析。但是，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在文化研究的视野里并没有得到阐释。因此，谢冕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与文化研究相关的问题是，文学批评正在丧失言说真实体会的能力。也就是说，批评家面对一个批评对象的时候，并非不想说出真实的体会，而是他的理论淹没了对作品的感受，对理论的解释成了批评本身。这也是批评在这些年里不断遭到指责的原因之一。特别在学院批评家那里，这一问题已经相当普遍。学院批评在中国兴起于90年代初期，在当时，它的提出有极大的风险性。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院哲学”，联想到烦琐无聊的议论。但在当代中国，这一批评观念的提出，不仅赋予了文学批评新的涵义，同时也隐含了某种意义上的战斗和反抗。它是对庸俗社会学批评，对文学批评政治化的来自学院的另一种声音。这一批评观念的提出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方式和格局，文学批评的学术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有效地抵制了“非批评”的侵入。但是，“学院批评”在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也有误入歧途的危险。来自于西方的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尚未来得及消化的同时，便急切地应用于当代中国批评实践，批评的对象常常成为理论的佐证，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在失去阅读耐心的同时，自然也失去了说出真实体会的能力。批评被理论支配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而且，新的学院式的“八股”文体琥越演越烈，僵硬的、模式化的文风使这个本应充满了生气的学科被书写得陈旧而衰老。在今天，学院批评纠正由学院体制造成的文体、文风制度，已是一件迫切的事情。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批评的“信誉危机”就不能缓解。 文学批评面临挑战的另一个表现，是商业化的冲击。进入90年代以来，批评越来越“甜蜜”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种“甜蜜“并非是作家作品值得赞美。它背后隐含的是批评对商业的屈服。批评变成了炒作，商业利益极大地改变了批评原有的本质。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还没有哪种力量像商业利益这样强有力地改变了批评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方面是严肃的，纯正的批评在当前的严重缺失，一方面，稀缺的批评正在淹没于市声的汪洋大海之中。 即便如此，严肃的批评家依然存在。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着批评家的职守，探索着批评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北京大学谢冕领导的“批评家周末”，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华东师大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及团结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小说评论》、《诗探索》等刊物的研究群体，在吸纳新方法的基础上，仍然坚持审美批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首都师大中文系等，以文化研究的方法介入了更为广阔的批评领域。他们对大众文化、城市文化、性文化、影视文化、校园文化甚至广告等文化现象所作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因此他们也成了不同批评形态的代表性群体。 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可以肯定的是，审美批评将得到强化，文化研究将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得到发展，与当代文学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也将会成为一种潮流而受到普遍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