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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家。虽然前人对费正清已经作过不少研究，但主要集中在他辉煌的后半生。本文试图在知识、资本和权力空间中略述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诞辰110周年。 一 费正清于1907年5月24日出生于美国西部南达科他州休伦（Huron）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1年随全家迁往同州的苏福尔斯（SiouxFalls）。1920年他进入苏福尔斯中学就读，三年的学习让他感到该校的课程“没有太多的挑战性”（英文版《回忆录》），于是决心转学到东部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与西部相比，美国东部的教育要发达得多，不仅有常春藤盟校等著名高等学府，也有美国最好的中学。1923年费正清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PhillipsExeterAcademy）学习，这是一所高水平的大学预备学校。费正清在此求学期间表现优异，多次获奖。1925年毕业典礼上，他被推选为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更重要的是，1925年毕业前夕，他因为论文比赛获奖，得到了假期前往英国和法国游历的机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他的照片还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对于一个刚刚18岁的青年来说是很大的荣誉。 按理说，费正清中学毕业后应该选择美国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大学——哈佛——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一所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当然也是很好的州立大学）。根据费正清本人的解释，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家族成员中不少人是威大校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威大实行男女同校，比老牌大学风气开放，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尽管基本上来说费正清具有少年老成的性格特征。但在威大学习两年后，费正清还是决定转入哈佛大学，原因正如他本人所回忆：“我面临着即将成为大学校园内大人物的前景，这预示着抛弃专心求学而改走另一条道路的前景，于是我决定转学到哈佛大学。我采取这样的行动，曾经有过先例。在苏福尔斯中学三年级时，我曾面对站在楼梯和走廊上的同学们发表演说，那时我已成为高年级学生会主席的有力候选人，可是我却去了埃克塞特读书。现在似乎是再一次向东走的时候了。”（英文版《回忆录》）转入哈佛对费正清一生来说至关重要，他后半生的辉煌事业就是在这里成就的。 从以上所介绍的费正清一路向东的求学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他多方面的才能。他虽然有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巨大潜力，却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学者。但和一般书斋中的学者不同，费正清不仅学业优异，而且活动能力强。他日后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他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这在早年已经显露无遗。 哈佛两年的大学生活对于费正清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正是在此期间决心从事中国研究。实际上，费正清于1927年秋进入哈佛时，他还没有任何要研究中国的念头，当时的哈佛也几乎没有关于近代东亚的任何正规课程。费正清在哈佛两年接受的基本是人文学科的一般教育。在哈佛期间影响他最大的不是哈佛的教授，而是来自英国的一位访问教授韦伯斯特（CharlesK.Webster，1886—1961）。韦氏是英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他在来哈佛之前刚刚访问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会见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政要以及蒋廷黻等一批学者。在1929年初哈佛学生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会上，韦伯斯特介绍了自己的中国之行，特别提到了《筹办夷务始末》的即将出版，对它的使用前景感到异常兴奋。他认为这一文献能更清楚地说明东亚的疑难问题，所以很可能对改写中西关系史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参加午餐会的费正清当时正上四年级，对近代史领域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具体研究哪个国家的近代史，则还在犹豫之中。韦伯斯特的讲演使他茅塞顿开，为什么不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呢？几天后费正清去拜访韦伯斯特，并与他进一步讨论了这个十分吸引人的课题。这次拜访对费正清来说是决定性的，他此后的学术方向基本确定，虽然当时他对中国在学术意义上的认识还几乎等于零。基于有限的条件费正清的哈佛学士毕业论文是关于俄国革命的，但他知道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将是19世纪以来中国的一系列革命。 1929年秋费正清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留在哈佛继续求学，主要原因是两个。其一是罗得斯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该奖学金是根据英国政治家、实业家塞西尔·罗得斯（CecilJ.Rhodes，1853—1902）为增进英语国家间关系的遗愿而于1902年在牛津大学设立的。该奖学金有“大学生诺贝尔奖”之称，所以能够获得是很大的荣誉，这也再次说明费正清在哈佛期间表现优异。在20世纪初期，牛津大学的国际声望显然在哈佛之上。这是费正清愿意去英国求学的另外一个原因。美国虽然在19世纪末经济实力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在文化和教育上，它仍然唯英国和欧洲大陆马首是瞻。 其实，如果费正清留在哈佛，也不是没有机会。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吸引了不少年轻学子投身中国研究，如魏鲁男（JamesR.Ware，1901—1977）、顾立雅（Her⁃rleeG.Creel，1905—1994）、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6—1988）、卜德（DerkBodde，1909—2003）等。当然，刚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一时仍然解决不了中国研究师资和资料的问题，但是凭借雄厚的资金，它可以把学生送到欧洲（主要是巴黎和莱顿）、日本（东京和京都）、中国（主要是北京）去留学和研修。同时，更重要的，它花重金所要培养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也就是以古代中国文明为研究对象，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夫和广博的知识结构的纯粹的学者。费正清从一开始便走上了与同时代人——美国最早一批专业中国学家——不同的道路：他所前往的是汉学传统不如法国、荷兰的英国，他所要研究的是近代中国，他的奖学金来自哈佛燕京学社之外的其他渠道。这一切都预示着他将成为一个异数，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 二 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作为罗得斯奖学金的获得者于同年秋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早在1876年，牛津大学就设立了汉学讲座，聘请著名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为首任教授。但遗憾的是，其时对汉学感兴趣的学生一直很少，汉学课程处于聊备一格、装点门面的状态。1929年秋费正清在贝利奥尔学院注册时，牛津大学仍然没有正规的汉语课程，而且对于博士学位也没有语言必修的规定。 对于选定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费正清来说，掌握汉语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贝利奥尔学院特别为他安排了一位指导教师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1861—1935）。苏氏曾经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多年，汉语熟练，1920年被聘请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接替1915年去世的布勒克（ThomasL.Bullock，1845—1915）。1929年费正清抵达牛津时苏慧廉正忙于编写一本中国佛教术语词典，无心帮助费正清学习汉语，只是给了他一本布勒克编写的汉语教材让他自学。 1935年底，费正清向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提交了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1850—1858》（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1858）的博士论文，并于1936年4月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主要部分是在北京完成的，但选题和构思则可以追溯到他刚到牛津时和马士的交往。 马士（HoseaB.Morse，1855—1934）于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与三位同学一起考入中国海关，在上海学习汉语三年后，于1877年出任天津海关帮办，翌年调入北京总税务司任职，1887年任上海副税务司，嗣后又在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多处海关任职。1903—1907年马士任总税务司的统计秘书。1909年退休后马士择居伦敦郊区的坎伯莱（Camberley），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海关史。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三十多年，又曾经当过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1835—1911，1863—1911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助手，对赫德为核心的海关史进行研究可谓近水楼台，最合适不过了。但赫德的家人却不予以配合，不愿意将赫德的日记（共74册）和一些重要的书信提供给马士作为研究之用。无奈之下，马士只好重新设计自己的思路，把研究对象扩大为自1834年至1911年的中国外交史，其最终成果就是三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这部巨著自1910至1918年陆续出版，并很快成为国际汉学界标准的中国近代史参考书。 1929年秋天，费正清在横渡大西洋前往英国的轮船上，仔细阅读了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特别是其中关于鸦片战争的章节。到达牛津大学后，费正清很快通过苏慧廉的介绍前去拜访住在伦敦郊区的马士。深居简出、专心著述的马士对于这位来访者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一来这个年轻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研究兴趣，二来两人又都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初次见面，兴奋不已的马士就滔滔不绝地向费正清讲了一大通有关海关和晚清政府的情况，并承诺以后会给费正清的研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从日后费正清的学术道路来看，马士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和马士见面后，费正清决定研究中国海关的创建问题，而这个问题与英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考察英国的立场。按照当时牛津大学的规定，一个学生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前，必须首先获得副博士（B.Litt.）学位，为此费正清每天从牛津前往伦敦的英国公共档案馆（PublicRecordOffice）查阅资料。利用各条约口岸英国领事馆的档案，费正清完成了题为《1850—1854年英国对中国海关创建的政策》（British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Customs Service,1850-1854）的论文。1931年春天，费正清正式递交了这篇论文，并获得了通过。如果说这篇论文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使用任何中文材料。这也是马士的问题。马士的著作体大思精，考证翔实，但他完全依靠外文资料。马士并非不懂中文，他这样做固然有学术上的偏见——认为中文材料不甚可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中文材料的不易获得。这一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转变，特别是随着《筹办夷务始末》等档案的影印出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近代中外交往中中方的态度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已经是可能的了。 三 为了进一步掌握汉语，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做好准备，费正清决定前往中国。1931年春，他说服苏慧廉为他进行了一次汉语能力测验，并请老师就他的成绩和他的真诚努力出具一份书面证明。利用这一证明费正清向罗得斯奖学金委员会申请前往北京进修。他的申请很快获得了批准。1932年2月费正清抵达上海，稍后到了北京。 费正清知道自己要想超越马士，就必须在中文方面下功夫。1932年初，他再次漂洋过海，来到了上海。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海关的地方，时间是1854年，费正清希望从这个起点开始，一步步地进入赫德的世界。但一个意外人物的出现把费正清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口。这个早已埋伏在半路上的“程咬金”就是魏尔特（StanleyF.Wright，1873—1951）。魏尔特出生于英国，1903年来华进入海关工作，历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等职务，并长期担任总税务司机要秘书。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费正清一到上海就拿着马士的介绍信前往拜访。总税务司是辛亥革命予以保留的晚清机构之一，1929年后从北京移至上海。费正清在魏尔特那里没有得到马士那样的欢迎，他的到来一下子让主人大为警惕。原来魏尔特正在计划写一部海关史，或者说是一部赫德的传记，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海关在赫德工作的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赫德的传记。 这样的传记由魏尔特来写自然颇为合适。魏尔特长期供职海关，熟悉业务，接触过海关有史以来的大量材料，而且作为机要秘书还能够看到一般海关人员无缘一见的机密文件。面对这样一个优势明显的对手，费正清立刻决定把自己研究课题的下限划定在1858年——赫德是1859年才入海关的，这样绝对不会和魏尔特冲突；并且他明确地告诉魏尔特，他将把以后四年的留学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汉语和阅读中文文献，并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 魏尔特长达900多页的《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一书于1950年问世，三年后，费正清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也出版了，这篇论文是在他1935年提交给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扩写而成的，那篇论文讨论了1850至1858年中国海关的起源问题，而1953年的论著则不仅把论题扩大了，而且时间也调整为1842至1854年，离赫德掌管海关的时间更远了。 从博士论文的参考书目我们知道费正清在北京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中文文献，这使他比马士站得更高，也对近代中国历史看得更为全面。费正清在北京期间一直致力于汉语水平的提高，他研修汉语所在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好的培训机构（1913年正式建立，1949年停办），三年多的培训使他能够比较熟练地阅读中文文献，同时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费正清是西方学者中率先使用中文档案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这固然得益于他良好的汉语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北京期间得到了蒋廷黻的指导。蒋廷黻早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所著《中国近代史》（1938）和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1）影响深远。 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他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时他强调指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这个毛病。”（《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因此要克服这个毛病，就要从原始文献，特别是中国的原始文献入手。蒋廷黻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心血。 费正清到北京后，立刻和蒋廷黻取得了联系，并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和其他中文资料向蒋廷黻请教。费正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正是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也成为最早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外国学者。著名华裔美国历史学家何炳棣（1917—2012）回忆1953年7月第一次见费正清的情形时写道：“我自我介绍1934年秋清华入学之时，费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学位，刚刚错过在北平结识的机会（按：此处何炳棣记忆有误，费正清是1935年底离开北京赴牛津大学提交并答辩博士论文的）。然后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他马上纠正我：‘是第三人，张德昌早我半年。’”（《读史阅世六十年》）与何炳棣一样，张德昌也是20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是历史系的高材生，他利用晚清档案写出了《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等高水平的论文。虽然事隔近二十年，费正清对于当时的北京学界和自己最初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情形显然还记忆犹新。 蒋廷黻不仅在学业上给予费正清指导，在生活上也给予他帮助。1932年费正清到北京后不久，罗得斯奖学金就到期停发了，为解决生活费用，他曾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但均告失败。这时蒋廷黻伸出了援助之手，安排费正清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兼课，帮助他渡过经济危机。 关于两次被哈佛燕京学社拒绝的情形，费正清本人有比较详细的回忆，第一次是这样的：“我在申请书中说明我正从事中英外交关系的研究，同时在一家传教士培训中心（按即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汉语口语。我的申请让人难以看出我能够成长为一名传统的汉学家。我没有说明自己要在像洪业教授那样的学者的指导下研习中国古代经典，或者去巴黎、莱顿等汉学中心从事这样的研修。……我的申请被拒应该说是不奇怪的。”第二次还是同样的结果：“当1932年快要结束时，我再一次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申请，申请内容没有太多变化，只是说明除了学汉语，我还会学日语。我说明我将继续在北京完成我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但是需要去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以及广州）查看当地领事馆的原始档案。这几乎与哈佛燕京学社关注的研究方向完全无关，所以我的申请再次遭到拒绝。”（英文版《回忆录》）在我看来，这两次被拒是费正清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对他后半生的学术和事业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哈佛燕京学社自建立以来，基本上还是沿袭欧洲汉学的传统，关注古代中国，重视经典文献。这从当时派遣到北京来的哈燕社的留学生那里也能看得很清楚，如魏鲁男的专长是魏晋佛教，顾立雅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西克曼专攻中国艺术史，卜德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总体来说，由哈佛燕京学社派来的留学生基本以古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依然还是传统汉学亦即文献考证的方法。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的事情只是一般关心，并不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老师、哈燕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Elisséeff，1889—1975）甚至非常极端地认为，1793年以后的中国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顶多只能属于新闻学的范围。与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同，费正清将自己的课题锁定在近代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其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之外又特别注重使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所有这些使费正清显得与众不同。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被拒绝是不奇怪的，这一经历也使费正清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存在两大阵营：一个是哈佛燕京学社，它资金雄厚，并真诚地遵从欧洲的模式；另一个是更富有本土色彩的美国阵营，较为分散，基本上没有资金支持。”（英文版《回忆录》）费正清日后全力以赴将要做的就是募集资金发展美国阵营，并在方法论上建立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国学。1955年他在哈佛大学倡导建立东亚研究中心来与哈佛燕京学社分庭抗礼，就是这一努力的一个集中体现。费正清在北京的两次失败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显然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心理影响。 在蒋廷黻的帮助下，费正清渡过了1933年的经济危机，1934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资助，不必再为生计奔波，可以安心地撰写论文了。1935年底费正清完成论文写作后离开北京前往牛津答辩，1936年4月他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结束了早年的求学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