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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张爱玲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语文报大学版2009年第17期 佚名 参加讨论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因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在人群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和威廉(WilliamSchaefer)坐在安德鲁(AndrewJones)的车上,饥肠辘辘,在黄昏的车流中,向旧金山一间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窸窸 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203页,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版)
    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我在柏克莱下城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十几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并且,据安德鲁介绍,它的显赫地位至少已经维持了二十年。我向陈少聪问询了张爱玲当年办公室的位置。中国研究中心早已搬到富尔顿街2223号(2223FultonStreet),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人们进进出出,点钞机决定着每个人的幸福指数。一切迹象显示,这座大楼与张爱玲无关。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待。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同上书,第204页)
    
    一九五二年,感到前途渺茫的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从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68页,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年版)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205、204页,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版)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现在,2006年秋天,在柏克莱,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呆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惜。近三十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张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终于没有来。
    五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因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的‘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tabl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
    六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却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从上海来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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