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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礼制系统中，尤以历代王者主持的祀天之礼最为庄严虔敬，所谓“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郊祀”。商周之际，天有“昊天上帝”“天皇大帝”等人格化称谓，因有“祀帝于郊，敬之至也”的说法。西周时期实行的天子祀天于圜丘（圆形神坛）、祭地于方丘（方形神坛）的郊社之礼，历周秦汉唐以至明清，成为历代王朝遵行不变的定制。近年来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影响深远的古代祀天之礼，早在《周礼》成书3000年之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而其产生的机制则与农业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 据近年取得的农业考古研究成果，世界上最早的水田稻作农业和旱地粟作农业分别起源于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和北方的黄河流域与辽海地区一带。上个世纪70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的近百个储粮坑穴（有学者认为是祭祀遗存）中，发现有大量灰化谷物，发掘者认为属于人工栽培的粟类遗迹。据测算，其腐朽之前的重量可达10万斤以上。这种情况表明，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北方地区的农业就已经超越了初始发展阶段。近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重新对磁山遗址发现的灰化谷物样品进行了系统的植硅体检测和分析，发现距今约10000～8700年前，磁山遗址保存的早期农作物为黍类，到了距今约8700～7500年期间，出现了少量的粟类。2003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兴隆洼文化房址居住面和堆积层中发现了1500余粒碳化谷物标本，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粟类谷物颗粒实物遗存。经中日有关专家鉴定，这些谷物标本包括黍类和粟类两种人工栽培作物。其中，黍的比例占90%，粟占10%。此外，在下辽河的沈阳新乐文化遗址，也曾发现有年代稍晚的人工栽培黍类颗粒实物遗存。据有关植物考古专家研究，在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碳化谷物颗粒与黄河中游一带发现的同期谷物颗粒相比，在形态学上要显得更进步一些。种种迹象表明，红山文化遗存集中分布的辽海地区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旱地粟类农业作物的中心区域之一，在距今约8000～5000年的时段范围内，兴隆沟古代居民的食谱已经长期以植物类食品为主。其中，在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辽西史前居民所食植物类食物的比例为60%，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中晚期，植物类食物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80%。这意味着北方旱地粟类作物的驯化过程在红山文化时期已大体完成。 农业发生和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土地载能的有效提升，从而使社会得以供养较多的人口，规模较大的农业定居聚落于是渐次出现，由此引发城乡的分化和国家文明社会的到来。如果从社会秩序的管理和控制角度观察，可以把中国大陆农业发生以来最近万年的历史概括为前国家时期和国家时期这样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在前国家时期，社会秩序的掌控主要是通过祭祀神灵来运作和实现，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周易·观卦·彖辞》），而随着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社会调控的机制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更多的则是王权的运作和王政的推行。在以西周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发展阶段，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就是通过不断整合、升华远古以来的祭神礼仪而形成的礼仪制度，是谓礼制。礼制的推行和军事的强化成为中国古代国家调控的主要内容，因此有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说法。据《大戴礼记》等记载，中国古代礼仪制度最核心的内容有三个，其中第一条就是祭祀天地，另外两条是宗事祖先和尊崇君师。所谓“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古人是怀着一种感恩之心来权衡礼仪制定原则的。《礼记·礼器》上说，“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郊特牲》上说，“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古人之所以“尊天亲地”，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礼记·郊特性》）。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观察，宗教观念的逻辑起点，往往是人类对于自身及其衣食来源的神化。所谓“民以食为天”。人类维系生存所需要的所有物产资财，都由地而生，而四季农时的更替、耕作物候的把握皆取法于日月星辰的移易，即取法于上天的垂象。祀天祭地，是出于对天地伟力和功德的敬畏、感激与回报。 在渔猎时代，人类的基本食物来源是野生的动、植物。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举凡能够被感知的动物和植物，都可以幻化成受到尊崇的神灵。辽西史前考古研究结果表明，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前期阶段，随着社会分化现象的逐渐产生和发展，人们观念中的各种神灵也相应地发生了分化。一个突出例证就是与人类物质生产密切攸关的以猪、鹿、鸟、蛇为代表的动物神灵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具有众神之长地位的龙神。渔猎时代崇猪、崇鹿、崇鸟与崇蛇观念的升华与整合，便是中国古代崇龙礼俗出现的契机。红山文化时期的西辽河地区，是标准的兽首蛇躯蜷体龙最早出现的原生产地。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并渐次超越传统的渔猎而上升到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地位，报谢天恩与序时祈年遂相应成为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重大诉求，天神崇拜于是应运而生。天神是继龙神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又一个至上大神。龙神是渔猎经济巅峰时代的产物，天神则是农业经济地位获得显著提升时期的产物，二者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形态发展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如果说，龙神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渔猎时代即将终结的话，天神的出现，则预示着一个崭新国家文明时代即将来临。 据古代礼书记载，早期祭祀天地的礼仪场所是建在野外高地之上且周围施以矮墙的露天建筑。《礼记·礼器》言圜丘祭天曰：“为高必因丘陵。”《周礼·春官·大司乐》：“冬至日，于地上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周礼·地官·封人》：“封人掌王之社壝。”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现于辽宁省朝阳市的红山文化祭坛遗址，其整体建筑布局和构造特征与上述引文所描述的周代社坛的“坛壝”建筑几乎完全相合。整个遗址位于大凌河岸边一个称作东山嘴的近水高台地之上，几座先后出现的圆形祭坛分布于遗址的南侧，一座方形祭坛位于遗址的北侧。在方坛外围的东西两翼，发现有与坛体平行砌筑的石墙基址，应为祭坛外缘的围墙（堳埒）。在南侧的圆坛周围，曾发现有人形陶塑神像残块20件，可辨形体者，至少包括2尊中型盘腿坐姿神像和2尊小型垂脚高坐神像；在北侧的方坛附近，则发现有双龙首玉璜等高规格玉器。各种信息综合表明，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格最高的具有郊祭性质的史前大型公共祭祀中心遗址。这表明我国古代以祭祀天地为核心内容的郊社之礼，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率先出现在北方的辽海地区。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