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元三都”展览元大都“法天象地”设计理念展厅效果图（局部）。  元大都平面示意图。元大都依据周易象数共辟十一门：东西南三面各设三座城门——东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西为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南为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北面设健德门、安贞门，正北不开门。元大都都城规划还体现了《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寝”“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理念。同时，南自外郭城正门——丽正门，向北依次的皇城正门——棂星门、宫城正门——崇天门、大明门、大明殿，形成了都城中轴线。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都城是统治的根本所在。因此，作为古代天子所居之地，都城或京师的选址、规划与建设也都与普通城市有着很大的不同，并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既满足功能需要又合乎美学的营建理念，恰如韩愈诗云：“岂识天子居，九重郁沈沈。” 今日的北京城，其基本格局最早可以溯源至740年前的元代都城——元大都。它是中国二十四个朝代中最能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理想的都城，是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作为十三世纪最雄伟的城市，其选址与建设承前启后，匠意哲思超迈前代。近期，随着十余家博物馆珍藏的多种元代历史文物在首都博物馆“大元三都”展的集中展示，这一中国建筑史上最发人深思的篇章，再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在古代中国，很多王朝的都城并不只有一个。例如唐代，除了主要的都城长安，还有东都洛阳。元代也是如此。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帝位后，以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元上都为都城，后由于上都位置偏北对中原控制不利，1264年忽必烈决定在燕京修建中都。1267年，忽必烈决定迁都燕京，并于1272年将中都改为大都（突厥语为帝都之意），在元上都与元大都之间，确立了元代两都巡幸制度——每年的二月，忽必烈都会从大都出发赴上都，在上都处理重要政务并狩猎行乐等。其后，忽必烈之孙元武宗在河北张家口仿元大都又建立了元中都。三都巍峨壮丽、冠盖满阶、商贾云集，富庶繁华为一时之最。“丝绸之路”的畅通，更让上都、大都的影响远及域外。时光流转，而今只有元大都还清晰保留了基本的都城布局，仿佛可以窥见当年的繁华盛景。 从史籍记载来看，自战国起，古人建都就特别重视地理位置的选择。据《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考工记》里也记载说，“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元大都之所以选址燕京，便是因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符合“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的帝王理念，有志之士“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燕京的地理位置，也随着中国大统一的发展，在十三世纪日益突显出其重要性，在元代成为全国性的都城，所谓的“山河壮帝居”就是元大都的写照吧！ 与元代都城营建相关的人物，是“大元三都”展的内在线索。刘秉忠是元上都与元大都的总设计师。他精通儒、释、道、阴阳数术等学说，对元大都的设计基本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和《周易》中阴阳八卦的原则，并对都城中皇室贵族以及平民的生活区域做了规划。《析津志》记载：元大都民间居住区分为五十坊，“坊名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所谓“大衍之数五十”，朱熹解释说是以“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五十坊，加上五组宫殿建筑，即大明殿、延春阁、兴圣殿、光明殿和居中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共同形成元大都内的五十五组建筑。据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研究，这就是“天地之数”，即《易传》所说的“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元大都的总体布局是“浚三、五之折沟，建十一之通门”。“建十一之通门”，据元代黄文仲《大都赋》描述是“辟十一门，四达幢幢。盖体元而立像，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元诗中又云：“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传说刘秉忠模仿哪吒三头六臂两条腿，在东西南面各营建了三个城门，北面只有两个城门。而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帝都应该“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即国都应有十二个城门。“学贯天人”的刘秉忠推崇《周易》和《皇极经世书》。正如于希贤在《周易象数与元大都规划布局》中所指出的，按照《易·说卦》，正北为“坎”位，“坎为隐伏”，隐伏之极就是关闭，其方位是“重险，陷也”，“坎入于陷则凶”“潜藏而不露为吉”，而正北有山墙则吉，符合唐代堪舆学著作《雪心赋》中所言“前有帐幔挂榜作朝，后（北）有屏风坐山护托”，所以元大都正北坎位不开门，设门十一。 元大都的设计还遵循了“法天象地”的原则。所谓“法天象地”，简言之就是天上的星象与人间社会构成对应关系——“将天空星辰的祥瑞对应到地上，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既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又充满了现实主义理想。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描述的更加细腻：“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法天象地”在元大都设计与规划中的运用，可见于最宏伟的宫殿“大明殿”的营建。《析津志辑佚》记载，“置居都堂于紫微垣”。作为元大都都城的中心，大明殿与紫微垣相对。紫微是天上至尊之星，天之枢纽，受众星朝贡，对帝都皇城而言，则意在万众所归、人心所向。此外，还可见于元大都的海子（蒙古族对湖的称谓）与天上的银河相对应。“大都之中，旧有积水潭，聚西北诸泉水，流行于都城而汇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海子）焉。世祖肇造都邑，壮丽阙庭，而海水镜净，正在皇城之万寿山阴……有云：取象星辰紫宫之后，阁道横贯，天之银汉也”。把积水潭比象于天河云汉，这也是“法天象地”都城布建原则的体现。在《周礼·考工记》中，都城内是没有湖泊水面的，因“法天”，而将海子纳入元大都城。 “法天象地”的都城规划原则并非元大都首创。早在春秋时，伍子胥主持修建的吴国都城阖闾城，便首个应用了这一理念。在后来的都城营建中，有学者指出，“秦始皇营建咸阳城时，以咸阳宫对应天上紫微星，阿房宫对应营室宿，渭河对应银河，构建出以天地为城廓的宇宙之都……汉代修建的长安城，模仿北斗，称为‘斗城’……唐玄宗曾经将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可见‘法天象地’的无穷魅力。以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组成的三垣，盘踞在天空中心，众星拥拱，成为历代帝王的象征，在选择国都时，地上的山川形势也要符合三垣”。 元大都，体现了元朝“大哉乾元”的气魄，也表明了蒙古族统治者的国家情怀。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庆柱先生所言，这“是一座比唐宋王朝都城更为‘中华民族’化的都城”：宫城、皇城偏于都城南部，市场在皇城北部，宗庙、社稷分列宫城东西两侧，大朝正殿在寝宫之南，充分体现了元大都遵循《周礼·考工记》的“前朝后寝”“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理念，这一布局形制也是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最接近《周礼》的。元大都的“中华民族化”还不止于此，其东西南三面各设三座城门，宫墙内的水域作为皇家池苑依旧制命名为“太液池”，以及南自外郭城正门——丽正门，向北依次的皇城正门——棂星门、宫城正门——崇天门、大明门、大明殿形成的都城中轴线等，都保存着渊源久远的华夏都城文化内涵。在这样的都城形制内，皇室贵族的宴饮享乐、祭祀婚嫁，以及平民生活的买卖商市、婚丧嫁娶、游乐祭祀等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实现着“大都十万家”“只隔红门别是春”的都城盛景。 “维今之燕，天下大都”。帝制时代都城的盛衰，总是与王朝的命运休戚相关，元大都也不例外。今天，我们可以凭借历史陈迹，想见元大都的恢弘与繁华，更由铿锵元曲、莹润青花、巍巍白塔，想见斯时斯地斯人之神采风貌，直欲与之痛饮唱和、一抒肝胆。繁华事散，元大都的遗迹已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但在今天城市化的喧嚣中，更需要去解读古人在城市营建、城市生活中的中华智慧，尤其是隐现其间的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历史记忆——正如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所揭示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历朝历代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所呈现出的一致性。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