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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宋史》 元代官修的记载两宋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共计496卷。其中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约500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从元惠帝至正三年（1343年）起先后主持修撰，同时编修的还有《辽史》和《金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宋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统治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担；王安石变法改革官制后，主要由秘书省负责。官修的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记载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的时政记，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的日历，详细记载典章制度的会要，还有编年体的“实录”和纪传体的“国史”。 除官修的当代史外，私家撰述的历史著作也不少，像南宋初年史学家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一代史实；南宋孝宗时的史学家徐梦莘修撰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的关系。元人修的《宋史》，就是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而宋代的这些国史、实录、日历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因此《宋史》成为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史籍。 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以及历史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以志来说，《宋史》共十五志，一百六十二卷，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仅次于列传。其例目之多，分量之大，也是二十五史所仅见。其中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还包括职官的食邑、荫补、俸禄等，从中可以看出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从《食货志》中，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况，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以及民众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地租赋税情况；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此外，《地理志》》、《兵志》编得也比较好。《宋史》的列传也比前代史书都丰富，共收入两千多人。“五代史”中未列传的重要人物，如韩通，《宋史》把他和为拥周反宋的李筠、李重进一同列入《周三臣传》里，既弥补了“五代史”的不足，又反映了韩通等三人的历史作用，这种处理是十分恰当的。《宋史》是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唯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 另外，《宋史》的体例完备，融会贯通了以往纪传体史书所有体例，纪、传、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创新。如外国和蛮夷分别列传，这就分清了国内的民族和国外的邻邦的界限。《宋史》的列传在《儒林传》之前，首创《道学传》，记载了两宋的道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等，突出了道学的地位。再有忠义、孝义、列女三传也都是宣扬道学思想的。其中《忠义传》里的人物竟有二百七十八人之多。这为后世研究理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宋史》的最大缺点是比较粗糙。由于成书时间短，只用了两年零七个月，而且时值元朝濒临崩溃的前夕，因此编纂得比较草率。编写中对史料缺乏认真鉴别考订，资料也没有精心裁剪；书的结构比较混乱，编排失当，从整体来看，北宋详而南宋略，如《文苑传》里，北宋文人达八十一名，而南宋仅有十一名；《循吏传》里，南宋竟无一人。此外，宁宗以后的史实多缺而不载。列传虽然占的篇幅很大，入传的人物有两千八百多人，但缺漏的人物仍然不少。如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守合州有功的王坚，其英勇程度，不减唐朝的张巡守睢阳，但在《宋史》中却无专传其事迹只散见于《宋史》、《元史》的本纪和列传中。又如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终身面不向北的郑思肖，爱国诗人刘克庄等，也都没有列传。有的还出现一人两传的现象。还有列传的编排不以时间为序，造成了前后顺序的混乱。 正因为如此，历代屡有重修宋史之议。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王洙完成《宋史质》100卷，嘉靖三十四年柯维祺编有《宋史新编》200卷，王惟俭有《宋史记》250卷。清代陈黄中编《宋史稿》219卷、陆心源编《宋史翼》40卷，朝鲜的李算也编了一部148卷的《宋史筌》。乾隆末年，邵晋涵发愤重修《宋史》，钱大昕、章学诚曾参与制定体例，邵先撰《南都事略》，然後再修《宋史》，惜书未竟而卒。 总之，《宋史》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改进了《宋史》的某些缺点，但没有一部能够取代《宋史》。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 脱脱：（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亦作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幼养于伯颜家，从浦江吴直方学。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当时伯颜为中书左丞相，权倾朝野，向为元顺帝所忌，脱脱恐受其累，与顺帝密谋逼退伯颜。至正一年（1341年）脱脱为相，大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至正三年（即1343年），脱脱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至正四年（即1344年），脱脱因病辞职。至正九年复出为相，发行新钞票“至正交钞”，并派贾鲁治理黄河，成绩斐然卓著，赢得水患灾民的民心，上赐号答剌罕（意谓：自在），被赞誉为“贤相”。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脱脱亲率大军镇压镇压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起义，执意屠城，军事成就卓著，功封太师。至正十四年（1354年），脱脱被派往讨伐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起义军，正酣战即将攻陷士诚之际，为朝中弹劾，功亏一篑。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职流放云南，后被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假传元顺帝诏令自尽。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复官。脱脱的死使得他殚精竭虑修补元王朝统治的堤坝付诸东流，也成为元王朝走向崩溃灭亡的转折点。 阿鲁图：（生卒年待考），蒙古族；蒙古阿儿剌部人。著名元朝末期重臣。阿鲁图由经正监袭职为怯薛官，掌环卫，遂拜翰林学士承旨，迁知枢密院事。至元三年，袭封广平王。顺帝至正四年，脱脱辞相位，阿鲁图诏拜中书右丞相，继脱脱之后，主持了纂修辽、金、宋三史，特别是三史中的《宋史》部分，是由阿尔拉·阿鲁图主持的。阿尔拉·阿鲁图素不识汉字，因而并没有参与实际编修，但他在财政、管理、史料提供上给予了莫大支持。先是，别儿怯不花尝与阿鲁图谋挤害脱脱。阿鲁图不从。至正六年，别儿怯不花乃讽监察御史劾奏阿鲁图不宜居相位，阿鲁图既罢去。第二年，别儿怯不花遂为右丞相，不久亦去。十一年，阿鲁图复起为太傅，出守和林边，薨，无嗣。 29、《辽史》 《辽史》是记载辽朝历史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二百一十多年历史。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从元惠帝至正三年（1343年）起先后主持修撰，同时编修的还有《宋史》和《金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 正是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修史，因此辽朝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为以后修辽史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辽圣宗时起，历代皆编修了“实录”。辽末天祚帝又让监修国史的耶律俨修太祖诸帝“实录”。辽朝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主要是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金陈大任的《辽史》和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佑、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等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另外，《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译音有不少错误，后来清朝时敕撰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一不足。 《辽史》的缺点同样是成书也很仓促，而依据史料范围又比较狭窄，书中的缺陷确实是比较多的。《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以至认为《辽史》“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 《辽史》的缺陷虽多，但其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 30、《金史》 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从元惠帝至正三年（1343年）起先后主持修撰，同时编修的还有《宋史》和《辽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全书135卷，其中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记载了上起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阿骨打称帝，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共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媲美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有人认为甚至超过《元史》。究其原因，它不像《宋史》、《辽史》仓促成书，而是经营很久，史料丰富。历次修《金史》，除依据张万户献上的实录外，还有就是金朝末年两位学者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元和刘二人亲身经历了金末的丧乱之事，书中所论都是耳闻目睹，且二人文笔又好，所以《金史》中有关金末历史的记载，写得十分生动，使人读之历历如见。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 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专立《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朝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其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 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史》的志书内容比较详细，共有三十九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五种写得不错，能反映出金朝社会的基本特征。 再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如书中对金代战争的记述，既生动、又不冗繁。金代的战争比较多，如果一一铺叙，容易写得繁琐冗长。而《金史》中只是把每一件大事在一两个主事人的纪、传中详述，对其他事和人，只是在其他纪、传中从侧面加以补充。这样就能有纲有纪，条理井然。金建国前的抗辽战争的河店一战，是完颜阿骨打亲自率领攻打的，《金史》就在金太祖本纪里详述了此次战役。后来。金追获辽朝皇帝，又掳取宋朝皇帝，则在大将宗翰、宗望的传里记述了这两件事。 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再如天会十年（1132年）金立的伪齐迁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伪齐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国大事，《金史》中一概不书。《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卷七七《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以往的史家早已指出《金史》不提蒙古对金国的威胁，也不提刘豫的伪齐政权，而关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前后发生的诸多战役的记载，更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此外，《金史》列传中的人名杂乱，一人多名或译名不一的现象很多。 31、《元史》 记载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过程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朝灭亡的当年即1368年，明太祖便下诏编修《元史》，由宋濂、王祎总纂，洪武三年七月初一书成。初修和补修前后时间不到一年。 《元史》具有原始史料丰富的特点。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元代修《皇朝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来源。由于史料充足，《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天文志》吸取了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的研究成果。《历志》是根据元代历算家李谦的《授时历议》和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编撰的。《地理志》是根据《大元一统志》，《河渠志》是根据《海运纪原》、《河防通议》等书编撰的。而今，《大元一统志》等书已经散佚，《元史》中保存了这些书的内容，史料价值就更为可贵。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传记，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朝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 《元史》在体例上也有创新，如列《释老》传。《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认为不值一提的佛老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又设《方伎传》。这些虽有悖惯例的列传设立，反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另外，《元史》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 由于《元史》的编纂距元朝灭亡只有一两年时间，元朝的一些史料，当时还没有得到。像大将常遇春攻克开平，俘获元顺帝北逃时带走的史料，是在洪武三年六月，《元史》已二次修成。这些史料就来不及引用了。又因当时的编纂人不懂蒙古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加上编修时间仓促，考订的功夫也不够。又出于众人之手，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造成《元史》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历来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因此，阅读《元史》，应参考《元朝秘史》、《新元史》等书籍。 有鉴如此，明成祖曾命解缙改修《元史》，他写了《元史正误》一书。后来，参加纂修《元史》的朱右又写《元史拾遗》，许浩作《元史阐微》等，都是对《元史》的订正和补充。清朝的学者，进一步对《元史》加以考证和改编，成果累累，像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还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元朝秘史》。这些书籍对《元史》作了不少增补考证，但仍有许多遗漏。直到清末民初的柯劭忞撰成了《新元史》。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因为它是毕竟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它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 《元史》的版本：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明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朱元璋本欲杀戮，经皇后、太子力劝，改为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病死于流放途中的夔州，后谥文宪。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 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王祎（1322—1373），字子充，号华川，义乌来山人。幼从祖父王炎泽学，后师事柳贯、黄溍。元至正八年（1348）游燕京，上八千言书论时政。危素、张起岩举荐于朝，未被纳用。遂归隐青岩山著书，名声日盛。十八年，朱元璋率部攻取婺州，祎应召，被任为中书省掾史。二十一年，进《平江西颂》，朱元璋大喜，说：“吾固知浙东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西儒学提举司校理，累升侍礼郎，掌起居注。二十七年，朱元璋召议即位礼，因所陈不合上意，出为漳州府通判。明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与宋濂同为总裁。书成，升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教皇太子经学。五年正月，奉诏书往云南招谕梁王把都归顺，遇害。建文初年，追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著作有《大事记续编》、《王忠文公集》及《重修革象新书》。 32、《明史》 记载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到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277年明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明史》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第一，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明史》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首列于全书之前，使人在读阅这部史书之时，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历史之概况，这应是《明史》修纂整体设计上的独到之处。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第二，《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统地作了介绍。《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对袁崇焕被清太宗设反间计杀害一事，以及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是尊重史实，不以明代官定史论为据。如建文帝年号于成祖夺位后革除，其四年实录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于《明太祖实录》之后。《明史》中则专立《恭闵帝纪》一卷，甚为得体。再如英宗削景泰帝号，情形与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处理《明史》本纪的得当。清代史家钱大昕曾论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遗憾之处是未能给南明诸帝立纪，这是清初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清朝官修史书，不仅不可能给南明诸帝立纪，甚至于列传中亦不立传。清初私家修史，妄谈及此，则也难免于“文字狱”之祸。 第四，《明史》在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土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明史》虽视李自成、张献忠等为“流贼”但仍为其立传，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的传统做法。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其中保存了大量这一带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今日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明史》其它部分篇章，也为后人保存了不少可贵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对明代特务机构厂卫的叙述等，都有助于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考察研究。明代历法，由于崇祯时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创新。其《历法沿革》一卷，对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介绍较详，后徐光启等督修历法，重视西洋历法，也多用文字。这当是《明史·历志》的一大特点。《历志》的第二大特点是除表之外而有图，与诸史不同。计有图五，均附于《大统历法》之中。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史实上有隐没。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末建国前曾臣于明；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如清人（後金）在建国之前曾臣服於明朝的事实，清入关之後弘光、隆武、绍武、永历南明诸朝廷长达20多年的历史，《明史》都隐讳未书。康熙皇帝原已批准将福王、唐王、鲁王、桂王附在思宗本纪内，而康熙五十年爆发了南山案後就被禁止写入了。谢国桢曾论《明史》缺失有五：一是“毁灭不利清廷之史实”；二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三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四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五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 为补《明史》记述之不足，后人陆续有些补编之作，如夏燮《明通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谈迁《国榷》、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张岱《石匮书》及《石匮书後集》、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温睿临《南疆逸史》、焦竑的《国朝献徵录》、徐鼒《小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查继佐《罪惟录》、刘湘客《行在阳秋》、蒋臣《桐变日录》、瞿昌文《粤行纪事》、全祖望《鲒埼亭集》、王颂蔚《明史考证攟逸》等。专项志、表如刘廷燮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黄大华的《明宰辅考略》和《明七卿考略》，吴廷燮的《明督抚年表》，傅以礼的《残明宰辅年表》和《残明大统历》等，都收在《二十五史补编》中。 明史修成时修书总裁为张廷玉。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 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铅印出版。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加少保衔后加太保。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居官五十年。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曾先後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 33、《清史稿》 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536卷，其中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记录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到了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经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把各卷刊印出版。由于是部未定稿。所以名之为《清史稿》。《清史稿》的版本有“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和“关外二次本”三种。1977年中华书局本，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参阅诸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是此书问世50年来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不少学者将其列为“二十五史”之一。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四千四百卷；清朝国史馆已编成的《清国史》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二十世纪末，国家决定重修《清史》，由戴逸主持。现仍在进行中。 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又名次山，又号无补，清末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奉天铁岭。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安徽、陕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等职，宣统三年（1911年）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在奉天（今辽宁）成立保安会，阻止革命。民国成立，任奉天都督，旋辞职，蛰居青岛。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袁世凯称帝时，被尊为“嵩山四友”之一。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 34、《资治通鉴》 简称“通鉴”，编年体通史。由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编撰，历时十九年。这部书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供统治者“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所以叫《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时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历史。全书按朝代分为16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该书条理清晰而条贯，作者把从周威烈王到后周世宗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记述中重点突出，详近而略远，隋唐五代371年为全书重点所在，占全书40%，。其中《唐纪》所占篇幅最多，为81卷，其次为《汉纪》为60卷。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突出“资治”这一写作目的。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魏明帝太和五年载“（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认为 “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资治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司马光在政治观点方面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在附论中，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散文家。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地区夏县）人，汉族。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年方20。英宗（赵曙，1032～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48年～1085年）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司马光把自己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编撰《资治通鉴》上，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年），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共费时十九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35、《通鉴外纪》 北宋刘恕撰。主要是补充《资治通鉴》起点以前周烈王二十三年的史实。全书共10卷，另有年表5卷，完成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作者曾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作者打算补充起讫时间以外的历史以拟取周烈王二十三年前编为“前纪”，后周周世宗显德六年以后的历史为“后纪”。后因病废在家，仅成“前纪”。因《国语》被称之为“春秋外传”，改称《通鉴外纪》。也称作《通鉴外传》，是我国最早的记述商朝以前历史的传记。 《通鉴外纪》还算不上史学名著，对后世影响也不大。但是，刘恕倾毕生精力于《资治通鉴》的修撰和补缺，其史学家高度的责任感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少颖悟，读书过目即成诵。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皇祐元年（1049）举进士，未弱冠。初授钜鹿主簿，迁知和川、翁源二县。治平三年（1066），英宗下旨，命司马光自择英才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荐刘恕同修，转著作郎。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凡遇史事纷错难治，则交刘恕。其时协助司马光的副主编共有三人，一为刘恕，一为刘攽、一为范祖禹。汉代由刘攽分修，三国至南北朝由刘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因言宜恢张尧、舜之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忤王安石变色，恕不少屈，寻以亲老告归。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卒于家。刘恕除预修《资治通鉴》外，还自著《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等史著。 36、《绎史》 纂录上古到秦代史实的一部通史，清代马骕撰。《绎史》分为太古、三代、春秋、战国和秦代、外录五部分，共160卷。太古10卷，三皇五帝，自“开辟原始”至“黄帝纪”； 三代20卷，夏、商、周传说与故事，自“禹平水土”至“周室东迁”； 春秋70卷，十二公史事，自“鲁隐公摄位”至“春秋遗事”； 战国50卷，三家分晋至秦亡，自“三卿分晋”至“秦亡”；外录10卷，分天官、律目通考、月令、洪范、地理、诗谱、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10类。 《绎史》在内容上既详载各代治乱兴替及其规律，又详载诸子百家之学说和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该书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罗齐备，唐、宋类书中所引已遗佚的古书材料，也适当采择。在材料上，除儒家经典外，广采百家学说，将经、史、子、集一例看待，互相印证。考订极为精详，容纳材料相当全面。 在体裁上，既具有记事本末特色，又糅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长处。诚如本书《征言》所云：“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在体裁上，除继续吸取《左传事纬》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形式之外，还融合了其它各种体裁，颇有创新。书后还列世系图表与正文配合，包括《世系图》37种、《地理图》、《天象图》10种、《古物图》85种、《建制图》8种、《谱表》4种、《古文字摹印》8种。创集记人、记事、图表、书表于一书的综合史书体裁。这在以往的史书中属前所未有，“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 《绎史》在马骕生前就有刊刻，顾炎武看到此书，认为是“必传之作”。时人还将马骕的《绎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称清初“三大奇书”。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特别垂问《绎史》之事，命大学士张玉书搜集马骕所撰史籍，令人至马氏本籍邹平，以二百两白金买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运抵京师，由内府收藏。钱穆在评价马骕《绎史》一书在清代的影响时这样说：“后此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已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榷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著眼者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绎史》的价值由此可窥一斑。 马骕（1621-167），字宛斯，一字聪御，清代历史学家。山东省邹平县 人。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中恩科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选授淮安府推官。以裁缺改任安徽灵璧县知县。1673年（圣祖康熙十二年）因急症死于官邸。人祀名宦祠，私谥“文介先生”。 马骕自幼聪敏好学，成年之后又遍涉百家之言，其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地位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声望。他是清代前期享有盛名的古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毕生殚研经史，尤以研究夏、商、周历史著称，时人称其为“马三代”，先后撰有《左传事纬》、《绎史》、《十三代瑰书》等著述。《左传事纬》是他长期研究《左传》的心血结晶。他将《左传》所记史实编写成历史事件108篇，计12卷，另有《附录》8卷，成为一部以纪事本末体裁叙述春秋时代历史的通史。此书每篇都有他的精辟见解和详赡的史料依据，史评虽不免宣扬了一些封建观念，但其中不少独到深刻的见解至今犹给人以启迪。《四库全书总目》称：“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左传事纬》的编纂，显示了马骕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功力与才华。丛书《十三代瑰书》收集了自周秦以下十三朝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数百部，现仅存目次。 37、《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本书为“本末体”通史，南宋袁枢撰。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除了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解决阅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 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 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编年体以“时”为中心，纪传体以“人”为中心，两者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袁枢还 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所以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另外，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通鉴纪事本末》即是任严州教授时所作。袁枢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 38、《续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写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为止。《续资治通鉴》则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宋、辽、金、元前后四百零九年的历史，作者为清代的毕沅。 毕沅积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文字简要，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续资治通鉴》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毕沅（1730—1797年），字湘衡，号秋帆，因从沈德替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清经史学家，文学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 39、《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原本980卷﹐今存520卷。南宋李焘撰。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始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间，迄於宋钦宗赵桓靖康年间，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资料丰富。作者本著“宁失於繁﹐无失於略”的原则﹐於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徵博采。同时考证详慎﹐多有依据。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作者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乾道三年（1167年），李焘至南宋朝廷任兵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撰神宗至钦宗四朝国宋及徽宗实录，这一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撰工作大大加快。第二年，李焘又奏进太祖至英宗五朝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共一百零八卷。淳熙元年（1174年），李焘第三次进书，是神宗至钦宗四朝。淳熙十年，最后一次进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史学巨著 《长编》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记述详赡﹐史料丰富﹐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坚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原则： “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南宋人陈傅良曾表彰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起建隆、尽靖康二年，而一代元书萃年于此，可谓备矣。”清人谭钟麟也认为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 第二是继承和发展了“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著《资治通鉴》时，著有《通鉴考异》，在书中排列不同材料，说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采用了这一考异的方法，“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气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多达一万二千余条，七十多万字。清人黄廷鉴以此评价很高，认为“其中分注考民划详引他书，而于神、哲之代尤多。李焘虽然在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上和司马光很接近，但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日记》等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别是反映司马光政见且为神宗粉饰的《神宗实录》更是如此。相反，对王安石也能公正对待。虽然李焘“耻读王氏（安石）书”，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和注文中也能不以私论害公议，公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措施、事件和人物。 《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篇幅太大，故成书时就没有全刻，而只是由秘书省按《续资治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皇家秘室。清乾隆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明朝《永乐大典》里录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入《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录入的不是全本，缺徽，钦两朝事迹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金吾用活字排印爱日精庐本。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命黄以周等以《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校爱日精庐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印成浙江书局本。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四川眉州丹棱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历任华阳主簿、雅州推官、荣州知州、潼川府路转运制官、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职。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春，李焘上书要求致仕，孝宗未允，数次派人看望病情，病愈后，任敷文阁学士，并以比致仕。 李焘是唐朝宗室曹王的后代。李焘博览群书，特别熟悉宋朝的典章制度。李焘性格刚强，特立独行。早年入仕正是秦桧当政，秦桧死后，李焘才被朝廷了解。在朝廷议论国政，慷慨激昂。南宋名臣张拭曾说：“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李焘一生自奉甚俭，不事铺张，没有嗜好，也没有姬妾，也没什么家产。李焘的著述很多，有《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王代将帅年表》合为四十一卷。 40、《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本书体例同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为“本末体”通史。为清代学者李铭汉与其子李子锴共同完成，全书共110卷。主要依据清代学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编纂而成。体；体例上按历史事件标立卷目，详细叙述了宋、辽、金、元4个朝代的历史，主要时间界限为宋太祖960年至元顺帝1341年。是继《续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又一部对《资治通鉴》的补充完善。 李铭汉甘肃武威人，此书系家刻，不易得，可以《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代替阅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