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玺璋（文化评论家，近代史研究者） 在《梁启超传》后记中，我曾表示，这本书充其量只是作为初学者的我所完成的一份作业。不是故作谦虚状，这里套用一句老话，确实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固然，四年的写作使我对梁启超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疑惑和好奇。未知的领域从来都是随着已知领域的扩展而成正比例增长的，仿佛走进一所庭院，刚进来时，有一种新鲜感，觉得看到很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但随着步步深入，我便感觉到了这所庭院帘幕无穷的深邃，几乎每一间房屋都值得探究一番。 实际上，随着《梁传》写作的逐步展开，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欠缺和薄弱之处，但写作过程中，有些事想到了，却不能马上做，因为停不下来，就像是上了一列火车，不由自主，只有等到站停车，再做打算。所以，《梁启超传》出版之后，我就开始考虑读书补课的事了。对我来说，梁启超是个庞然大物，他的知识体系是博大而富有的，要补课，我也不能面面俱到，把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而只能先从一个方面尽可能地深入钻研下去，挖出一口深井来。于是，我便选择了梁氏政治变革思想这个在目前看来很有现实感而本人又很有兴趣的读书方向。 梁启超政治变革思想的核心是宪政，或者说君主立宪，他所向往的新型现代国家，是独立、富强而有秩序的公民政治实体。当然，他的这种思想是逐渐形成的，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关系到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一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转型期，也是其不懈地探求思想新知的结果。至少有两种思想资源，直接影响到梁启超的思想，一个是乾嘉之后兴起的经今文学，一个是日本译自西方的政治哲学著作，当然也包括严复的几本译著。要深入理解梁启超的思想，这两门功课是一定要补上的。 经今文学在清代的复兴，始于常州武进庄氏的家学，庄存与治《春秋》公羊学，专求所谓“微言大义”，尤喜牵合比附汉儒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对清代学术的主流——东汉训诂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他们认为，真正的汉学要到西汉的经今文学中去找，而不是从东汉的经古文学中去找。最初将经今文学与社会改良联系起来，重申儒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取向，肯定经世致用重要价值的，是魏源和龚自珍。魏源呼吁通过制度创新，广开言路，逐步扩大文人士子的“政治参与”，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龚自珍则喜欢引《公羊》经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从而将这一经学异端改造为政治新说。 然而这并不是说，经今文学一定与政治诉求或社会改良相联系，事实上，在经今文学派成员中，也有戴望、王运、皮锡瑞这样只对纯粹的学术感兴趣，而远离政治的人。他们也谈论“制度改革”，但在他们这里，“制度改革”往往是指各种礼仪的改变，而非现代意义上政治制度的变革。不过，晚清思想之解放，政治学说之复活，经今文学的确是与有荣焉。梁启超将其比作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其特点为“以复古为解放”。或出于此种原因，梁启超推重龚、魏为“今文学之健者”，称王闿运，不过“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却是，康有为的思想至少受到了王闿运的学生廖平的影响。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虽不赞成区分宋、汉，其学术重心，仍在程朱;而康氏在离开老师之后，其治学的兴趣更倾向于陆王，特别是阳明学说。但他第一次上书失败，于彷徨中得到廖平的《今古学考》，竟从中发展出一套变法维新、更易改制的理论，倒也让人叹为观止。梁启超将其比作“飓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今天固然很难理解，而放在当时，这么说也许并不过分。 梁启超是通过康有为了解并接受经今文学的，早期以《变法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其立论的根基就在于经今文学。在这里，他得到一种不同于以往循环变化的历史观，相信历史是沿着一个方向阶段性发展的，即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里的世，大致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时代，制度则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改变，而且应该是愈改愈进步。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在西方往往是反传统的——西方的进化论此时已对梁启超有所影响，严复译罢《天演论》，曾将译稿寄给梁启超，他是这部译稿最早的几个读者之一——但在中国，却以追述传统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为变法维新确立了合法性依据。我因此感受到传统中国文化在外部刺激之下所反应出来的顽强的生命力。 上述关于梁启超政治变革思想源流的梳理和认识，是我今年一年里补课读书的重要收获之一，而主要得益于下列几本书:赵沛著《廖平春秋学研究》和《廖平选集》等，以及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最后一本是今年出版的新书，孔飞力在讨论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时专门拎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大问题，对我理解梁启超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与前人和同时代人承前启后的关系，都极有帮助。 今年还集中读了几种与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相关的书。这是因为，梁启超在思考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时，始终无法回避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他与康有为的争执和申诉，与《民报》诸君的分歧和辩论，也曾围绕这些内容而展开。梁启超在20世纪最初几年从革命、破坏到开明专制、君主立宪的思想演变，很突出地表现为对卢梭的认识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因此，在这些方面做进一步的阅读和思索，是很必要的。我便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入手，继而读了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再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严复的译作《群己权界论》(即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使我对于卢梭和发生在三百年前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法国大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进一步的认识，这些都帮助我从更深广的背景下来理解梁启超思想的演化和进步。由于牵扯到如何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选择哪种路径和构成方式一类的大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尽兴，只好另找机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