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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署名“空空主人”的《岂有此理》问世。此书第一篇《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第一句即云：“亭林先生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过，严格些说，这八字出自空空道人的概括，顾炎武的原话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国家”和“天下”，是常被前人混淆的两个概念，空空主人也未免此弊。而顾炎武则作了明确的区分，“国家”仅是一家之国，即一家一姓的皇朝，“天下”才是普天之下万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由此又引申出对国民和臣民这两个概念及其责任的区分。国家以百姓为本，也是以天下为本，保护国家，首先得捍卫天下，这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在此，顾炎武已经提出有关国民意识的问题。 这也是明末清初一些杰出思想家共同思考的问题。在顾炎武之前，被誉为万历间天下“三大贤”之一的吕坤，有一段话，词意相仿：“充一个公己公人心，便是胡越一家；任一个自私自利心，便是父子仇雠。天下兴亡，国家治乱，万姓死生，只争这个些子。”（《呻吟语》卷一内篇《存心》）王夫之也有一段相似的话：“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提出“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读通鉴论》卷三十）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唐甄《潜书》等著作中，都有类似的振聋发聩之语。 尽管语词相仿，但内涵却未必完全一致。黄宗羲等人的关注点在政治体制，而吕坤和顾炎武的出发点则在道德教化。《日知录》卷十三，所论全在风俗、清议、名教、廉耻。顾炎武赞同苏轼和罗从彦的看法：“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日知录》卷十三《宋世风俗》《廉耻》）即国家治乱，与社会风气、士民品节相关。顾炎武的道德说，分两个层次，一是个人道德：要知耻，有爱心；二是社会道德：要爱国，有社会责任感。后者相同于梁启超认为“新民”必备的“公德”，章炳麟所说的“革命之道德”。“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出于《论语·颜渊》和《子路》篇。顾炎武将二者合而为一，以此作为治学、立身的准则。“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说，正是正风俗、倡廉耻的重要内容。在顾炎武看来，当天下兴亡面临挑战之际，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抉择，不容回避。唯有责者方有耻，否则，就是无耻之徒。正是有了道德内涵，有了知耻之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能摆脱政治瓜葛，抛开利害关系，融入自觉的意识，成为每一个普通人应尽的责任。 晚清学者朱一新认为顾炎武“刚介之节，得诸孟子者尤多”（《无邪堂答问》卷五）。而陈澧从思想渊源着眼，说得更加具体明白：“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其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东塾读书记》卷三孟子）不过，孟子还是有条件的献身：“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卷十三《尽心上》）而顾炎武则是无条件、全身心的奉献，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 顾炎武生活的时代，是明朝灭亡、满清入主中原的时代。清军入关，铁骑长驱直下，蹂躏江南，所经之处，民众奋力抵抗。明末爱国志士，杀身成仁，远较前代为多。顾炎武亦奋身投入抗清斗争。清初常熟吴龙锡《偶成》诗云：“终南山下草连天，种放犹惭古史笺。到底不曾书鹄板，江南惟有顾书年。”（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时代的需要，顾炎武的人格魅力，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很自然地承载着更多与气节相关的内容。特别是当一家之国与万众之天下面对共同的威胁，同仇敌忾、休戚与共之际，这八字，更被赋予了深明民族大义、抵御外侮的含义。 晚清外患频仍、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正与明末清初相仿。空空主人和顾炎武的关注点虽然不同，但他所概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因简洁明白，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了朝野各界人士表达救亡的心声。曾国藩于清代学者，最推崇顾炎武，曾命其子曾纪泽绘古今圣哲图像，自文王、周公直至当代，共三十二人，藏于家塾，其中就有顾炎武，并作文赞道：“我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国史·儒林传》襃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曾文正公诗文集文集卷二《圣哲画像记》）其幕僚周腾虎赴上海催饷，临行前，曾国藩赠以“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在与沈葆桢的信中，他同样从正人心、维风俗、倡廉耻着眼，以此相劝勉： 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先生所称匹夫与有责焉者也。（《曾文正公书札》卷四） 张之洞的《劝学篇》，堪称洋务派的纲领性文献，开篇即标举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说：“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几何？一命所济，济者几何？匹夫所责，责者几何？然而积天下之秀才，则尽士类；积天下之命官，则尽臣类；积天下之匹夫，则尽民类。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盘石，无能倾覆之者。”（《劝学篇》卷上《同心第一》） 清末国益危，忧益深，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以激励士气，鼓舞民心。梁启超生平最敬慕顾炎武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认为明清之际抗清义士的壮举，唤起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近数十年以经术影响政体，也是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的学术精神。其《戊戌政变记》，内引黄遵宪《南学会第一次讲义》：“范文正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况一乡一邑之事，而可诿其责耶？顾亭林言风教之事，匹夫与有责焉。曾文正公论才，亦以风俗为士夫之责。愿与诸君子共勉之而已。”（《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 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条约”（二十一条），梁启超论中日交涉，作《痛定罪言》，最后说：“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我勿问他人，问我自己。斯乃顾亭林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 1936年，章炳麟去世，蔡元培赠挽联：“后太冲炎武且二百馀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甄微广学，自成一家。”章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就是表明自己是黄宗羲（太冲）、顾绛（炎武）抗清遗志的继承者。他从革命道德的需要出发，强调“匹夫有责”说的积极意义： 如上所说，则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救之何术？固不可知。虽然，必待由、光、夷、齐而后正之，则如河清之不可俟矣。昔顾宁人以东胡僭乱，神州陆沈，慨然于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录》，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案：顾所谓保国者，今当言保一姓；其云保天下者，今当言保国。余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吾以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贤善俗，舍宁人之法无由。（《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革命道德说》） 章炳麟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道德状况，以及革命党人道德堕落的问题，提出以顾炎武有关道德的学说，特别是知耻、重厚、耿介这三条，作为拯救社会道德沦丧、提升革命党人素质的良药。 蔡锷在就任云南新军协统时，受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委托，为培养新军，编精神讲话，于是摘录曾国藩、胡林翼“洞中窍要，深切时弊”的言论，分类编辑，成《曾胡治兵语录》。其第七章《公明》，就引了上述曾国藩致沈葆桢的一段话。 随着清朝的灭亡，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观念怎么更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由于始终具有激发世人爱国热情的积极意义，因此传诵众口，成了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