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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之名，不见于《尚书》、《诗经》，从《左传》开始才有记载。《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在王室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让王孙满做特别代表去慰问楚王，楚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答复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他指出夏禹道德高尚，远方把各地东西事物画成图献给他，九州的长官都贡上青铜。禹把铜熔铸成鼎，把各地所绘画的奇物都印于鼎上。百姓看了这鼎，就知道什么是神物，什么是恶物。这样他们出入川泽山林，就不会遇到不顺眼的怪物，这样九鼎起到团结上下，受天保佑的作用。后来夏桀无道，被商汤所灭，鼎就到了商，过了六百年武王灭商，鼎又迁到周。后来成王在郏鄏也就是洛阳定鼎，安顿好九鼎后他向天占卜，得知周朝可传三十代，享国七百年。所以他告诫庄王周王德望虽不如前，但天命未改，劝告楚庄王莫要有野心。似乎在记载中，铸类似的鼎也并非从夏禹始，《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在汾阴得鼎，有司仪说“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混沌时期的泰帝就造了神鼎，黄帝则造了三个宝鼎，到禹则铸九鼎，当然这更多可能是这些司仪随口说说。《墨子》中则把铸九鼎之人归于夏禹的儿子启，《墨子》卷十一《耕柱第四十六》：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这里提到的夏后开就是启，后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的。《墨子》成书也比较早，这个说法很值得重视。这里对九鼎的形制也做了说明，它是“三足而方”的。一般来说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九鼎似乎比较特别。在《史记》卷四十《楚世家》：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 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在“三代之传器”下司马贞《索隐》注“谓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下《索隐》注“翮，亦作‘婼’，同音历。三翮六翼，亦谓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尔雅。”这里理解为每个鼎是有三个空心的足和六个附耳。而孔颖达则解释为三圆六方九个鼎，可能并不准确。而且从古汉语语法来讲，“居三代之传器, 吞三翮六翼”也可以是并列关系，上一句指九鼎，下一句可能指其他器物。九鼎在三代相传，成为法统的象征。在周室积弱之后引来楚国的贪念。 贪图九鼎的也并非楚国一家。《战国策》开篇第一条就是“秦兴师临周求九鼎”，这篇里提到“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后来颜率到齐国借兵才解了围，可惜刚去了狼又惹来虎，“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 颜率又到齐国游说，“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甀挟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条，张仪说“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史记·周本纪》赧王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城周。’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犯请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图犯。’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从几则材料中可以看出秦、齐、魏都贪图九鼎，秦齐属强国，魏国这样的小国也有着非分之想。《战国策》“秦兴师临周求九鼎”这段里边最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句，就是“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九万人诚然夸张，但从九九八十一也可以看出九鼎应当是九个，毕竟颜率是周王的代表，想必是比较了解九鼎形制的。顺便说一句，颜率的这个游说言论似乎还是比较傻，未必是史实。洪迈《容斋随笔》卷九“颜率儿童之见”就说“《战国策》首载此事，盖以为奇谋。予谓此特儿童之见尔！争战虽急，要当有信。今一绐齐可也，独不计后日诸侯来伐，谁复肯救我乎？疑必无是事，好事者饰之尔。故《史记》、《通鉴》皆不取。” 但文献中最早提到九鼎，则是在桓公二年，这比上面提到的宣公三年早百年多一点，经曰“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郜鼎的来历，还得从桓公元年说起，元年冬，“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宋国宋戴公的孙子华父督在路上遇见宋国大司马孔嘉的老婆，按照原文，应当是该女子从对面走来，华父督以目光迎之，该女子走过之后，华父督又以目光送之，想来目光中还是有几分热切。果然不久他就开始了行动，“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这个过程是华父督先杀了大司马孔嘉，娶了他的“美而艳”的老婆。国君宋殇公得知消息大怒，华父督怕国君有所行动，索性先下手为强，把宋殇公给做了。这个“弑”字自然体现了传说中的春秋笔法。他发动了政变后，立了公子冯为君，就是后来的宋庄公。为了争取国际支持，他给各国领导人送了不少礼物，给鲁桓公送的就是这个郜鼎。各国收了贿赂，自然有所表示，所以华父督名正言顺的成了宋国的宰相。因为郜鼎是受贿所得，置于鲁国太庙，当然不合礼法，所以鲁大夫臧哀伯开始进谏，他的长篇大论中有一句提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这句话便是关于九鼎的最早记载。但是明显臧哀伯就是随口说说，因为武王十一年与商纣战于牧野，灭了商，纣王自焚而死。直到成王七年，才开始营建雒邑，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雒和洛其实是一个字。所以如果有“迁九鼎于雒邑”的事情，也应该是周成王之后，而非武王克周之时。 《史记》在《周本纪》中提到武王“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之后又提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前边的一段记载，文字很类似于《逸周书》，或许是司马迁所据。司马原文“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逸周书》卷四《克殷解第三十六》则是“武王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基；乃命祖祝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后面一段则隐约是根据《尚书》的《召诰》和《洛诰》而成。《尚书》中《周书》召诰第十四“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周书》洛诰第十五则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但是《尚书》中全然没有提到九鼎，关于九鼎的那句，也可能是司马迁根据《左传》加进去的。 九鼎之后的去向，《史记·周本纪》提到周赧王五十九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於惮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在《秦本纪》中也有类似记载，昭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但《史记》里又提到另一种说法，在《封禅书》中提到“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宋太丘社亡是很早的事情，按照《六国年表》，应该在周显王三十三年，如果这一年九鼎就已经沉于泗水的话，那秦就根本没有得到过九鼎，而且之前提到的《战国策》、《史记》中张仪、颜率等人的言辞也就变成了无的放矢。而且比较疑惑的是宋社和九鼎本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宋在周之东，隔着千里之遥，宋社亡了九鼎为何就无人牵挽自沉泗水了呢。《史记》不止在《封禅书》中这样说，《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按照这个描述，始皇从没有见到九鼎，也在泗水找。而在后来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则加以圆融，“器谓宝器。禹贡金九牧，铸鼎於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馀八入於秦中。”这样就两边都说的通，但是张守节是唐人，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而且赧王十九年这个时间也很奇怪，这个比之前提到的宋社亡迟四十年又比周亡早三十九年，不知其所据。《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注》对此有稍微详细的说明，“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所谓鼎伏也。”这个时间和刚才有点不同，按《史记》是在显王三十三年，这里则迟了九年，变成显王四十二年，可能是他根据的是《汉书》班固的说法。在《战国策·赵策》中张仪游说赵王时提到“今秦以大王之力，西举巴蜀，并汉中，东收两周而西迁九鼎，守白马之津。”则又似乎迁鼎是秦惠文王时之事，说客之辞，难免不能尽信，聊备一说。沈钦韩在其《汉书疏证》里提出“周鼎至重，何得轻蘻往宋，从河南府却至徐州千二百里乎！愚谓九鼎之亡，虞大国之数甘心也，为宗社之殃，又当困乏时，销毁为货，谬云鼎亡云”，是说他觉得是当时经济困难，就把九鼎化成铜给用了，毕竟在当时也是贵重金属。然后骗大家说九鼎不见了。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则云“当时列国纷争，记载互异。秦之灭周取鼎，自由时人揣度之辞，而鼎实未入秦。沦没泗水，则系秦人传闻如此，故始皇有祷祠出鼎之事”。这两位清代学者明显对传闻持怀疑的态度。后来疑古的代表顾颉刚则提出九其实是虚数，九鼎按照青铜的铸造水平，可能也是商代的东西。武王克商，从商那边得到很多重器，成王迁洛，自然也挑了很多搬去。九者表示多而已。后人根据禹分九州的说法，正好一州一鼎，两个便合成一个。顾先生这个提法也可以自圆其说，相对比较科学。 汉武帝得鼎，根据《封禅书》，汉文帝年间“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平指的是赵人新垣平。他提出很神奇的观点，九鼎通过水道到了汾河。到了汉武帝时汾河果然出了鼎，“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但悲剧的是这个鼎长的着实不像传说中的九鼎，它“大异於众鼎，文镂无款识”，而九鼎则是各种花纹的。所以汉庭也没有宣称自己得了九鼎，只是“藏於帝廷，以合明应”。 在汉代之后，原来的九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后代也曾仿造过几次。《旧唐书》卷六《武则天本纪》中提到“夏四月，铸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新唐书》卷四《则天本纪》“四月戊辰，置九鼎于通天宫。”，可知公元697年武则天曾仿制九鼎。铸鼎的详细过程在《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中有记载：“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二百三十一奸臣传中提到蔡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此事在《徽宗本纪》中也有记载“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宫。”则公元1104年宋徽宗赵佶仿制九鼎。《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列传一百一十五“（刘）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遂引蜀人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昺撰《鼎书》、《新乐书》，皆汉津妄出己意，而为缘饰，语在《乐志》。”可知这次铸九鼎是由一位蜀人叫魏汉津的负责的。《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崇宁四年三月，铸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内鼎中。既奉安于九成宫，车驾临幸，遍礼焉，至北方之宝鼎，忽漏水溢于外。刘炳谬曰：‘正北在燕山， 今宝鼎但取水土于雄州境，宜不可用。’其后竟以北方致乱。”可知这次铸鼎，是将九州的水土放置到宝鼎内部，而没有将图画绘到鼎身。可惜这个九鼎没有为大宋带来好运，却导致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国学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