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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老大了，经常听到亲朋好友去世的消息。前些年每得到这类信息，难免“访旧半为鬼，能不热中肠”的伤感；近年来，这类信息越来越多，心里也有些“麻木”了，只能无可奈何地沉思默悼。可是昨晚，突然得知傅璇琮先生去世，震惊之余，内心更是五味杂陈，无限地痛惜，有不能已于言者。 我和傅先生交往三十多年了。一九七九年，我在好友帮助下，调进南开大学，回到教学、研究队伍，不久就结识了傅先生。这是所谓“改革开放”初期，他也刚刚“改正”，和我有类似的经历，自然有“同病相怜”之感。当时学术研究在多年沉寂之后，刚刚“复兴”；后起之秀还没有培养出来，队伍不大。京津两地相邻，开会、学生论文答辩、工作出差，等等，来往频繁，接膝倾谈，交换著作，交谊渐深。后来他得到“器重”，职位渐高，职责也渐重，去北京，顺便到中华书局看看他，不便多有打扰。近年来他身体不如从前，出来活动少了。五年前，我的《佛教文化史》出版，开新书发布会，本来没有邀请他，但他听说，赶来参加，并发了言。据主办方说，是他主动要求发言。会上，按他的习惯，说了许多溢美赞扬的好话。再一次，也是几年前，他的故乡浙江萧山请他帮忙组织一个孟浩然的会，他安排我们夫妇参加，说是可以顺便到那里看看。就这样，三十多年的交谊，平平淡淡。但在我内心里，是视他为平生难得的少数“知己”之一的。他只年长我四岁，可我又视这种交谊在师友之间。我早年“命交华盖”，多经坎坷，命运终于改变，重新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自己常常庆幸，生平多亏遇到一些好人，给我帮助，给我机遇。傅先生是给我帮助最多、最大的人之一。 傅先生的学术成就，有留下的大量著作在，不烦在这里评说。回想这三十年来的交往，深感他人品的优秀，在当代学人中堪称典范，是更值得珍重的。 他心胸宽厚，乐于助人，“平生不解藏人善”，切切实实地帮助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些年他给年轻学者著作写的那些序就可以知道。他对这些著作认真研读，其中只要有一点学术成绩必定细心摘出，表扬称赞不遗余力。就这些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说，新成长起来、做出成绩的学者大都得到过他的帮助、鼓励。就如我这个年纪的人，和他算是同辈分，他也是支持、激励有加。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他刚刚结交的那些年，我对历史上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有兴趣，写了些还很肤浅的文字。他不仅一再对我本人说，给予肯定，还在很多场合加以介绍，指出这个领域研究的价值、意义。如今已经聚集很多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绩，是和他大力鼓吹、推动分不开的。这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各领域取得的成绩，大都包含他的努力在内。 他待人亲切，善于团结人，得人信任，有凝聚力，从而能够集合老、中、青，在官、在学的各色人等共同从事一些学术项目，开展学术活动，取得成就，推进学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些年远不够理想的学术环境下，开展大规模的，乃至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可说是困难重重。傅先生能够组织大量这类活动，当然和他（只是后来）担任领导职务有关系。但这类事能够促成，仅仅靠领导地位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靠组织者的人品、学养和威望。例如做《唐才子传校笺》这样的工作，几乎吸收了全国唐代文学研究者参加，做出了一个有关唐代文人研究的总结性的成绩。作为主编的傅先生付出的辛劳不知凡几，而他能够联系、组织这一大群人共同工作更非易事。实则他的领导职位只是提供了组织工作的方便，而让人实心实意地追随他工作，还是靠大家对他心悦诚服的敬重、信任。事实上并不是每个身在高位的领导者都能够团结起一个集体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 我身经“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这二十多年，“体验”过那个年代作为“另类”生活的艰难，从事学术研究更是难上加难。古典文学本来被认定是“封资修”，你又是“另类”，还想坚持搞下去，图谋何在？但有些人不避艰危，知其不可而为之，在重压之下仍认定一个目标不放松。傅先生当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自觉地进行学术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待环境转变，杰出的学术成果倾泻而出。而可贵的是，他后来担任了领导职务，而且是实实在在地“领导”工作，却仍坚持进行学术研究，不断做出骄人的成绩。这显示作为“学人”的一种境界，也是他倍受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尊敬、钦佩的原因之一。 人们常说，治学首先要做人。在这一点上，傅先生是个典范。这些年学术严重“官僚化”，颇有学者主动、被动地去谋取一官半职；学术严重“商业化”，又颇有学者想方设法谋取经济利益。学风窳败让人痛心。特别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助长学术腐败趋势，实际是逼迫人随着潮流流宕忘反。内心保持强固的定力，坚持操守和理想不变，傅先生无疑是堪称典范的一位。 傅先生离开了，我觉得作为一位学人，他在当今学界是不可替代的。读韩愈的《贞曜先生墓志铭》，开头一段：“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卒。无子，其配郑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张籍会哭。明日，使以钱如东都，供葬事，诸尝与往来者，咸来哭吊……愈哭曰：‘呜呼！吾尚忍铭吾友也夫！’”诗人孟郊死后落寞，留下寡妻，只有韩愈、张籍等友人哭吊，韩愈写得极其痛切。傅先生有幸，事业有成，安然远去。有消息说，将在八宝山开追悼会，会是冠盖云集吧。后来孟郊将葬，友人张籍说，“先生揭德振华，于古有光”，因此私谥为“贞曜”。孟郊是杰出诗人，友人没有表扬他的诗，而特别赞扬他的为人；称赞为“贞曜”，这是孟郊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遗产。我作为和傅先生交往三十多年的友人，悲悼之余，希望对于死者，不是纪念之后则“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除了认真地学习、继承他留下的学术遗产，还要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的人品和精神。敝以为在当今，在这方面加以表彰、发扬是更为重要的。（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