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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小蕙:追忆我们的老作者来新夏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韩小蕙 参加讨论

    
    南开大学获捐来新夏著作、未刊稿等百余种珍贵档案资料
    
    来新夏
        来新夏先生生前是南开大学名教授,曾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等等职务;同时是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专家,被称誉为“纵横三学”的学者;一生从事古典目录学、历史学、方志学、档案学、文献学等的研究,特别对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了一己的贡献。去年初春在91岁高龄去世,以一支红烛的高贵身影,向这个他奉献一生的世界做了最后的道别。
        来新夏先生对我们来说还有一层更亲切的意义:他是光明日报文学副刊的老作者,从1994年6月25日第一篇《论代人受过》开始一直到他辞世,老人家一共为我们副刊撰写了40篇散文和随笔;加上他为我报《史学》等其他版面写的文章,这个数字总共达到68篇之多。最后一篇是2013年5月24日发表在《文荟·大观》副刊上的《题赵胥〈朴庐藏珍〉》,当时他已90岁高龄,依然思路清晰,文笔遒劲,显示出强健的文化生命力。
        可惜仅仅在10个月之后,他却在没有什么征兆的情况下,遽然离去。我猜想:大概是他这辈子做得太多了,晚年仍快马加鞭地驱赶自己,上帝实在觉得心疼,就派来黄鹤把他接走了?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我是南开大学七八级中文系学生,1978—1982年在南开园读书。都怪我生性愚钝不开窍,那时只知道在教室与图书馆之间死心眼儿啃书本,不懂得去请教名师如何才能把书读好,这是我离开南开、特别是与来新夏先生成为忘年交以后所痛悔不已的。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来先生乃声名远播的大教授,而我只不过是南开数千学子中不起眼的一个,与他之间不仅隔着中文系与历史系的跨界鸿沟,更是大海洋与小水滴的不同阶层不同分子。
        认识来新夏先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时任光明日报《周末文荟》副刊编辑。是我主动“追逐名人”的:一次在某报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觉得学问深湛,见识独到,遂以南开学生的身份“套近乎”向他约稿。来先生果然“中招”了,后来一篇篇发来佳作,我窃喜。
        一来二去,我逐渐发现了来先生的许多可敬之处:比如他从不摆名人架子,每次来稿,必定会附上一封亲笔信,显示出对编辑部的尊重。他也从不摆出大学问家的姿态,逢到生僻的史实、事例,尽量写得深入浅出,让读者易于接受。我们认识的20年里,他从没耍过“大牌”或露出“学霸”的范儿,碰到我不懂之处,他从未嫌弃或鄙视,而总是耐心开导,诲人不倦……
        来新夏出身书香世家,发蒙时随其祖父来裕恂读书。来裕恂老爷子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师范科就读,当时鲁迅先生也在那里读书。在东瀛期间,来裕恂受革命思想影响,很早就参与了辛亥革命活动,还曾担任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一次他读到日本人写的一部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志自己也要写一部,回国后潜心4年,写出《汉文典》《中国文学史》等多部著作。祖父不仅在年幼的来新夏心中播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也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或者亦可以说,纵观来新夏先生的一生,其实走的就是严复、梁启超、鲁迅、来裕恂那一代现代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
        在后来的求学之路上,来先生还从名师陈垣、余嘉熙、启功等诸位大师,打下了深厚的学养基底;加上天资聪颖,好强争先,进入南开大学不久即成为“南开四才子”之一。他对金钱往往淡然一笑,但做起学问来却是一丝不苟。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一部接一部地出书,有小得像《新华字典》一样精致的小册子,更有像《辞海》一样比砖头还厚阔的大部头,拿在手中沉甸甸的把胳臂压得生疼。特别是在他晚年的生命时期里,他出书的速度就像是由286翻到386又翻到486,由2G翻到3G又翻到4G,我每过几个月便会接到他的新书,都有些应接不暇了。心里便生玄想:从人类的物理能量来说,一个人也就百把斤重,享寿百把年,其到底能够释放出多大能量?能够做出多少事?而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来新夏先生者,生于军阀混战的嘈嘈乱世,长于日寇侵略的血雨腥风,成学于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运动”,同时还承担着以很低的薪水供养家庭、携妻育子的人生重任。在这重重叠叠的人生压力之下,他不仅把自己的主业教书育人做到了顶尖水平,竟然还能够一本接一本地把诸如《北洋军阀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清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浅说》《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学术著作,以及随笔集《学不厌集》《邃谷文录》《出枥集》……近百部著作奉献给世界,他得是多么顽韧地“蛮拼的”,才能做到这一切?
        春蚕到死啊!
        蜡炬成灰啊!
        呕出了一颗燃烧的心,沥尽了浑身沸腾的血啊!
        他还不断地给自己加码,什么都要求顶尖,要求完美无瑕,要求争第一。记得那年我写了一篇随笔《以文字为生命》,其中说到文坛、学界有一批用生命来对待文字的学者和作家,他们的来稿严谨到编辑别想改动一字一标点的境界,比如孙犁、金克木、张洁、张承志……第二天,我即接到来先生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他读了愚文,“诚心请教”他如何也能再长一点儿学识从而进入我的“比如”名单?我笑了,心想:这争强好胜的老头,真是什么也不甘居人之后啊!
        就是这种永远争先的脾性,使来新夏先生在其91年的生涯中,始终扮演了一名冲锋在前的学术战士的角色,做出了超过常人三倍、五倍、数倍的专业成绩。他那些等身、超身的著作和编著,简直只有用“辉煌”二字可以形容了!
        春萌夏长,去日苦多。一年年的日子飞速滑过,我亦越来越多地领略到“这老头”的可爱:比如他曾很老百姓地说起他会做饭,在老夫人患病期间悉心照顾老妻,经常亲自动手做天津人爱吃的炸酱面,当然还会炒菜、做面食。这话听得我鼻子直发酸,他的确是文武昆乱不挡,“文革”下放在天津郊区劳动时,他就已经把自己锤炼成了一把劳动好手,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而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好几部学术著作,真让我等庸庸碌碌者惊为天人。
        又比如他的生活态度始终乐观开朗,自称“享受寂寞”,“学而不厌”,人生的第一目标是“做学问,传承中华文化”。所以,无论是在人生顺境还是逆境中,在亲情友情爱情的享受中或是负面的击打下,都能像泰山上的不老松那样,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矗立,郁郁葱葱地承接着天露,沐浴着清风。最让我印象深刻而又觉得好玩的是,有一次他到北京,路过新建成的王府饭店,看到其富丽堂皇,实在可人,便也堂皇地走了进去,坐进一间华贵的餐厅,气宇轩昂地点吃点喝。他心里其实是有点发虚的,因为那天他兜里只有600块人民币!好在老天爷还是怜爱他,结账时还给他剩了块八毛的,总算没有失了大教授的尊严——在年深日久的交往中,我早已知道他虽位在中国第一流学者的队列里,却并没有什么钱,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书。然而没什么钱的来大教授却敢这么“大手大脚”地“开洋荤”,这种视金钱为无物的狂放故事,我们以前曾屡屡在陶渊明、李白、唐寅、梁启超、郁达夫……身上看到过,这是熔铸在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恃才傲物”基因啊。
        这老头还有特别柔情的一面:2000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来先生听说后很着急,不几天就托学生从天津给我带来慰问品。打开一看,我愣住了,只见是一盒已经拆封的西洋参含片,纸盒子的另一半塞着螺旋藻胶囊。我哆嗦了一下,赶紧闭上了眼睛,明摆着,来先生是把自己正吃了一半的补品停下来,拿来送给我了!后来我战胜病魔过生日时,他还通过邮局给我送来鲜花和巧克力……
        我最后一次见到来新夏先生是在2013年8月,我去南开园他那住了多年的老房子里,看望他和夫人焦静宜女士。焦静宜也是我们南开出身,原是历史系来先生的高足,后是他出版社时期的强有力助手。静宜曾送给我一部她的厚厚的史学著作,读之殚见洽闻,书卷气俨然,令我心生敬畏。来先生几次满心欢喜地对我说,他俩过得特别和谐惬意,“没想到老了老了,倒享受到一辈子最舒心的日子……”由于书太多,他们家里还是显得有些乱,可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常态。见到我给他带去的新疆纸皮核桃,老人大为高兴,笑逐颜开地说:“这是补脑的,好啊,好啊!”都已年逾九十,已经勤奋了一辈子,可他想的还是工作、学问、写作——我记得季羡林先生去世前,曾写过一篇散文,说他还有七八部书要写,因此“在去八宝山的路上,我绝不加塞”。还有当下已经109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已经104岁的杨绛先生、已经100岁的马识途先生,以及其他一大批鹤发老文人,都还一直坚持笔耕在他们肥沃的田野上,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优点啊!
        来先生的离去对我打击很大,一下子就摧毁了我对死亡的信念——原本这些年闻听哪位走了,我都会安慰他们的亲属,说是亲人们解脱了、上天堂去了,因此无须难过……但失去了来先生这位忘年交,使我感到了沉重的疼痛,甚至都觉得这世界的明亮少了几分、温暖也少了几分!唉,从此我在南开园里又失去了一个惦念的坐标,一想到再也见不到那张一脸严肃一脸学问而又一脸童真的笑脸,我浑身的血液就像被十二月的冰雪冻住了……
        还是在我生病那年,来先生打来的电话中,我俩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约定”,将来无论谁先走一步,留下的那位一定要为先行者写一篇悼文,而且“不得少于三千字”。去年来先生走的时候,我瞬间崩溃了,心里涌起了太多太多,反而失去了拿笔的力气。近来这些日子里,金灿灿的迎春花开了,世界上最洁净的白玉兰开了,闹喳喳的山桃花开了,按捺不住憋了一冬激情的油菜花也把它们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一大块一大块地靓抹在大江南北、青山绿水……面对着生命蓬蓬勃勃的爆发和生长,我想起古罗马诗人鲁克烈斯的一段话:“死是另一种生的起源。你的死是宇宙秩序中的一段,是世界生命中的一段。”来新夏先生当得起这段话。
        (作者为本报领衔编辑、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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