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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犹太死难者墓地的真诚一跪，想来仍令人心灵一颤。这当然不只是一种外交上的姿态。据称，勃兰特当年是反法西斯的英雄，他个人与希特勒的战争行为没有任何瓜葛，然而在他的意识里，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进行心灵拷问。这种“人人有份”的思考发自内心，而非迫于外力，于是人们看到，历史在这里不再是桎梏，而成了永动机。与勃兰特相比，我们的东邻日本人在二战问题上则缺少这种高贵的人文品格。与此相似，“文革”后的中国又有多少人勇于忏悔自己而向国人谢罪？连篇累牍尽是“过五关斩六将”，甚至虚构“直捣黄龙”的辉煌。 在文学艺术上，心灵的拷问也比比皆是。卡夫卡可以称作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其作品象征着20世纪的忧虑，揭示了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问题。读卡夫卡的作品，我时常感到一种强烈的来自作家心灵的忏悔情绪，而作品的主人公也往往笼罩着一种深沉的负罪感。稍往前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尤其在罪与非罪的认识上独具洞察力，以至百年以后我们读他的作品仍有“切肤”之感，鲁迅先生称赞他于“罪恶的深处拷问出洁白来”。而鲁迅先生也一直在“拷问”自己，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时时解剖别人，我也时时解剖自己。”这个“解剖”便是对自身复杂人性的审视和裁判，他“解剖”出自己笔下的“狂人”也在“吃人”（《狂人日记》）。作家王西彦坦承自己写作的过程就是“拷问”的过程：“在描写知识分子题材时，我觉得自己手里的鞭子在不断地抽打自己的灵魂。” 文学创作就其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力度而言，应该有两个层面：一是批判，二是内省。仅有批判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当今更应强调的是内省。卡夫卡是一个光辉的参照系，或曰，卡夫卡“往往能揭开现代文明的外衣，挖掘出人的最原始的情感，进而揭示出人的恶行的由来。正是那种对于包括作者自身在内的人类的罪孽的深刻剖析和反省，使卡夫卡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叶廷芳《美的流动》）或曰，在卡夫卡看来，“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就是艺术家‘从内向外’表现自我意识的过程。”（杨小岩《卡夫卡文集·导论》）缺乏自省意识的作品不会是真正的好作品，就算大加炒作，轰动视听，也不可能成为经典之作。 我们的先哲似乎早就告诉过我们一些朴素的真理。《尚书》说，“检身若不及”；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范晔说，“内省不疚，何恤人言”；《淮南子》说，“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欧阳修说，“改过以自赎”……先哲们相当精辟地提出了诸如“检身”、“内省”、“知非”、“自赎”等等概念。中国文化人大可吸取传统的积淀，而抵达内省的层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