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犹太死难者墓地的真诚一跪,想来仍令人心灵一颤。这当然不只是一种外交上的姿态。据称,勃兰特当年是反法西斯的英雄,他个人与希特勒的战争行为没有任何瓜葛,然而在他的意识里,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进行心灵拷问。这种“人人有份”的思考发自内心,而非迫于外力,于是人们看到,历史在这里不再是桎梏,而成了永动机。与勃兰特相比,我们的东邻日本人在二战问题上则缺少这种高贵的人文品格。与此相似,“文革”后的中国又有多少人勇于忏悔自己而向国人谢罪?连篇累牍尽是“过五关斩六将”,甚至虚构“直捣黄龙”的辉煌。 在文学艺术上,心灵的拷问也比比皆是。卡夫卡可以称作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其作品象征着20世纪的忧虑,揭示了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问题。读卡夫卡的作品,我时常感到一种强烈的来自作家心灵的忏悔情绪,而作品的主人公也往往笼罩着一种深沉的负罪感。稍往前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尤其在罪与非罪的认识上独具洞察力,以至百年以后我们读他的作品仍有“切肤”之感,鲁迅先生称赞他于“罪恶的深处拷问出洁白来”。而鲁迅先生也一直在“拷问”自己,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时时解剖别人,我也时时解剖自己。”这个“解剖”便是对自身复杂人性的审视和裁判,他“解剖”出自己笔下的“狂人”也在“吃人”(《狂人日记》)。作家王西彦坦承自己写作的过程就是“拷问”的过程:“在描写知识分子题材时,我觉得自己手里的鞭子在不断地抽打自己的灵魂。” 文学创作就其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力度而言,应该有两个层面:一是批判,二是内省。仅有批判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当今更应强调的是内省。卡夫卡是一个光辉的参照系,或曰,卡夫卡“往往能揭开现代文明的外衣,挖掘出人的最原始的情感,进而揭示出人的恶行的由来。正是那种对于包括作者自身在内的人类的罪孽的深刻剖析和反省,使卡夫卡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叶廷芳《美的流动》)或曰,在卡夫卡看来,“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就是艺术家‘从内向外’表现自我意识的过程。”(杨小岩《卡夫卡文集·导论》)缺乏自省意识的作品不会是真正的好作品,就算大加炒作,轰动视听,也不可能成为经典之作。 我们的先哲似乎早就告诉过我们一些朴素的真理。《尚书》说,“检身若不及”;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范晔说,“内省不疚,何恤人言”;《淮南子》说,“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欧阳修说,“改过以自赎”……先哲们相当精辟地提出了诸如“检身”、“内省”、“知非”、“自赎”等等概念。中国文化人大可吸取传统的积淀,而抵达内省的层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