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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人小令对后世的影响 元人小令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第一，元人小令作家们玩世的态度，讽世抗世的行径成为明清以还某些名流行为的榜样。据记载，清乾隆年间，黄景仁在北京就“日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明代才子杨慎在滇南“醉后胡粉傅面，插花满头，门生诸妓，舆以过市。”另一位才子唐伯虎则于大雪中游虎丘，“效乞儿唱莲花落”。黄景仁等人这种“逾间荡检”，对抗礼法的浪子行为，与元人小令作家们玩世、讽世之作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元人小令中的言情之作，尤其是偷情、私奔等反抗旧礼教的爱情方式，那种直白，大胆又热烈的言情风格，那种新颖奇特、出人意表的传情手段，几乎成为明清山歌的主流。 第二，自元人散曲开此先河，散曲这种文学形式从涓涓细流成为滔滔江河，成为中国韵文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明代散曲以不衰的势头光耀于文坛。散曲作家中，有继承元代豪放派传统的康海、王九思、李开元、常伦、冯惟敏，有继承元代清丽派作风的王磐、金銮、杨慎、唐寅和陈铎。明代末年，南曲兴盛，出现了梁辰鱼、沈璟等南曲作家。清代散曲创作队伍更为壮大，涉足散曲创作的作家有三百多人，数量上超过了前代。朱彝尊、吴锡麟、沈谦、厉鹗、许光治、徐大椿、赵善庆等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另外，像洪昇、蒲松龄、曹雪芹等人的戏剧、小说中也都有杰出的曲词之作。 第三，从元代散曲开始，这种合乐歌唱的艺术形式，在元、明、清三代歌坛上盛行了六百多年，成为当时文艺表演、歌会宴请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元、明、清三代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金瓶梅词话》中不止一次描写了演唱散曲的场面；《红楼梦》中那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至今仍传唱不衰。据朱彝尊《日下旧闻》记载，明武宗尝于中秋夜与诸妃泛舟太液池，宴饮之中，令宫女唱张可久的《一半儿》小令。可见这种市井之曲，经过三百年的流淌，已浸入皇家苑囿、宫闱深处。文人墨客、市井里巷之间更自不待言了。 第四，元人散曲也影响着当时以及后代的民间歌谣及民间曲艺的创作。散曲是在民间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文人染指和文学色彩的注入，使它逐渐成熟。散曲创作中的铺陈白描手法，句法上的可加衬字，多种对仗手法的运用等，反过来又影响了后代民歌。作为可以合乐的诗歌，散曲中的正字、衬字配合使用，突破字数限制，自由灵活的演唱特点也影响了同为演唱艺术的民间曲艺。南方的评弹、木鱼书，北方的鼓子词、子弟书等都从散曲中借鉴了艺术手法，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