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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芳:逃家上学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叶廷芳 参加讨论

    
    张安朴/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学者叶廷芳,其著述译作为人熟知。但很多读者可能并不知道,叶廷芳幼年曾因伤失去左臂,人生、求学之路较常人远为艰难多舛。但他始终以昂扬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生活、工作,以独臂撑起了一个精彩的世界。本文正是回顾了60多年前,他站在“读书”还是“务农”的人生十字路口上,那个决断的时刻。
        1949年1月,春节还没有来临,但我从峡口(现峡川)中心小学毕业了!同学们熙熙攘攘,互相为学校向各家长喜送毕业证书,一种约二尺长、一尺半宽的挂轴。大家都在谈论考什么中学,问我,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上中学的事,就像后来上大学后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留学的事一样。因为当时的公立中学是不接受我这样的残疾人的,而且由于自卑心理,自己并不认为这样的规定有什么不合理。所以虽然几个月后就解放了,仍没有考虑过升学,仿佛这是命里已注定了的事,加上家里也没有人操心这件事。而我自己也作了自食其力的长期打算,除了给家里放牛、看田水、打猪草等杂活外,还与一位邻居的穷孩子一起在好几块山坡上开垦荒地,学会了使用锄头,种出了绿油油的麦苗,收获了好几筐大红薯,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信心,觉得在水田里犁地、插秧、割稻等确实不便,但凭锄头在旱地上作业还是养得活自己的。于是更淡忘了升学的事了。
        那时学校招生每年分春、秋两次。那年冬天,衢州两所中学(衢州中学和衢县县中)的春季班即将招生了,同村的一位准备考高中的学生告诉我:“现在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了,像你这样的身体情况我想也可以上中学了,你不妨去试试。”但这需要父亲的准许。而自从我失去左臂以来,已成了家庭的累赘、父亲的出气筒,不再敢向他提任何要求。后经这位准高中生的辗转探询,父亲说:上半年经济不行了,下半年再说吧。于是我目送着与我同庚的堂兄在他父亲的护送下去县城投考。但可惜这次他只获得县中的“备取”。过了年,两校宣称:录取的人数不够,需再补招一次。堂兄父子觉得第一次考的“备取”不放心,决心再去应试一次。正当他仍在他父亲陪同下跨出大门那一刹那,我父亲动摇了一下,他嘱咐叔父:“向学校问一下:若这次考取了,等下半年有钱了再去读行不行?”叔父不以为然地说:“明天就开始考了,人家还能为了你再招考一次?!干脆让廷芳今天一起跟我们走吧,考完了再说嘛!”于是父亲赶紧让我收拾行李,与他们一起走。
        衢州中学位于衢城的“制高点”——府山上。坐在报名处的是一位胖胖的戴玳瑁眼镜的老师(后知是校医叶元灿),我首先问他,像我这样的身体情况能不能报名?他对我上下打量了一下,显出一脸惊讶,然后严肃地摇摇头说:“不行不行!”随即把窗门关上了(为了防冷)。这个出乎意外的答复使我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在走廊里来回转了几圈以后,心里渐渐产生一种不服气,也可以说一种抗议情绪。于是又走到报名处,敲开了窗门。我带点质问的口气说:“不是都说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了,怎么对待我还是一样的呢?”叶元灿听了一愣。他停了停,然后说:“你等一等,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就马上进里面去了。不到五分钟他又出来了,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你可以考,可以考。”接着就让我填表。填好后我交给叶老师一看,他说你相片还没有交,要贴在准考证上。这下我又傻眼了!我强调我从来都没有照过相。对方说:“没有相片怎么能参加考试?监考老师会把你赶出来的!”说完他又不慌不忙地把窗门关上了!当时照相馆没有快照业务,照张相起码一个礼拜,而明天就要考试了!为了一张小小的相片而坏了事!这是多么令人丧气的事。于是我灰溜溜地回到住处,那位考高中的老大哥也住在那里。他听了后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请求他给你手背或手心上盖个戳,监考老师查你准考证时,你就伸手给他看。”我带着一线希望回到府山。结果这一计策倒成功了!叶元灿老师在我正面手腕上盖了个戳。第二天监考老师来核对准考证时,他看了我手上的红戳,果然笑了笑表示默许。
        结果两所学校都考取了,我选择了衢州中学。但临开学时,父亲仍然强调经济拮据,读不了书。他反问我:我全年只收了7000多斤粮食,光农业税就交了5200斤,你还吃不吃?但我心里有点不以为然:一学期的学费也就70斤大米(当时货币没有信誉,多以实物交换)。你每年都要做一会季节性生意,能赚一些钱,难道就那么在乎70斤大米?再说我两次逃难荒了一年,手跌伤荒了半年,最近又误了一年,若再误下去,你不觉得心慌吗?但这些内心抵触哪敢跟父亲讲!于是,开学的时候,我只能含着眼泪,默默地目送同龄的堂兄在父亲护送下,跨出家门,朝城里走去……
        于是我又回到麦地,给麦苗松土,给它施肥、浇水。真的,一旦去上学,离开这葱绿葱绿的麦苗,我还真舍不得呢!另外还有两个亲密的朋友,就是我家与叔父、祖父三家共有的两头大水牛。它们一般由我们三家合雇的一个牧童看管。但有时家人为了让他去干点别的活,就让我替他放牧。牛的憨厚大度、只顾付出、所需简单,使我十分敬重和喜爱。离开它们,我也会很想念的。但许多人都规劝我:干体力活,毕竟对你要困难些,不能当作长久之计。还是去读书吧,将来教教书,糊糊口是不成问题的,何况你也很会读书。是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都令我向往学校。但父亲这头“拦路虎”谁能搬得开呢?
        开学的日期到了,想象着新生们正喜气洋洋地走进课堂,心里不禁一阵酸楚。日期一天天过去,心里一天比一天焦急。有时也幻想着再出现一次奇迹,就像报考的最后一天,在堂兄和叔父刚跨出门的那一刹那,父亲终于心软了一下。但这一意外的惊喜,迟迟没有再现。希望随着时间的飞跑而日渐渺茫。到第二周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几乎完全绝望了:即使父亲准许我去,功课也跟不上了!想到这里,眼泪夺眶而出,怕被人听见,就躲进房间,一头钻进被窝抽泣起来。
        第二天上午,天空下着雪。家里叫我喂牛(即用浸泡过的豆粒裹上稻草,然后送进牛的嘴里)。不久发现,父亲不在家,出去串门了!我知道他的规律,一旦离开家,起码中午才会回来吃饭。这给了我一个灵感:能否趁他不在,擅自进城,从堂兄那里借出40斤大米(堂兄寄住在一个同学家,叔父已为他挑去了200多斤大米),先交一半学费,注了册,父亲肯定会大怒一场,但生米已煮成熟饭,他只好接受事实。等我暑假回去时,估计他气已消了一半,硬着头皮让他骂一顿好了!时间不停地往前走着,我心里的计划越来越具体。约11点30分左右,我发现嫂嫂(也是我的表姐)已进厨房开始做饭。我立刻振作起来,想:要走就在今天,就在此刻!不然,等父亲一回来,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将刚包好的一个稻草粽子往地上一甩,摸了摸牛的嘴巴:“对不起,老朋友,没有让你吃饱,再见了!”匆匆跨进屋里,找了两个大麻袋,一袋装进十几斤大米,一袋装进两串挂在楼板下的粽子,用一件破衣包了几件常穿的衣服、袜子等,选了一根叫“两头弯”的扁担,穿戴好蓑衣、笠帽和草鞋(未穿袜子),然后挑起两只麻袋,走到厨房门口对嫂嫂说:“我去上学了,爸爸回来请你跟他说一声!”她马上跑过来想劝阻我:“那怎么行!你要走也得吃了饭再走呀,饭马上就熟了!”我说:“不行,等爸爸回来我就走不了了!”话声刚落我已跨出了门槛,脚步飞快。约走了一二百步后,有点气喘吁吁。回头看了看,没有发现有人追上来,才开始放慢了脚步。这趟路一共45华里。走了7里地,来到樟树底村,已汗流浹背,只得在村边一棵濒河的大樟树底下歇了下来,上次去缸窑来回都在这里歇过脚。这时想起同龄的堂兄两次赴考和上学走的也是这条路,但他每次都有亲人护送着,而我却必须像贼一样逃跑着走!想到这里,眼泪哗哗而下,不禁哭出声来。伤感过去后,肚子觉得饿了,便剥开又冷又硬的粽子啃了起来。肚子吃饱后,口却感到渴了,听见河里哗哗的水声,感到很大的诱惑。但附近却找不到下去的地方。只好忍着吧。
        过河需要走过一条木头支架的长长的木桥,雪使得桥面很滑,我一再提醒自己必须千万小心,每一步都得拿着劲。好容易过了这座百十来米的长桥后又出了一身汗,觉得比走那7里地还要吃力,便又歇了一会儿。下午4点30分左右到达这趟路程的中间站——云溪镇。看见第一家小饭馆我就进去了。一个中年妇女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不吃什么,我只想喝一碗茶,给你一个粽子(上面说了,当时实物交换已成常规)。对方一笑:“你的粽子很好吃?”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等脱掉蓑衣,摘掉笠帽,去拿粽子时,她惊讶地发现:“唷,去年热天有一个受伤的孩子从这里抬过去,是不是就是你呀?”我一怔,糟了,被人认出来了!未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上次好几个人抬着你走,今儿个怎么让你一个人走哇?”我说:“上回我去很远的地方看伤,今天是去城里上学;近多了!”“上回好些人都说:你准是个有钱人家的少爷,看来大家猜得不对,要不你少了一只手,还让你冒这样的坏天气,挑那么重的担子一个人进城上学呀!?”这时心被她触动了,有点酸楚起来,无可奈何地回答了一句:“咳,大概命不好吧!”赶紧挑起担子继续走了。
        大部分路段都从田垄里通过,又窄又泥泞,草鞋与脚丫子早就合而为一了,脚也麻了,已感觉不到冷了。暮色开始降临的时候,才到达浩浩荡荡的衢江埠头,有名的“浮石潭”。这里需要上木船摆渡。这是第三次经过了,所以船老大很快就看出我来了!他非常疑惑地问:“你这么点年纪,身体又不便,你家里怎么能忍心让你一个人出远门呀,还挑那么重的担子!”他的话又勾起我的辛酸,我默然不语,怕哭出声来。待情绪有所恢复以后,我替父亲开脱说:“我父亲有吐血的毛病(那时农村里还没有听到过“肺结核”这个病名),冷天出门容易刺激咳嗽。”船老大再也没有说什么。
        上岸后,离城里只有5里地了!而且路面又宽,又不泥泞。我一口气就进了北城门,只拐一个弯就到了堂兄住的地方。他见我到来十分高兴,但他很惊讶:“你靠一个肩挑,怎么能把那么重的担子挑到城里!”他赶忙弄了半脸盆热水给我洗脚。洗完脚,我一边穿鞋袜,一边提出向他借40斤大米交学费的问题。想不到他一听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停了一会儿,他终于说:“这大米是我爸爸专门挑选出来的好米,拿去交学费太可惜了!”他的回答使我十分意外,惊愕地看了他半天,然后转过身去说:“这40斤米对我是关键啊,交不了学费,我就上不了学。可除了你就没有别的人能借给我了!”当我再转过身来的时候,见他牙齿咬着嘴唇,说明他很为难。这时一种自尊和悲愤情绪控制了我,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抗议:“我这么千辛万苦跑到这里来,你却在乎大米的好坏!15年的手足情到哪里去了!?”但我没有让这些话爆发出来,只默默地坐到椅子上去,把鞋袜脱了下来,重新把草鞋穿上。这时堂兄紧张了:“你要干什么?”我平静地说:“你不必为难,这个学我不上了!我这就回去!”他说:“都入夜了怎么能回去!算了算了,你别生气了,我借给你,借给你!咱们毕竟是一起长大的嘛,我没有别的亲兄弟,一直把你当作亲兄弟,这个忙怎么能不帮呢!我刚才在考虑,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堂兄毕竟是个善良人,他还答应让我跟他住在一起走读,这样可省一些钱。
        第二天就去学校上课了。第一堂课是英语课,但对别的同学已是第三个礼拜的课了。我曾经在一个远亲那里学会了26个字母的读法。但当老师领着大家读good morning的时候,我傻眼了:26个字母中哪有“格”、“得”等等这些音呀?结果一堂课下来完全坐了“飞机”!于是我开始焦急甚至懊悔起来:这样违抗父命、忍饥受冻跑了出来,如果最后却落得个不及格甚至留级的结局,父亲怎能饶得了我!在无奈之下,我又去求教那位同村的、如今已经上高中的老大哥。我说晚到了,英文连门都摸不着,能否每晚抽点时间帮助我一下?他想了一下说:“帮助可以,但必须跟你订个协定:每晚不得超过一小时。”我一听,怎么这么不给面子,还要订协定?但再一想,一个小时也不算短了,人家自己还得做功课。于是就断然接受了这个条件。这才知道,英语还有“拼音”的事情。我一连来过三天,每天实际不到半小时。第四天我就自己上路,而且成绩在班上一直遥遥领先,尤其是英语,每年都是班上的“课代表”!
        叶廷芳 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至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艺术的觉醒》等20余部,以及译著、编著等30余部。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有关戏剧、建筑与艺术方面的评论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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