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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史:统合经学与子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姜广辉 参加讨论

    近九十年来,学术界出版了许多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这些书越编越细,越编部头越大,但编写套路并没有大变,即差不多都是对自古以来思想家的评传。这些思想家的著作,若按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方法,主要是属于“子”类著作。我们或者可以说,近百来学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比较重视较具个性化的“子学”的。
        读了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其中的少数人也许是这样,但对其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则并非如此。你看先秦的史书类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提到了哪位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思想?在后世的正史中,也很少提到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思想,如果提到,也多半与其关于经典解释的活动有关。这也就是说,在中国实际的历史中,“子学”的地位从来就不那么高。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著作过于突显“子学”的历史地位,若从信史的角度看,不免有拔高之嫌。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从先秦说起,“六经”的地位远比“诸子”的地位高,连《庄子》都说,诸子不过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更不用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经学在两千年历史中一统天下,子学完全处于附属的地位。也许由于经学在历史上占据的支配地位太久,起了压制思想的负面作用,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反感,所以,近百年来,无论是疑古派也好,马列派也好,几乎都有一种共识,即认为把“六经”当作经典、并发展出一套经学,不过是历史的误会,因而提出“变经学为史学”,意思是只应把“六经”当作史料看,而不应当作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载体看。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明确提出“必须改变经学为史学,必须反对顽固性的道统观念”。1951年,顾颉刚更明确地说:“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为史学。”
        经学支配中国思想界两千年,这是实际的历史。作为历史学家应该承认这段历史,解释这段历史;而不应以个人之好恶抹煞这段历史,改写这段历史。我曾在2003年发表的《新思想史:整合经学与子学》一文中写道:
        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 
        当时要写这篇文章的缘起,也是同朋友闲谈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看法,就是无论国内国外都很难找到一部可信而又简明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教材。我的观点是,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因为是以子学为主,忽略了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的地位,所以这些著作已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需要。我提出今后新的《中国思想史》的编写设想,它大约要分为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我们今天的经学史研究基础不好,要写一部好的中国经学史著作,就要做到如徐复观先生所说,先写一部能突显经学价值和意义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著作。第二步,在写出中国经学思想史著作(“安魂”)之后,再去写一部新的中国经学史著作(“立根”)。第三步,将这种新的中国经学史著作与已有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成果相整合而成一部新的中国思想史著作。
        由梁涛主编的《新编中国思想史二十二讲》近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在每一个思想史断代,选出几篇有代表性的经学、子学研究论文,作为教材资料。在没有更好的新的思想史教材之前,选择此书作为思想史教材,学生可能会获得更为信实的知识。因为这些论文大都出自大名家之手,对于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可能会起到示范性的作用。
        当然,究竟哪些论文应该入选,哪些论文不应该入选,作为主编,梁涛有他自己的考量。我个人认为,这种编选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可能会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尽管本书可能还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尝试,但其价值和意义应值得充分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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