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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十年来，学术界出版了许多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这些书越编越细，越编部头越大，但编写套路并没有大变，即差不多都是对自古以来思想家的评传。这些思想家的著作，若按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方法，主要是属于“子”类著作。我们或者可以说，近百来学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比较重视较具个性化的“子学”的。 读了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其中的少数人也许是这样，但对其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则并非如此。你看先秦的史书类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提到了哪位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思想？在后世的正史中，也很少提到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思想，如果提到，也多半与其关于经典解释的活动有关。这也就是说，在中国实际的历史中，“子学”的地位从来就不那么高。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著作过于突显“子学”的历史地位，若从信史的角度看，不免有拔高之嫌。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从先秦说起，“六经”的地位远比“诸子”的地位高，连《庄子》都说，诸子不过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更不用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经学在两千年历史中一统天下，子学完全处于附属的地位。也许由于经学在历史上占据的支配地位太久，起了压制思想的负面作用，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反感，所以，近百年来，无论是疑古派也好，马列派也好，几乎都有一种共识，即认为把“六经”当作经典、并发展出一套经学，不过是历史的误会，因而提出“变经学为史学”，意思是只应把“六经”当作史料看，而不应当作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载体看。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明确提出“必须改变经学为史学，必须反对顽固性的道统观念”。1951年，顾颉刚更明确地说：“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为史学。” 经学支配中国思想界两千年，这是实际的历史。作为历史学家应该承认这段历史，解释这段历史；而不应以个人之好恶抹煞这段历史，改写这段历史。我曾在2003年发表的《新思想史：整合经学与子学》一文中写道： 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 当时要写这篇文章的缘起，也是同朋友闲谈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看法，就是无论国内国外都很难找到一部可信而又简明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教材。我的观点是，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因为是以子学为主，忽略了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的地位，所以这些著作已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需要。我提出今后新的《中国思想史》的编写设想，它大约要分为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我们今天的经学史研究基础不好，要写一部好的中国经学史著作，就要做到如徐复观先生所说，先写一部能突显经学价值和意义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著作。第二步，在写出中国经学思想史著作（“安魂”）之后，再去写一部新的中国经学史著作（“立根”）。第三步，将这种新的中国经学史著作与已有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成果相整合而成一部新的中国思想史著作。 由梁涛主编的《新编中国思想史二十二讲》近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在每一个思想史断代，选出几篇有代表性的经学、子学研究论文，作为教材资料。在没有更好的新的思想史教材之前，选择此书作为思想史教材，学生可能会获得更为信实的知识。因为这些论文大都出自大名家之手，对于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可能会起到示范性的作用。 当然，究竟哪些论文应该入选，哪些论文不应该入选，作为主编，梁涛有他自己的考量。我个人认为，这种编选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可能会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尽管本书可能还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尝试，但其价值和意义应值得充分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