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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全椒丘良任先生学述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蒋寅 参加讨论

    一个人能不能称为学者,不在于有多大的学问,写过多少书,有多大的名气。学者是禀赋特殊气质的人,沉潜专注,孜孜不倦,以求知问学为人生目标,以读书写作为至上快乐。这样的人,就是学者。我认识的学者很多,但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学者的并不多。在这不多的人中,丘良任先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
    丘良任先生1912年出生于吴敬梓的故乡安徽全椒,父亲丘景章是全椒有名的才子,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后创办全椒中学,泽及乡里。良任先生在故乡度过童年,后就读于南京钟英中学。那是一所很有历史的名校,卢前、唐圭璋、马宗霍等前辈学者曾在此执鞭,良任先生到晚年仍念念不忘诸位先生讲课的丰采。此后良任先生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文学院攻读中国文学,受业于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及其他一些著名学者,打下文学研究的基础。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南京的中学执教,后多年从事新闻工作,在湖北、湖南的数家报纸任编辑、总编、社长之职。四十年代末受聘于长沙克强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育岗位。
    建国后,良任先生先后在长沙、淮南、北京、贵阳、淮北等地的中专和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他的教学注重直观性,力求简明易懂,为此他花费许多功夫自己绘制教学参考图,搜集与古代作家、作品有关的图画,上课时挂在黑板上给学生看,口述手指,一目了然。在湖南任教期间,他带着研读杜诗的问题,结合作品进行实地考察,开始研究杜甫晚年流寓湖南并终老于斯的经历。不幸的是,自五十年代后期直到文革结束,良任先生遭到长达二十余年的政治迫害,完全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这段残酷的经历,我从来没听老人提起过,只是从他书房兼卧室墙壁挂的“补蹉跎书室”匾,推想这段生命的空白,不,不是空白,是苦难,给他的沉重记忆和无尽的憾恨。
    文革结束,高校终于恢复正常秩序,而任教于长沙水利师范学院的良任先生却已到退休的年龄,随子女定居北京。说起来不无讽刺意味,直到京寓赋闲的此时,他才得遂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夙愿,而他所有的成果也都是在他离开教研队伍以后完成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湖南,得不到任何组织和单位的支持,缺乏基本的工作条件,研究成了日常最艰苦的工作,同时也成了晚年最大的快乐。谁能想象,一位年届古稀的老人,常年拄杖步行或挤公共汽车去图书馆看书、抄书,以惊人的毅力,在各地的图书馆抄录、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工作人员没有不熟悉这位老者的。每次搬家,他首先告诉我的是,新址正好有车直达中科院图书馆,或到首都图书馆很方便,他的日常起居仿佛就是在图书馆里。有一段时间,我在中科院图书馆看书,每次都碰到丘先生,休息时聊聊学问,谈谈家常。1998年,我集中看首都图书馆的书,还是常遇到老人,他感叹地说,现在科学院图书馆搬得太远,不能去了,好在首都图书馆乘车几站就到,还能来看看。也是看一天算一天,没多少日子能跑了。丘先生此时已八十六岁高龄,我相信世间老而好学的学者肯定很多,但像这样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去图书馆看书、抄资料的,能有几人?所以我心里一直将丘先生作为真正的学者来尊敬。
    据我粗浅的了解,良任先生的学术涉及杜甫、吴敬梓研究、竹枝词、历代宫词、诗词理论、民俗学、清史、文学史。1978年,良任先生在长沙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多方查阅文献, 考定杜甫卒于湖南平江,并殡于当地,子孙流寓,遂有平江一枝杜裔,其53代孙杜勇民至今还保存着明清两代编印的家谱。1979年,先生任教于淮北煤炭师院,将上述考证结果写成《论杜甫之死及其后裔问题》一文,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翌年夏,因事赴京,途经济南拜访杜甫专家萧涤非教授,详谈了自己对杜甫终焉之地的看法,萧先生表示肯定,并发表《杜甫逝世地点问题》再作论证。萧先生的论文影响较大,学界多采取他的结论,而不知此说实发自丘良任先生。1984年后,良任先生复归长沙,沿洞庭湖、湘江杜甫行经之处进行实地考察,将杜甫 晚年流寓湖南的诗作按月排列,编成《杜甫湖湘诗月谱》,将历来与夔州诗相讹的作品作了辨正。这两篇论文都收入了1998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印行的《杜甫研究论稿》中,而他辛勤搜集有关图片、资料、诗文编成的《杜甫湖湘经历研究资料汇编》,最终却未能出版。
     良任先生自幼研习中国古典诗学,对古典诗歌的传统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蒙文通先生认为,“诗言志”的“志”实即事,良任先生也反复强调,中国自古就有“诗言事”的传统,突出的例子就是古籍中大量的《竹枝词》和《宫词》。《竹枝词》原是唐代流行于巴山楚水长江中游地区的民歌曲调,传唱非常普及。安史之乱后,北方藩镇割据,士大夫游宦贬谪多向南地,浪漫而绮丽的巴楚文化、生动活泼的民间音乐,给白居易、刘禹锡这些生长在中原的文士以十分新鲜的刺激,于是像屈原一样用《竹枝词》的曲调,仿民歌的风格作诗。宋代自苏东坡、黄山谷、范石湖、杨诚斋以降,作者不乏其人。明清以后,地域风土意识愈益强化,遂有全面歌咏一地风土的《竹枝词》专集出现,百首以上的专集现知就有六十多家!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五百三十二首,而金长福等《海陵竹枝词》竟多达八百首。一般认为“竹枝泛咏风土”(王渔洋语),后人专以纪一时一地风物民情,尤贵在搜奇猎异,所咏无非是方物土产,奇风异俗。有时还涉及一些特殊的内容,如明代邝露有《农桑竹枝词》三十一首,清代叶燮有《吴江大水竹枝词》四首,佚名有《长沙抢米竹枝词》七十四首,何振镛有《长沙大火竹枝词》十首。在地域上,竹枝词歌咏的地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远及海外(尤侗有《海外竹枝词》一百首、局中门外汉有《伦敦竹枝词》一百首)。其中尤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上海一带为多,一是最不开化的地方,一是最开化的地方,二者都有让人惊奇叹异的东西,故为人津津乐道。正因为竹枝词写作有这种猎奇动机,所以其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民俗民情的地域文化资料,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神话学乃至文化人类学尚未开发的一座宝库。良任先生有感于此,多年来一直潜心搜集《竹枝词》,在各地图书馆广考古籍,托友人多方访求,从无以计数的浩繁典籍中搜辑得上千位作者的《竹枝词》数万首,而且多为几十首上百首的专集,相当一部分还是罕见的钞本、稿本,使《竹枝词》的巨观初步展现在我们面前。考虑到书稿过于庞大,一时难以出版,他先选择了最有价值的二百二十四家,撰成《竹枝纪事诗》一书,以竹枝词本身的形式来论述竹枝词。每首诗下系以叙录,或述其源流,或撮其内容,或论其影响,或稽其本事,凡珍本善本都说明收藏处所,而诗中有关乎社会风俗、可印证古史记载的内容也予以指示,胜解迭出。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良任先生撰写了《竹枝词与中华各族民俗》、《竹枝词与<山海经>研究》两篇论文,用《竹枝词》中保留的古史和民俗资料与古籍相印证,为古史和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良任先生对宫词的研究较竹枝词为晚,具体情况我不太清除,只是有两次见面听他说起宫词,以为内容丰富,不仅比正史更可靠地保留了历史的真相,也比野史更有趣,更有可读性。我曾把我见到的若干宫词复印给他,以为他草创未久,未必搜罗很广。不想1995年,我去拜访老人,他竟拿出厚厚的一册《历代宫词纪事》送我,是暨南大学出版社新刊的,装帧和印刷都很精致。书中以清代史梦兰的《全史宫词》为纲,按朝代顺序选录各家宫词,保留原有的小注,再施以注释和解题。解题广引有关史籍,与诗的内容相参证,收以诗证史,以史证诗之效。而前言乃是一篇宫词通论,将宫词分为帝后之词、诗人之词、史家之词三类,各举若干种加以叙论,对宫词作者的身份、宫词的内容、体制及各家宫词的特点一一作了评述。这也许是目前仅有的对宫词的总体观照,从中可见良任先生掌握材料之丰富和见闻之广博。
    良任先生一直留意搜集乡邦文献,辑有《全椒先贤诗钞》。对全椒人引以自豪的小说家吴敬梓一门的著述,更是刻意访求,潜心研究,每有所见,必抄录或复印寄给全椒县吴敬梓纪念馆。前几年我偶尔发现一些吴敬梓的佚作和生平资料,老人高兴极了,再三称赞有意义有价值。后来周兴陆先生发现吴敬梓佚著《诗说》,在《光明日报》撰文加以介绍,良任先生读到《诗说》,撰《文木山房诗说初探》一文,发表在《古籍研究》2000年第3期,对吴敬梓的《诗经》研究作了初步探索,对吴敬梓异于前人的通达见解给予很高评价。良任先生还曾为全椒吴敬梓纪念馆题《减字木兰花》词八首,缅怀先贤之情溢于言表。他对故乡文化传统、故乡人民的眷恋之情,全椒人是不会忘记的。
    良任先生是性格开朗,胸襟宽广的人,淡泊名利而笃于情谊,视学术为天下公器,常将自己辛勤搜集得来的珍贵资料慷慨地提供给别人。平生爱才若渴,对乡里后学倍加奖掖,手把手地指点年轻学人从事研究,而在浸透他的心血和劳动的最终成果中却见不到他的名字。他每天凌晨即起,书写蝇头小楷一篇,然后就去图书馆看书,回来后接着整理所得资料,一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这种顾炎武称为“采铜于山”的工作无疑是极为艰巨的,可良任先生却自谦是“拾麦穗”。就凭着这种孜孜不倦、日积月累的功夫,他发掘、整理了民族文化的许多宝贵遗产。他的业绩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一致肯定,《竹枝纪事诗》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赢得广泛好评,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以”拾麦穗的老人“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
    2000年8月12日,良任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九岁。辗转病榻之际,我曾前往探望,老人回顾平生,虽历尽坎坷,但毫无憾色。他说晚年过得很充实,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社会;两部书稿已托付友人整理,想终不至于湮没散失。几个子女各有不凡成就,尤其令他无限欣慰。老人娓娓而言,神情是那么平静,那么安祥,但深悉老人二十年爬梳剔抉之辛勤的我,却不能不为之怅恨–老人耗费二十多年心血编成的煌煌巨著《中华竹枝词续编》、《历代宫词统编》,联系数家出版社,都逡巡不决,束手观望,使稿压多年,不能问世。如此有价值的资料沉睡箧笥,不得为世所用,实在令人扼腕。
    我和良任先生相识,是在1988年的太原唐代文学会上。十二年来,承先生厚爱,视为忘年小友,常通信问,屡蒙赠书。1998年五月,良任先生曾见示四七年发表于《泱泱》的十首词,说自觉词胜于诗,又戏言身后如有人写文章谈到他,希望能提提他的词。先生病笃,以诗词稿相付,纸墨犹新,而人天永诀。今日正值先生丧满七七之期,回想当时情景,诚所谓“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不觉为之怃然。以我的浅学少识,不足以论先生之词,谨编次遗稿,付施议对词兄刊于《中华诗词集刊》,读者无论知与不知,讽诵之下自可想见其为人。姑以这篇小文略述先生行谊学术,以寄永思。
    2000年10月1日
    丘丈良任平生治杜诗有得,晚年辑历代竹枝词、宫词,蔚为巨观,而诗词不多作。所遗诗稿计有自印《补蹉跎室存稿》一册,收诗词六十五首;另有打印《竹枝楼诗草》、《补蹉跎室诗词稿》若干叶及手稿一纸,殳其重复,共得诗四十四章,词三十三首。《补蹉跎室存稿》间注写作年月,《菩萨蛮》十首及《蝶恋花》(记否庭前红杏树)、《鹧鸪天》(双柳参差半着天)曾刊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泱泱》,《都邑》二首系手录一九四九年旧作,今依年月排列,以见丈丈蒿目时艰、忧心民瘼与夫尚友前贤、论交侪隽之迹。丈曾自言词胜于诗,其言情咏物之工,读是集者有目可睹,固不待予小子饶舌也。忆一九八八年秋于太原唐代文学会初识良任丈,丈丈不以寅后学蒙昧,屈节下交,视为忘年小友。前后十二年中,或尺书通问,或邂逅欢谈,嘘寒问暖,关爱有加。丈辑历代竹枝词、宫词,其功至巨,寅观书偶得一二,必钞印寄呈,相与切劘之乐,有言语文字所不能道者。客岁六月,家父母来京小住,丈枉驾下顾,杯茗清谈。座间闲话金陵旧事,不意二老竟为钟英中学校友,相对拊掌。时丈丈步履犹健,家父谓老当益壮,百年之寿可期也。孰知昊天不吊,岁星未周而丈遽不起。今庚辰六月,先师千帆先生归道山,丈闻讣而悲,谓己亦不久于人世,其声情之悲抑迥异于常日。寅前往探视,丈欹榻执寅手,以诗稿相授,语益凄切。寅强语宽解,而中心忧戚,不能自已。八月十二日午,丈病笃,寅闻讯奔视,丈已不识寅矣,当夜丈即弃世。今适七七期满,灯下编次遗诗,纸墨犹新,而人天永隔。昔子桓追旧游而伤心,对遗文而抆泪,其悲有不异今夕者夫。寅不能诗,昔年曾草拟七绝五章,博丈一哂。姑录于此,聊寄哀思。
    时公元二千年十月一日 金陵后学蒋寅衔悲敬跋
    读《竹枝纪事诗》敬呈丘良任丈五首
    民歌清唱得天真,别样风情日日新。
    诗家解道竹枝好,殷勤谁是马端临?
    虫老鱼枯二十秋,丹黄千卷竹枝楼。[1]
    年光寂寞书窗里,一帙编成雪满头。
    万首千家入网罗,暮年心事补蹉跎。[2]
    可怜抱璞无人顾,自写华章独自歌。
    异俗蚕丛旧史文,雕题凿齿费钩沉。[3]
    古诗纪事开新说,传统还须更细论。[4]
    三馆十年常日行[5],披沙书海眼犹明。
    竹枝楼外青春好,夕阳红处看先生。[6]
    注释:
    [1]臧克家先生为丈题“竹枝楼”
    [2]丈书斋名“补蹉跎室”,悬大康先生书匾。
    [3]丈著文以竹枝词所载民俗印证《山海经》所载古国史。
    [4]丈拟著文论中国诗歌之纪事传统。
    [5三馆指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寅每与丈邂逅于图书馆。
    [6]近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将介绍丈事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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