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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印象之李红岩:越来越深细化的历史人物类图书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做学问大概也是一件并不公平的事。仅以资料搜集而论,许多年前泡图书馆苦索不得的那些稀罕玩意儿,现在只要在互联网上轻点鼠标,便哗哗地呈现出来了。每念及此,常有朋友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
        一些后生占据着科技时代的制高点,则情不自禁地冒出优越感。他们时不时地在论文的开场白中笑话前辈学者没有看到这、没有发现那。对这种鼠标点出来的优越感,我会有不愉快的感受,却从不敢有不高兴的表示。
        在由鼠标按压、驱动的微阅读、碎阅读、读网不读书、写微信不写著作的风气中,能够完整地读一本书、写一本,简直成了一种美德。如果有人读了许多本书,然后在阅读许多本书之后又写出一本新的书,那就不仅是一种美德,甚至可称是大德了!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我阅读了若干这样与德相伴的好书。我不想一一列出它们的书名,既避免主题散乱,也免得冒充篇幅。我只想点出四本与历史人物有关的书。从这四本书,可以映现出多年来历史人物类图书的基本特点。
        历史人物一直是中外历史研究的大宗,也是写作、阅读的重镇。近二十年来,以笔者观察,这类图书的基本特点,是日益走向深细化。
        这就是说,单一化、主题化、主干化、线条式的写作模式几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代之而起的,是对历史人物多重面向的细致描写、分析与揭示。比如西北大学陈峰教授的《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三联书店2013年5月),就立足于细微地逐一揭示北宋政坛群体人物的纠结与矛盾,避免给出固化的结论。在他笔下,主政长达二十年的权臣吕夷简,热衷权术、冷酷无情、老谋深算、纵横捭阖,但也有豁达大度、谨小慎微的一面,属于有大才智之人。而许多人熟知的寇准,勇担天下大任,具有治国的大智慧,但也性情偏激,小事上糊涂,而且恋权。在他笔下,人物的双重或多重性格纠集于一体,相关而有区别,独立而又统一,成为与主调笔法相对应的复调结构,从而造成人物线索前呼后应、此起彼落的效果。
        特别是对心理史学方法有意无意的调动,使得作者的生命情感遥接、投射到对象的行迹之中,因之史料成为素材,对象有了动感与形象感,“生逢宋代”也就不仅是对“逢宋代而生”的那些人的简单描画,而且是将读者的体验“与宋代相逢”起来了。
        这个特点绝不仅仅属于陈锋教授。我们读卜键先生的《明世宗传》(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同样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在史籍中,明世宗嘉靖皇帝既仁孝善良,又暴虐残酷;既果断刚毅,又对弊政漠视迁延;既对所爱的女人缠绵,又乖张狠戾,予夺予取;他有一颗孤寂凄苦的心,丧失了治世的热情,又履行着一位帝王的责任。对这样一位多重面相的历史人物,当然需要复调式的再现,需要作者“生逢”明世宗的那个年代。
        政治领域无疑是历史人物演出其活剧最重要的舞台。以往的历史人物研究重在揭示这些人物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从而对其进行价值定位。而现在,是重在对历史人物多重面向的走近与揭示。这一特点,是历史人物类图书深细化最突出的表现。而由古代人物转到近现代人物,由政治人物移到非政治人物,由单一图书扩展到所有历史人物类图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
        说到近现代人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目前要策划出版一本(套)近现代人物的图书已经非常困难,因为但凡近现代的一线名人乃至二三线名人,几乎都出版了与之相关的书。这些直接(如日记、文集)或间接(如传记、年谱)的图书,有一大好处,就是让读者丰富了对历史人物多重面相的认识。最近,中华书局重新出版了《谭献日记》(2013年8月),是“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的一种。书中有钱基博先生为日记续录写的一篇跋记,即让我们对章太炎的认识更加丰富了。钱氏说,章太炎曾经给谭献(字仲修)写信,首署“夫子”,自称“受业”,而给另外的人写信提到谭,却不但直书“谭仲修”,而且称之为“乡先生”。钱氏感叹:“师弟徙以死生,势能施于问学。”
        我们知道,钱基博先生的主要著作,近十几年来都已经翻印出版,他的儿子钱锺书先生的著作,也几乎出齐了(包括手稿)。而关于钱锺书先生的相关研究,现在却不那么“热”了。那些当年许多人遍寻不得、甚至压根儿不知道其存在的史料,现在几乎都被翻了出来,被印成了铅字。仅以《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而言,过去我只能想象它的样子,现在却影印在凤凰集团出版的《无锡文库》之中,很容易看到。可是,现在又有几个人肯去读这些“老古董”呢?匮乏时,我们会与史料发疯恋爱;丰富时,我们会对史料不抬眼皮。学术的轮回就像“围城”一样,充满矛盾,当然也是对碎片化阅读的报复。
        但有一本书例外,那就是钱之俊先生的《钱锺书生平十二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11月)。这本仅19万字的小书是从许多老古董中爬梳出来的,让我非常钦佩。我以为,这是近年来研究钱锺书先生用力最深、取得成绩最大的一本书。作者作为八零后的年轻人、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像蜜蜂一样在各类史料中采集精要,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填补了许多以往研究的真空。像“钱锺书与《桃坞学期报》”、“钱锺书与合众图书馆”等题目,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想都不敢想。
        这也印证了历史人物类图书深细化的另两个表现,即:日益重视从社会化视角揭示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日益重视从实证化角度呈现学术人物的细微动作与局部作为。
        深细化是历史人物研究的进步,但切忌把历史人物的主脉络淹没掉。因为,无论怎样深化或细化,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准则都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看这个人物是顺应历史发展,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们不应该以复杂性的面向去掩盖一个人的基本面向,也不应该以笼统的历史人物概念去消解价值判断。复调可以补充主调,但不可代替主调。正义原则与历史主义原则有机结合,应该是我们研究任何历史人物的基本遵循。在创新发展中不忘本源,才是学术进步的正途。当然,我讲的是一般性的道理,并非影射上述四本好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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