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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隍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信仰文化，其信仰范围不仅在中国，也流传到东南亚国家。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都源自于中国本土，但在持久的社会变迁中，却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本文拟将探索两地城隍信仰的基本形态，勾勒其基本轮廓，并作相关比较。 关键词：台湾；新加坡；城隍信仰；比较研究；社会变迁 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1]源远流长，根据正史记载，祭祀城隍最迟在齐梁之际（公元6世纪60年代）已经出现，城隍是城池保护神。唐代以来，城隍的故事广泛流传，奠定了城隍信仰的发展基础。宋元以来，城隍神祠已遍及天下，城隍被纳入道教神系。明清以降，城隍被纳入国家祀典，成为强制性的天下通祀，具有扩散到全国的合法地位。清亡以后，中国历经五四、文革…等运动，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几乎成为一种逝去的信仰文化，而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仍然活力十足。[2] 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虽然同源，但却不尽同流，他们在持久的社会变迁中逐渐塑造出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从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建立、转变，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予以探析，并比较其中的差异，勾勒基本轮廓。 一、移神运动的塑造：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建立 城隍信仰在台湾与新加坡的建立主要是受移神运动的塑造。清代，中国东南沿海掀起了一股移民东南亚的浪潮，这些移民将自己的信仰带到移民地，移神和移民几乎同时进行。台新两地的城隍信仰即是在此背景下建立，但两者建立的时间、原因，以及主导力量各不相同。 台湾纳入清代版图后，便开始了官方的移神运动。清代沿袭明代旧制，将城隍列入国家祀典，规定每个城市必须设置一间城隍庙，以象征帝国政权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因此，台湾的城隍信仰在建立初期主要由官方主导，它的信仰基础是从中国本土大量移殖而来的汉人，他们将自己的风俗习惯融入日常生活，把台湾复制成了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 由于台湾是新附地区，一切尚属草创，待地方事务步入正轨后，地方官员就必须竭尽所能建造城隍庙。[3]台湾最早的一座城隍庙建于明郑时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在台湾建立一府三县，该庙被确立为台湾府城隍庙。台湾县城隍庙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171），诸罗县城隍庙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凤山县城隍庙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些寺庙多由当地知县和士绅捐建。[4]此后，随着地方建置的扩增，各县、厅也陆续建造起了城隍庙，一直到光绪年间，仍在建造城隍庙。清领时期的台湾城隍庙还是官府发布示谕的场所，借用城隍信仰来推行实际政务。[5] 除官祀城隍庙外，台湾还有民祀城隍庙的情况，这也是台湾城隍信仰建立的另一支力量。台湾的民祀城隍庙主要由移居台湾的大陆移民所建，他们往往从原乡携带香火或神像渡台，建造分灵城隍庙。如大稻埕霞海城隍庙、重寮安溪城隍庙……等都是私祀城隍庙。这些城隍接近于乡土保护神，更符合人民需求。并且，私祀城隍庙的庆典活动比官祀城隍庙更为热闹活泼。[6]于是，台湾的城隍信仰在官民的双重移神运动中得以建立。 而城隍信仰在新加坡的建立要比台湾晚得多。当19世纪30年代中国移民大规模进入新加坡时，新加坡已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对于新加坡的移神运动主要是民间自发行为。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后，往往会根据他们的方言和习俗分成若干帮派[7]，建造供奉他们信仰神明的庙宇，成为同乡活动、联络感情和解决地方事务的场所。新加坡的城隍一般被供奉在这些帮权庙宇之中。[8] 据现有文献记载，新加坡最早供奉城隍神的庙宇是创立于于道光八年（1828）的恒山亭，其与台湾府城隍庙（1684）相比，相差近一个半世纪。在19世纪的乡村或丛林地区，也有一些村民在简单的亚答屋中供奉城隍，他们大部份是由华侨从中国祖籍地分灵而来。[9]这一时期，城隍与地域色彩浓厚的主祀神明[10]相比，其地位并不突出，但仍被视为保佑家乡的神明，并且每年都会有盛大隆重的祭祀仪式举行。[11]直到1905年，新加坡市区才建立了一间主祀城隍神的星洲城隍庙。[12]其与台湾府城隍庙相比，相差两个多世纪。 由此可知，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在台湾与新加坡的建立都与移神运动有关，移神和移民几乎是同时进行，但台湾城隍信仰的确立时间要比新加坡早近一个半世纪。台湾的移神运动主要由入主台湾的清政权推动，移民起辅助作用。城隍纳入国家祀典，城隍信仰成为官方主导的信仰，几近官方宗教，并且在民间也有私祀城隍的现象。而新加坡却是英国的殖民地，并不具备台湾那样的先天优势，城隍信仰只能在民间流行，台湾比新加坡更具适合城隍信仰发展的文化土壤。[13] 二、隐形力量的冲击：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转变 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在建立之后，在历史长河中都受到了隐形力量不同程度的冲击，并发生了不同方式的转变。台湾的城隍信仰主要在日治时期（1895—1945）因政权鼎革而发生转变，而新加坡的城隍信仰主要在新加坡独立（1965）因佛道组织的影响而发生转变。 日治时期，台湾的城隍信仰因政权鼎革，其官方宗教的地位被国家神道或内地佛教所取代，而成为完全的台湾民间信仰。政权鼎革后，新政权带进优势的武力、文化和宗教，将台湾传统的宗教信仰一概视为“旧惯习俗信仰”，城隍信仰由此失去了正统地位和国家支持。[14]为了应对危机，台湾的城隍信仰迅速转入民间，经常举行民间化的庙祭和迎神庙会，只是在表现方式和信仰内涵上有所变迁。 日治初期，殖民政权对民祀城隍庙的影响较官有城隍庙小，大稻埕城隍庙在1897年，就恢复了迎神绕境的传统。1898年以后，全台各地的城隍庆典活动逐渐恢复，各地城隍庙纷纷仿照稻江城隍庙模式，举行绕境活动。1908年，台湾的纵贯铁路全线通车，台湾传统的庙会节庆活动打破地域疆界的限制，逐渐扩展成全岛性的活动。但1915年发生“西来庵”事件[15]后，日本采取比较严厉的宗教政策，将台湾的旧惯信仰斥为“迷信”，但仍不能阻挡这种潮流。中日战争之前，全岛各地的城隍庙会活动大多能引起相当的盛况，并且融入了日本文化。中日战争爆发后，岛内掀起了皇民化运动，对原有寺庙进行整理，但岛内的庙会活动并没有遭到立即行和全面性的禁止，大稻埕、新竹、嘉义…等地依然照常举行。[16] 新加坡的情况与台湾大有异趣。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内部宗教多元和种族多元。建国后，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宗教政策[17]，为城隍信仰在新加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加坡早期中国移民以信奉道教或佛教为大多数[18]，并且基本上佛道不分。但新加坡独立之后，随着佛教组织和道教组织的日益完善和壮大，信徒开始对佛教和道教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新加坡的城隍信仰出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两种发展道路[19]。在这场民间信仰佛道分流的过程中，新加坡四大城隍庙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都城隍庙“由僧到俗”，双林城隍庙“佛道并立”，韭菜芭城隍庙和杨桃园城隍庙“由俗入道”。 都城隍庙由僧人瑞于法师创立，一开始就带有深厚的佛教色彩，但他1953年圆寂后，城隍庙由俗家弟子接管，他们把非佛教的仪式带都进城隍庙，使其佛教色彩越来越淡，而民间信仰色彩越来越浓，并以举办“冥婚”出名。其在市区重建计划中没有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公共社团，这座百年老庙现在沦为一间家族式的小庙。双林城隍庙原为广福宫，是一间乡间小庙，后因在莲山双林寺修建在其地段上而被双林寺归并，成为其管辖下的庙宇。双林城隍庙虽属双林寺管辖，但从信仰的性质上看，仍属于道教俗神信仰。双林寺是新加坡佛教最大丛林，其在新加坡建国后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作为双林寺的依附性建筑，双林城隍庙内常常举行佛教仪式，这也显示新加坡佛教对于民间信仰的包容性。韮菜芭城隍庙的城隍是福建安溪主神“清溪显佑伯主”的第五副身，在1918年左右随安溪移民分灵新加坡，而杨桃园城隍庙则是由韮菜芭城隍庙分灵而产生，这种分灵行为是城隍信仰流传的常态，带有强烈的地缘认同[20]。韭菜芭城隍庙在城市翻新运动中申请为合法社团[21]，并和凤玄宫组建为联合庙，由此变身为公共机构，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韭菜芭城隍庙还积极向正统的道教靠拢，并一跃成为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而杨桃园城隍庙在向道教的靠拢过程中，既承认城隍信仰属于道教，又不想失去佛教徒，于是在旁边建立了一间更为宏伟的佛寺，成为佛道并重的庙宇。[22] 台湾与新加坡城隍信仰的转变都某种隐性力量的冲击，但他们在这种社会变迁中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三、时代精神的要求：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影响 进入现代以来，城隍信仰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民间信仰，已经走出庙宇深刻着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主要表现在城隍信仰的社会功能和信仰网络上。 台湾的城隍信仰从日治时期开始，就经常举行融入了宗教、民俗、商业、娱乐…等元素的庙会活动，这些活动大多着眼于商业利益，且彼此间相互模仿改良，呈现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特点。[23]近些年来，很多城隍庙陆续恢复了这些俗世的传统，台北霞海城隍庙即是其中的典型。台北霞海城隍庙每年都会举行庆祝城隍圣诞的迎神庙会，有“五月十三人看人”之说。台北霞海城隍庙还会根据现代人的需求在庙宇内添加神明，月下老人即是其中之一，受到青年男女的特别青睐。这反映了现代人对美好姻缘的期待。[24]台北霞海城隍庙还一直朝着宗教和文化结合的方向转型。自1996年起，为了响应迪化街“年货大街”活动，每年都要供应约二十万杯平安茶，并举办弄狮阵、写春联、捏面人等民俗活动。又为了使庙宇和小区有良好的互动关系，经常举办“大稻埕逍遥游”的历史古迹导览活动。[25]体现其社会功能。 另外，台湾的城隍庙还加强与其祖庙的联系。如台北霞海城隍庙经常组团到其祖庙福建后溪霞城城隍庙进香谒，鹿港城隍庙也经常组团到其祖庙福建石狮祖庙拜祖进香[26]，建立起谒祖网络，加深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新加坡的情况和台湾颇为相似，但也各有特色。新加坡城隍信仰的发展属于后起之秀，以韭菜芭城隍庙最为典型。韭菜芭城隍庙原本是乡间小庙，自注册为财团法人后，发展迅速，并一跃成为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韭菜芭城隍庙不仅和城隍庙系统交流广泛，而且和中国道教团体联系紧密。在新时期，韭菜芭城隍庙不仅进行商业化运作，还根据信徒需要增设神明，扩大信仰网络。其在1993年从北京白云观元辰殿分灵六十尊太岁神供奉在太岁殿，2007年从四川青城山请来武财神赵公明，自2004年以来每年举行大规模的祭孔活动。[27]在社会功能方面，还特别成立城隍慈善基金会，除分发奖助学金、教育基金，还与基层小区合作成立社会服务与慈善机构。 韭菜芭城隍庙从1990年开始，还加紧与祖庙福建安溪城隍庙建立联系，以确立其城隍信仰的正统性。韭菜芭城隍庙通过其优势的经济力量逆向控制了祖庙的分灵事务。在祖庙的支持下，韭菜芭城隍庙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宗教资源，而且还利用其掌握的分炉权建立城隍信仰的跨国网络。在其主导下，福建安溪城隍庙恢复了城隍春巡活动，韭菜芭城隍庙每年都会派出庞大的谒祖进香团，以保持和巩固它在这个跨国网络中的优势地位。[28]这种活动加深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和新加坡的文化交流。 如今城隍庙习俗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会有国际城隍文化学术论坛和世界城隍庙联谊大会举行，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文化交流必然更加广泛，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更为三地之间的文化交融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书目：
注释： [1] 对城隍的历史，邓嗣禹有了更为细致的考证，本文采纳其说法。邓嗣禹，〈城隍考〉，《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1980），页55-95。 [2] 凌淑菀，〈台湾城隍信仰的建立与发展（1683-1945）〉（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页40。 [3] 在城隍庙建造之前，地方官员一般会在厉坛祭祀城隍。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自明代以来有坛祭和庙祭并存的现象，但在台湾，坛祭由每年三次改为每年一次。同样的，“三巡会”活动也由每年三次改为一次。在中国本土，城墙、官署、孔庙通常比城隍庙建设得早，但在台湾，除各地官署早于城隍庙被建置外，城墙和孔庙未必有先建的趋势。同注2，页42-44。 [4] 蒋毓英，《台湾府志》，卷六，庙宇。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卷七，艺文。周钟瑄，《诸罗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李丕煜，《凤山县志》，卷九，艺文志。 [5] 地方官员努力建造城隍庙出了城隍信仰具有神道设教的功能外，还具有巩固和强调政权的正统性的功能。同注2，页51，60，64。 [6] 同注2，页74，77-78。 [7] 当时主要有五大帮派，以福建帮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潮州帮次之。 [8] 徐李颖，《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页17。 [9] 同注8，页60。 [10] 主祀神明主要有妈祖、大伯公、注生娘娘、观世音、清水祖师……等等，他们主要为福建人和广东人所崇祀。 [11] 转引自李焯然，〈社群流徙与信仰迁移：新加坡的安溪移民与城隍庙的分灵活动〉，《成大历史学报》第三十六号，2009.6，页59。 [12] 星洲城隍庙由瑞于法师创立，后改称丹绒巴葛都城隍庙，简称都城隍庙。瑞于法师在新加坡佛教界有重要地位，并且和华人精英集团来往密切，因此都城隍庙在当时的华人社会中颇有影响力。同注8，页60。 [13] 如前所述，中国移民入台后，在台湾复制了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而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在文化土壤上与台湾相比显得势单力薄。 [14] 同注2，页5，81。 [15] 此事件是台湾人民利用扶鸾、道教法术、天命观…等旧有的信仰思维，对日本政权进行的武装反抗运动。同注2，页87。 [16] 同注2，页95-120。 [17] 新加坡政府在1965年展开了“居者有其屋”计划，这项土地法令造就了很多联合庙。1989年又颁布了宗教和谐政策，对华人民间庙宇起到了规范和引导作用。同注8，页24-28。 [18] 同注11，页58。 [19] 佛教化和道教化是徐李颖提出的概念，相对于佛教和道教对城隍信仰的影响力而言。同注8，页59。 [20] 韭菜芭城隍庙早期以福建安溪社群的敬仰与推崇为主，带有强烈的地缘色彩。福建社群在新加坡华人群体中最有影响力，他们掌握着庞大的物质资源，集资兴建城隍庙、赞助酬神活动，通过推崇城隍信仰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同注11，页62。 [21] 庙宇在注册为社团成为公共组织后，由社团组织管理并受国家监督，庙宇的收入必须公开透明，资金的流向也要得到国家认可。同8，页101。 [22] 这四间城隍庙分别为都城隍庙、双林城隍庙、韭菜芭城隍庙、杨桃园城隍庙，都建于20世纪初期。同注8，页64-114。 [23] 同注2，页98,108。 [24] 据庙方指出，仅2002年一年，月下老人就帮助了1638对男女成为终身伴侣。 [25] 同注2，页165。 [26] 石秋宏，〈石狮城隍信仰及其在台湾、东南亚的传播〉，《闽台文化》第四期，2000。 [27] 同注8，页31。 [28] 同注8，页196-197，2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