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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说，古代各文明社会都有男女不平等。妇女的人格和尊严受到践踏在古罗马历史上司空见惯，其常见的形式之一就是贵族妇女被当作权力斗争的工具。类似的情况在汉代中国也有，不过其形态却有所不同。而且十分有趣的是，中国史学家始终批评外戚干政，把它看作是王朝衰亡的原因。这一解释范式是否合情合理呢? 赛姆在《罗马革命》里承认，屋大维与利维娅婚姻是他一生中难得动了真心的一件事，而且他不顾此时利维娅已经怀着前夫的孩子。这不仅是因为利维娅同时具备青春美貌和智慧，也因为她出自罗马有权势的克劳狄乌斯家族，带来了有用的政治资本。在抛弃了年龄大和脾气也大的斯克里波里娅之后，屋大维借助这次婚姻加强了自己与贵族的联络。这个小城镇钱商的孙子先是因为母亲(凯撒姐姐的女儿)而成为凯撒的继子，现在又因为婚姻与另一个重要贵族集团攀上关系。 利维娅的前夫与庞培派和安东尼派都有联系，儿子提比略作为屋大维的继子也帮助继父保持和协调与这些贵族的关系。利维娅斡旋屋大维与旧贵族关系的最好例子就是奉劝其丈夫宽恕被怀疑谋反的康奈利乌斯·秦纳，庞培的外孙。史书记载的细节虽然可能带有渲染的色彩，但是赛姆还是认为故事的核心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是枕边政治的一个典型，幸运的是利维娅出的不是馊主意，而屋大维有足够的谦卑和爱情痛快接受老婆的训诫，维护了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和平。迪奥(Dior Caiius）在二百来年后叙述这一故事的时候，借屋大维和利维娅之口探讨了古罗马人如何适应由共和到君主制的转变。 奥古斯都对利维娅说，自从他大权独揽之后不断有人设计阴谋，试图伤害他，即便是严刑酷法也无法阻止这些叛乱者。让他苦恼的问题是，难道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是采纳更加严酷的镇压吗?屋大维的这几句话说明了罗马在这一过渡时期的两个特点。一是君主本人需要在心理和文化上学会如何适应独断专行的帝王政治。屋大维倾诉的困惑透露出罗马共和传统对他也有深刻影响，他还不习惯一人号令天下，并同时承受这份威权带来的嫉妒和敌意。二是罗马旧贵族们的心态也在调整的过程中，很多人逐渐接受了君主制，也有不少人留恋共和传统，包括共和时期自由批评政敌和当权者的风气。利维娅在卧室里对自己的丈夫说的一番话构成了一个长篇政治演讲，可能是迪奥或者他所引用的作者对早期罗马帝国政治的总结。屋大维和利维娅在对话中都很清楚，他们终结了共和国，他们以暴力夺得的政权是君主的权力，而大权独揽的帝王不可避免受到来自各方的“嫉妒和阴谋”。作为第一个罗马皇帝，屋大维在心理上还受到共和传统的感染，并不完全适应君主制的运作，深深感受到在权力巅峰的孤独:“许多当权者是被那些最靠近他们的人取了性命。事实上，在君主制度下，当权者除了有其他的不利，这一弱点尤其突出。这使得我们不仅要像其他人那样防范我们的敌人，还要防范与我们友善的人。”在屋大维的眼里，那些侍卫他的人，为他准备衣食的人，与他一起洗浴和锻炼的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敌人和阴谋推翻他的政敌。他觉得做这样一个独裁者的生活充满恐惧，而且难以忍受不断用严刑峻法惩治叛乱者的状况，认为做这样残忍的决定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换言之，屋大维并不适应专制君王的生活。而利维娅此时给自己丈夫的忠告，恰恰是劝说他对敌视君主制的旧贵族做出适度的让步，理解他们对共和传统的留恋，以宽恕和仁慈来缓解敌对情绪。她一下子就抓住屋大维忧烦的核心，指出真正困扰他的不是百姓中间流行的种种邪恶品质，而是罗马贵族的一些美德，诸如高贵富有的出身，因为出身和地位而产生的自豪感，勇气和权力养成的自尊和高傲。这些品德在君主制度下都容易诱导上流社会成员难以接受君王的统治。利维娅意识到，君王可以选择奴化贵族，把原本尊贵和高尚的贵族猥琐化，让他们在权力面前畏缩和怯懦，用暴力迫使他们掩饰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变得真正或者假扮愚笨，但是这样做不仅不公正，也是不现实的，甚至会激起贵族们更加强烈的抵制和反抗。利维娅建议屋大维投合贵族的喜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驯服他们，而不是像他过去习惯做的那样，因为他们对共和传统的留恋而残忍地在肉体上消灭他们。她认为屋大维应该宽恕一些有过失和罪行的贵族，或者用流放等比较温和的办法处置他们，更多使用赐予或者剥夺职位和头衔的手段来控制具有强烈荣誉感的他们。利维娅此时已经注意到专制君王统治的一个陷阱，即谄媚小人的存在以及这些心态业已奴化的佞臣十分擅长利用散布流言来讨好君王，打击正派的贵族。他们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来造谣生事，挑拨君王与贵族之间的关系。而一旦君王听信谗言，处死了被怀疑的贵族，社会上又会出现更多的流言，人人自危，对国家造成更大的伤害。结果在利维娅的劝说下，屋大维不仅没有处死被指控谋反的康奈利乌斯·秦纳，反而安抚他，任命他为执政官，使得他以及他的追随者们此后一直效忠新王朝。 利维娅拯救了康奈利乌斯，也帮助屋大维巩固了政权，可是后来反倒出现利维娅暗害屋大维的流言。为什么会这样呢?古罗马权贵无视妇女感受进行政治联姻的习惯既是对她们的伤害，也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当事的妇女为了自己的情感或者为了维护自己亲生子女的利益，不惜违抗自己丈夫或者父亲的安排。屋大维在利用身边妇女进行政治运作上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遭受到了一些事与愿违的后果。利维娅曾经被人怀疑在屋大维外甥马塞卢斯生病时把他害死，以便让自己与前夫的孩子继承皇位。马为屋大维姐姐屋大维娅与其第一位丈夫所生，曾经是屋大维最早看好的接班人，被安排与屋大维唯一的孩子、与斯克里波里娅所生女儿朱莉娅结婚(表兄妹之间的婚姻)。利维娅希望自己的孩子继承屋大维的权力，传说她谋害了马塞卢斯以及朱莉娅与第二任丈夫阿格里帕所生几位孩子。马塞卢斯去世后，长期担任屋大维副手的阿格里帕战功显赫，声望日隆。有人劝告屋大维说，你要么干掉他，要么把他变成你的下一位女婿和继承人。于是朱莉娅又被嫁给阿格里帕，生了四个儿女。不幸的是，阿也死在屋大维前面，于是朱莉娅被安排与利维娅的儿子提比略结婚。 屋大维为自己独女配置的第三次政治婚姻很失败，朱莉娅多次被利用，变得玩世不恭，开始肆无忌惮地与自己的情人们通奸，先是被其父亲流放，后又被继承皇位的提比略掐断供给，死于饥饿。赛姆提出的疑问是，为何屋大维必须如此严厉地因为通奸罪处罚自己的女儿，紧紧是为了道德风化吗?是因为利维娅的挑拨吗?刻薄批判屋大维的赛姆不这么看。他提出的解释为，为了保证自己的两个外孙，即朱莉娅年长的两个儿子能够顺利继承自己的权位，屋大维决心牺牲自己富有政治野心和能力的女儿，并打击她那些出身显贵的情人以及她的丈夫提比略。借口处罚朱莉娅的通奸罪正好达到这个目的。在朱莉娅两个长子去世之后，屋大维只好把平稳交接政权的希望放在提比略身上，于是在放逐了朱莉娅的女儿小朱莉娅。赛姆还认为，处死朱莉娅幼子波斯图姆斯并非是提比略和利维娅的主意，而是屋大维临终的安排。“为了罗马人民的利益，奥古斯都从来都是绝情的”，为了达成政治的目标，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亲人，尤其是自己身边的女人。就像他在起家的时候，会把屋大维娅嫁给安东尼那样，而他从来没有计划和安东尼分享权力，后来还大肆利用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的恋情来进行政治宣传，不惜羞辱自己的姐姐。对妻子、母亲和其他亲人的的无情和专断，皇族内部的残杀，在赛姆看来，是奥古斯都和他的王朝的政治风格，为提比略和后来的其他皇帝所继承，而关键是，“外戚”尽管是屋大维及其继承者所掌控政治实力的一个核心力量，却并不妨碍他们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借助延揽整个意大利和帝国其他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精英入元老院，以军功由下层民众里面培植和提拔新的统治阶级成员，罗马皇帝所依靠的支持力量要比罗马共和国更加多元、更多地包括了社会各个层面，而皇帝的近亲集团(包括“外戚”)只是新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与其他集团形成互动协调的关系。“外戚”在西方历史上并非是一个突出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政治联姻到了屋大维当政时期已经嬗变为君王必须依赖的政治运作方式，赛姆和西方学者注意到女人在这里做出的情感牺牲以及宫廷政治的残酷血腥，但是他们并不觉得皇亲国戚参政本身在伦理上有什么问题，认为这些人是专制君主统治里面的一个关键党派，是维护君权所必须的。而中国古代史家和现代学者有对“外戚”干政历来有固定看法，常常以此来解释王朝的衰亡。刘秀起家和建立东汉王朝之际，距离奥古斯都的去世仅仅十一年。我们中国人此时早已经历漫长的君主制统治，在接受君主制上不觉得有任何困难，只是需要选择和支持一个起事的枭雄，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历来不能接受皇帝以外戚为核心来构建一个强大的执政集团。刘秀在晚年把祭祀的高祖皇后由吕后改为薄太后，谴责吕后，认为她残害刘姓王室，让吕姓专权。但是刘秀自己也不得不依靠外戚阴氏家族来维护与阴皇后所生太子的地位。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刘秀并非是过虑，但是倚重外戚之一支来抵御外戚之另一支实在是皇帝以私爱私恩扰乱国家政治的一大弊病。 钱穆在《国史大纲》说，汉代已然有士人政府的出现，形成外朝政府与内朝王室的对峙，但是王室“削夺政府权任，而以私关系的外戚代之，则显然为统一政府之堕落”。钱穆对此过程的理解代表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看法，即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并非是“皇权”，而是“士人政权”，皇帝有效的统治需要借助文人掌控的官僚机构来进行，而且这才是具有正当性的政府，而外戚和宦官专权都是亡国和贻害百姓的变态政治。但是正如钱穆也不能否认的，皇帝作为专制君主始终会有扩张自己权力的强烈冲动，始终会试图以皇权来钳制士人，而外戚或者宦官始终是他必须依赖的力量。东汉的光武帝、明帝和章帝都重用外戚，只不过皇帝、外戚与外朝官僚机构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妥善，保证了政权的安定。这种状况似乎是例外的，外戚往往难以同士人政权有稳定的整合。究其原因，可能还是与中国皇帝的多妻制有关。在一个打翻了醋坛子的朝廷，外戚实在很难成为一个稳定的元素。“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阴氏和刘秀后来娶的郭氏，以及明帝的马皇后，章帝的窦皇后，和帝的阴、邓两位皇后，以及后来的梁太后，都出自有军功的豪族，在政治上应该都是皇帝需要借重的力量，但是皇帝的好色用情和嫔妃相互之间的妒意使得外戚成为巨大的政治风险。 郭氏的容貌看来是大不如阴丽华可爱可怜，《后汉书》评论阴丽华和郭氏关系时，强调后者色衰失宠却不能从容接受，反而脾气见长，让其他嫔妃见了像“小鸡见了老鹰”(刘秀语)。郭皇后被废，太子也换成阴皇后的儿子刘庄，表面看郭、阴两家还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但是刘庄的弟弟刘荆后来在叛乱时还是假借了郭氏弟弟郭况的名义。马贵人据说很能克制自己，常常推荐别的嫔妃去陪侍皇帝，对皇帝频繁宠幸者还格外喜欢，并因此被立为皇后。窦皇后要更加露骨一点，残害了生育皇子的梁贵人(和帝的母亲)和宋贵人(马皇后的亲戚)。和帝先后的皇后阴氏和邓绥其实分别是阴丽华哥哥的曾孙女和堂弟的外孙女，两家联姻关系密切，但是也挡不住阴氏和邓绥两人之间的争风吃醋和大打出手。邓绥有心机，见到阴皇后战战兢兢，都不敢挺直身体，还经常为皇帝挑选陪睡的宫女，最终让皇帝疏远和废黜了阴皇后。后来顺帝的皇后梁妠最厉害，被皇帝宠幸时大拍马屁，公然说男人就是女人越多越好，懂事的女人要让他随意才合适(“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梁妠做了太后，却一点也不客气。她多年执掌朝政，排斥冲帝和质帝的生母虞美人和陈夫人，她的哥哥梁冀专横跋扈，毒杀汉质帝，她的妹妹女莹则被安排为桓帝的皇后，“独得宠幸”。 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的王室妇女都是政治工具。屋大维在利用身边妇女于政治目的方面显然是过火了，失去了分寸感，但是在多妻制下，东汉的皇后要应付好多有显赫家庭背景的美女的干扰，外戚作为皇帝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也因此变得捉摸不定，其自身的安全也全无保障。梁妠讨好顺帝的话言不由衷，饱含着她辛酸的无奈和扭曲的情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