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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书·经籍志》以后，中国传统的典籍或知识体系分经、史、子、集四部，然早在《汉书·艺文志》就已有“诸子略”。虽然晚清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仿照近代西方学制而分七大学科，但还是参考了传统知识分类的体式，将四部之学厘定为独立的学科，保留“子学”而隶属文学科。随后，由于当时学界倡导“子学即哲学”的主张，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把子学统归哲学门，以西方的“哲学”之名实取代了传统的“子学”，这使得“子学”不再作为学科之名而存在，传统子学的性质与完整性也因此荡然无存。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子学在国学中的位置及其作为独立科目的合理性，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子学的性质及其知识边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子学之“子”，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尊称和美称，弟子用来称呼老师称某子，用来题署某学派的书籍，亦称“某子”，如《墨子》《庄子》。周秦思想家一律称“子”，他们的著作也大多题署“某子”，于是有“诸子百家”的说法。《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就是采用尊称和美称的“子”来定义那些能够自成一家言的书籍。不过，子和子书不是周秦诸子的专名，而是古今诸子的类名，后世思想家也可称“子”，他们的书也应归入子部。荀勖《中经新簿》有“古诸子家”和“近世子家”的分类，王俭《七志》有“今古诸子”的类目，他们都不把子、子书和子学的范围局限于周秦而扩展到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以，历代目录学著作对子部类属常有调整，其范围随时代推移而逐渐扩大，刘歆《七略》有“九流十家”，《隋书·经籍志》有“十四类”，《四库全书》有“十四类、25属”，时间愈后分类愈详细，收录著述也愈多。由此可知，子学的范围越来越广，其思想内容亦越来越丰富。 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框架之后，历代的目录著作大体都沿袭这一体例，把所有的著作或知识都强行地纳入经史子集的部类之下。这在图书分类学上有简明之功，然而在知识性质的确立上却有简陋之弊。子部著作亦不例外，什么谱录、杂艺、兵书、类书等皆入其中，这使得子部著作或知识的扩展变得不伦不类。因此，如何从知识的性质上来重新界定子学，是当代国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学术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刘勰“博明万事为子”的定义来规定子学的性质。刘勰所说的“万事”，亦即万物。在古代汉语中，事、物也。博明，即是探究清楚的意思。清楚地探究万事万物，既包含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包含探究万事万物背后的道理的意思。有人曾说：“子书者，格致之全书也；大则可以悟道，小则可以观物。”这大体上能符合刘勰的定义。要而言之，子学是研究万事万物及其背后蕴涵的道理、法则一类的著作。仅就事物的研究而言，子学里有科学的研究内容。仅就其研究事物背后的道理而言，子学又包含着哲学的思想内容。由此思路来看，《四库全书》的子部类目可以整理为两大部分，一是明物之类的著作，如小说、兵书、术数、医书、天文历算、艺术、类书、谱录等。二是明道之类的著作，如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佛教、道教等。就今天的子学研究而言，我们将明物一类的著作当作科技史或各种专门的技艺术史来对待。对于明道一类的著作，我们则可以从哲学、宗教、历史的角度来加以研究。如果说将子学作为国学学科里二级学科，则我们对子学的性质就要有重新的认识： 第一，不能简单地将子学等同于哲学。在知识论上子学包含哲学，但在知识的内容上又有超越哲学的地方，因为子学包含着大量的形而下之的器与术之类的知识。如《墨子》中《备城门》《备高临》诸篇及《管子》中言舆地、军事、经济、农业者，都是明物之学。古代子书或多或少都涉及这类形而下之器或术的明物之学，《商君书》《吕氏春秋》无不如此。因此，仅从西方的哲学学科角度来理解子学，显然是十分不妥的。 第二，作为一门学科，现代子学不仅研究历史上诸子著作本身如《老子》《庄子》《论衡》等原典，还要研究对诸子的思想学说进行研究的后世诸子的思想与学术成果，如王弼《道德经注》、郭象《庄子注》等著作，乃至研究王弼注、郭象注的学问也属诸子学范畴。所以，诸子学不是原典主义，不限于原典的研究，还应当包括对诸子研究的学术史本身进行研究。以此类推，凡是在子书的研究中能够自成一家之言而又契合“博明万事”的定义的，不论今古，都属子学的范畴。 第三，现代子学研究要重视研究方法。罗根泽在《诸子丛考自序》中对子学的研究法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今摘录并略加整理如下：其一，人的研究，包括考辨诸子系年，理出清晰的思想史脉络；撰写《诸子评传》，表彰古圣贤哲的精神。 其二，书的研究。在这其中又分成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字内容的研究，略分四种形式：（1）校注，（2）通释，（3）标点，（4）索引。总而言之属于传统的训诂、版本校勘的小学范畴。二是著作年代的研究，也是辨伪与存真的研究。 其三，学说的研究，采用现代学术的方法，致力于沟通融合的研究。这里可以再分成两种类型，第一侧重人物研究，略分四种形式：（1）个人的研究，（2）派别的研究，（3）历史的研究，（4）比较的研究。而在比较研究之中又可以细分为不同层次的研究：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派之整个的比较；两个学派或两个学派以上对某问题的比较；两人及两人以上之整个的比较；两人及两人以上对某问题之比较；诸子与西方、印度、伊斯兰等哲人的比较等。比较的目的是由文化的隔阂而进至文化的通达，在比较中寻求文化的同质性、多元性与普适性。第二，侧重学术，即具体问题的研究。 其四，佚子的研究。清人已有不少的辑佚书，如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的《汉学堂丛书》等，对魏晋以前的子书佚文，基本上网罗无遗，但唐宋以降的，则辑佚者较少，尚有可为。而且，佚子思想的研究也很重要，民国学者多限于周秦，现在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佚子的研究更加便利。 其五，历代学者研究诸子的总成绩，即近代以来的“学术史”，如熊铁基等合著的《中国老学史》《二十世纪中国老学》。这可以是人、书、学派或问题的学史，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书、某人、某学派或某问题在历史上的研究情况，藉知历代学术思想的升降。 第四，要认真清理子学与国学的关系。1840年以后，伴随政治危机的加深，文化的危机感亦日益凸显出来。清末民初的学者们一方面借用“国学”概念来表达他们坚守民族文化本位的整体立场。另一方面又大力弘扬诸子学。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都对诸子学在近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子学”的出现也与他们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在当时的“国学”热之中，有学者试图用“国学”来打破经学和儒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统局面，如邓实说，孔子思想属于国学，诸子学术也属国学；这是要把国学的外延加以扩大，让国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从而使“国学”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具有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非常奇怪的是，在当前的国学热中，还有人宣称“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的独断之论。按照这一思想逻辑，国学的主流就是经学了。这种狭隘的“国学”观显然不利于国学在当代的新开展。 我们认为，传统学术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经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居于四部之首，可以理解。当代的国学研究是将传统学术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认识，主要是从中汲取有利于现代社会世道人心建设的文化资源，以平等心究观四部之学更有利于我们深入地发掘传统文化的多方面价值。我们反对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知识分类学框架，将子学等同于哲学，目的是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子学内容的丰富性，但不否认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子学的价值。我们反对一提“国学”，就要在四部之学内部分一个主流与非主流，导致无谓的学术问题之争。在我们看来，汉以后研究孔子整理后的“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之学——一般称之为“经学”，其重要性并不能等同于“六经”经文本身，应当也属于广义的子学。只不过这一广义的子学更突出地表现为“依经立义”而已，不像其他类型的诸子之学更能“博明万事”而已。如果按照“博明万事”的子学定义来说，四部之学都可以说是子学。而正因为子学具有“博明万事”的特点，中国传统学术才能保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内在动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