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的地位：它是庙堂之上人神相通的欢愉，是宴席之上把酒言欢的雅致，是歧路孤舟天涯游子的悲怆，也是月下花径多情少女的忧伤……那些情态各异、匠心独具的篇什，是一缕不灭的曙光，点亮了漫长岁月里的每一个黑夜，也使得每一个白天更加灿烂和妖娆，它让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拥有了一份别样的深情和韵致。 “世俗之外的栖息处” 情感和意志，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抒情表意，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人类抒情表意的方法很多，诗歌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诗歌是抒发情感、表达意志的重要方式，而且，在上古时代，诗、乐、舞功能相近，三位一体。 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面对着神秘莫测的洪荒自然，面对着无从把握的个体命运，人类积压了太多的惊慌、苦闷和悲伤。于是，在篝火之侧，鼓乐声中，或是幽怨、或是激昂的歌声就会在天地之间唱响，个体情感融汇成了集体意志，集体意志又传达给了神灵，个体的焦虑就此得到释放，生活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节奏。可以说，人类正是在诗歌光芒的烛照下，一步一步地走出黑暗的丛林。此时，诗歌表达了人和自然的冲突与和解，情感淳朴而深厚，节奏简单而重复，我们从《诗经》中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原始的震撼力。 文明的发展，使得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变得重要。在这对关系中，个体仍然是渺小的，理想令人激动，挫折令人沮丧，歧路令人疑惑……这一切情绪，都必须得到宣泄和化解。诗歌的韵律再次出现。楚国大夫屈原有志报国却惨遭迫害，由衷感叹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正是诗歌的力量，拯救了悲愤之中无以自拔的屈原，这位宗室政治家也就成了个体抒情诗的先驱和巨擘。此后，无论是忧心如焚的阮籍，还是深情淑世的杜甫；无论是以诗干政的白居易，还是豁达自处的苏轼；诗歌，都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是世俗之外的栖息处。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个体自我最为幽微的探索，不是哲学，而是诗歌。无端而起却飘渺如烟的爱情，季节变换中莫名的兴奋、忧伤甚至是挣扎，山水花树里摇曳的寂寞、感动和彻悟，还有总也无法左右的命运……这些，到底是缘于人性的脆弱，还是现实世界的虚幻呢？正是陶渊明、李白、李贺们，执著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在风吹云动、花开叶落的境界中，揭示了此在生命的有限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有限性，开拓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赋予短暂的生命以意义。 “中国形式美学的高峰” 中国诗歌，除了开拓生命的境界之外，还以其精致而多样的形式给人们带来无限的美感。 诗和音乐相伴而生，所以，音乐节律就成了诗歌最重要的结构方式。早期诗歌，如《诗经》中的国风，多采用叠句和联章复沓的形式，循环往复，一气相贯，再加上用韵绵密，多即景起兴，涵咏中能真切体会古老的民间歌谣的情态。至楚辞，因双音词增多，诗句主体由四言而变为五言，再益一语气词“兮”字，形成以六言为主的诗句形态，而音韵婉约缠绵，风情婆娑，且多变化，读之令人沉醉。《诗经》之温柔敦厚，楚辞之沉痛悱恻，皆与各自的语言形态交相辉映，并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风格类型。 汉代以后，文人结合《诗经》和楚辞的形态，摒弃了复沓、语助词等民歌因素，发展出了五言体诗。五言体诗算得上是中国诗歌中最为基础性的诗体，它充分体现了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和优势，形式朴素而整齐，给人一种温润含蓄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往往是一些不加修饰的、集体性、时代性的情感，因此能够直指人心。钟嵘《诗品》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说明了五言诗在描绘事理、抒发情感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后人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七言。以上皆为古体诗。 与古体诗相对的是近体诗或格律诗，又分为绝句、律诗、长律，各有五言和七言之分。格律，是指从汉语四声出发的声律组合的法则，它的目的是使诗读起来声韵起伏有致，自然而富于变化，形成美妙的音乐效果。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云：“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唐人在此基础上，穷尽变化，形成多种谱式，而规则也趋于谨严。在格律诗中，最为出彩的就是对仗。对仗追求的是句式和内容的对称，尤其追求错落有致中的均衡。对仗的形态有工对、宽对、流水对、扇面对、借对、当句对、错综对、蜂腰对、偷春对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流水对，“缈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殷湘水曲，留在十三弦”是扇面对，“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是当句对。这些精美雅致的诗歌形态，以及蕴藏其中的丰富细腻而新颖别致的意境，是智慧和敏感心灵的结晶，是中国形式美学的高峰。 “生活艺术化”的无限情趣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歌还有更多的用处。 诗歌因为有感动人心的效果，因此被视作推行教化、达至政治认同的最佳手段。孔子论诗的功用在于“兴、观、群、怨”，除了“兴”是指感发意志的审美功能外，“观”指评价社会风俗之盛衰，“群”指对社会或集体的认同，“怨”指政治讽刺。儒家以《诗经》的温柔敦厚之风格，界定了士大夫的政治伦理，要求在劝诫和批评时，怀着关切之心，采取委婉迂回的方式。于是，以诗讽谏就成了士大夫的重要政治手段。如白居易作新乐府诗，议论社会现象，并希望能够传达给皇帝，从而消除政治弊端。辅助政教，成了儒家文人最为普遍的诗歌理想，并因此引起了多次诗歌革命。作诗讽谏，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道独特而优雅的景观，也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一份责任和凝重。 诗歌和政教的结合，模糊了诗人和士大夫的身份。到了唐代，以诗艺高低选拔官员，政治生活也变得浪漫起来。史载朱庆余很得名诗人张籍的赞赏，进士考试后，朱庆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态，作诗问张籍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而张籍作诗回答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这段载录，可以看做是这个诗歌盛世的政治形态的一个典型个案：功名或政治，被包裹在优雅的隐喻中，并且被艺术化地执行。 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一样离不开诗歌。园林、寺庙、亭台、驿站、石壁……文人墨客的题诗无所不在，构成各种雅致的人文景观，而诗歌，赋予这些景观以精神特质。同样，四时仪节、祭祖祀神、婚丧嫁娶，也都有诗歌的参与。唐代节令诗非常多，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杜牧的《清明》和《七夕》等，都脍炙人口。家家户户春节时贴的门联，也是诗歌的简化形式，它是节日礼仪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节日礼仪的文化性界定。此外，古代的悼亡诗、丧葬诗、贺婚诗、祝寿诗等等，都是发生在各种人生仪式中，或是在模拟仪式的心境中，它复活了诗歌最初的昭告天地的神圣功能，同时，使得仪式本身庄重、典雅，而且富有浓郁的审美意味。 中国诗歌还有另一项独特的功能——交往。春秋时期，贵族们通过赋诗，可以判断出吟诵者的性情和命运。后世以诗交友，是相信诗歌含有精微的感悟，人和人之间得以进行超越现实的精神交流。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云：“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表达了一种任性而自在的态度，两人交流的自由的性情。而白居易《问刘十九》是一首邀请朋友饮酒的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中洋溢着亲切平和的气氛，非常生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唱和、雅集、集社、投赠、干谒等多种诗歌活动，这些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社会交往意义，构成了文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古人以诗交友，使得自己的生活艺术化，也使得诗歌生活化，富有无限的情趣。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性生活，既是每一个文人的理想，也在各个层次上被不断实践着，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诗歌遗产，至今，仍然能感动我们的心灵，点燃我们的激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