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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朋党”之说似乎是自古有之，从成语“党同伐异”到今日的政党政治，朋党之争在国家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和哲人，不管他们实际上如何行事，但在言论上和著作中对朝廷中的朋党大都极为厌恶。我国第一部史书《尚书》就把“无偏无党”、“无党无偏”作为王道政治的标准；自孔子以后，“君子群而不党”不仅是朝政清明的标志，也成了衡量人际关系的尺度。只是到了北宋仁宗年间，一前一后出现了两篇《朋党论》，皆一反成说，提出不同流俗的见解和主张。一篇是当时庆历新政的积极襄助者欧阳修，他认为应该对朋党加以区别对待，作为人君，应当用同道的君子之真朋，退同利的小人之伪朋，这样朋党不但无害，而且可以天下大治。另一篇的作者是著名的史家司马光。他认为追究朋党的危害不在朋党的本身，而在于君主的昏庸。因为“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他虽持传统之见否定朋党，但看的更远、更透彻。如果把这两篇新论再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作为一种新见，两文有一些类似的思考；但由于论点不同，两文在史料的选择和改造，论述的方式和结构，都有所不同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而造成这种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又与他们不同的创作目的和所处的时代有极大的关系。 一 作为反传统的新论，两文有着类似的思考和论证方式。 首先，两文都认为国家亡乱的最根本原因在君主而不在朋党。司马光的论点是由黄介夫的《坏唐论》所引发的。黄介夫认为，唐亡的原因不在于黄巢起义、朱温篡唐，也不在于宦官专权，而是由牛李党争所造成的。牛李党争是指中唐时代，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朝臣集团与李德裕为首朝臣集团互相排斥和倾扎。从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起，中经文宗、武宗、直至宣宗，前后延续了四十多年，历史上称之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是唐亡的三大原因，其中又以牛李党争危害最大、最难以解决，这是史家的通常看法。唐文宗曾把朝中朋党与河北藩镇作一比较，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1]但司马光却认为坏唐之根由在于君主的不明。其理由是朋党乃历朝历代皆有，关键在于君主是否能对此明察决断。尧之时，共工、驩兜在朝中结党，舜果断地流放了共工、驩兜，“除其邪党，然后四门穆穆，百工咸熙”。所以“宗闵、德裕虽为朋党，由文宗实使之”因此，坏唐者是由于“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专罪也”。 欧阳修也认为亡国的主要原因是君纲的昏暗，不能进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其中有的例证也与司马光文相类，如欧文也举尧时小人共工、驩兜在朝中结党，被舜斥退，以说明“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这与司马光的论点“夫朋党之患不专在唐，自古有之”是一致的。 其次，两文皆以史料和圣贤之言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司马光举舜果断处置共工、驩兜等朝中朋党，以及仲虺对夏桀和武王对商纣朝中朋党的批判来证明：无论治世还是乱世，朝廷皆有朋党。区别在于“尧舜聪明，故能别白善恶”而“桀纣昏乱，故不能区处是非而邦家覆亡”。所以国家的兴亡不在朋党，而在于君主的昏明。在此之后，作者又引《尚书。洪范》和周公对成王的告诫来证明朋党的危害，为君之道应该无偏无党，才能王道昌明。欧阳修所要导致的结论虽与司马光有差异，但同样是采用史料和圣贤之言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也以舜除共工、驩兜朋党为例，来说明君主应该明察，应黜退小人结成的朋党；又举汉末的党锢之祸和唐末朱全忠诛杀清流为例，从反面证明朋党不但不是亡国之因，相反却是君主不明、黜退诛杀君子之朋，才导致了亡国。欧阳修在文章中也同样引用了《尚书》“泰誓”中的一段话，能不能用君子之朋，正是纣亡周兴的分野所在。 最后，两文都采取了正反结合、首尾呼应的论证方式。司马光的《朋党论》一开头就摆出黄介夫《坏唐论》的观点：坏唐者非巢、温与阉竖，乃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弊也。然后从正反两方面举例，来证明黄介夫的观点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盗贼之兴、阉竖之横固然是因“辅相树立私党，更相排压而不能正”所造成的，但辅相之所以能树立私党、更相排压，则是由于君主不明所造成的。作者举舜除共工、驩兜为例，从正面阐明君明则无朋党之祸；然后再以仲虺对夏亡、武王对商亡原因的分析，从反面论证君昏则造成朋党肆虐、国破家亡。正反两例之后，再下一结论：“是则治乱之世，未尝无朋党。尧舜聪明，故能别白善恶而德业昌明；桀纣昏乱，故不能区处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矣！” 得出上述结论之后，作者又进一层，指出无党无偏是王道昌明的标志，也是君主时刻应该警惕的，其方法仍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举《尚书·洪范》篇，是从正面提出“皇极”之道；引周公告诫成王的一段话，是从反面说明朋党的危害：它就象火焰一样，开始没有什麽，甚至还会觉得暖洋洋的，一旦成了燎原之势，就悔之晚矣了。正反两例后，作者再作一结论：“夫宗闵、德裕虽为朋党，由文宗实使之”。作者要表达的主旨，通过以上正反两方面而且是反复的论述，已令人信服地且深刻地告诉了世人，按说可以收束了。文章妙在收束处又来了个回环，与开篇形成了呼应：“由是观之，坏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专罪也。”由此看来，司马光此文之所以传世不衰，不仅是由于观点不同流俗，而且也由于写法之妙。 欧阳修的《朋党论》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和论证方法。全文围绕“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这个中心论点，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证，同样也是首尾呼应。作者首先阐明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判别他们在结党原因和追求目标上的对立，完全采用对比、比较的方法，如小人是“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是“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对比之后，作一小结：“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接下去的例证也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首先引《尚书》“泰誓”篇，以证明明君、昏君皆用朋党，只不过有君子、小人之别而已。这是从正面论述；然后举汉末和唐末诛杀党人和清流，从而导致国家败亡，这是从反面论证。例证之后又来个小结，把反面的史例纣、汉献帝、唐昭宗与正面的史例舜、周武王加以对论：“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同上一个小结不同的是，它把上一个小结的结论“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也包含在内，因而带有总结的性质。最后，作者再次强调人君对上述的兴亡治乱之迹要引以为鉴，与开头的“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形成呼应。 上述三点，就是两文在思考和论证方式上的相似之处。 二 欧阳修和司马光的《朋党论》，在观点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司马光之文虽认为国家亡乱的最根本原因在君主而不在朋党，这是他的新意所在，但他在对朋党的具体看法上则延续了传统之见，是全盘否定的。他也认为“盗贼之兴由阉竖，阉竖之横由辅相”，朋党是导致国家政治生活败乱的主要祸根。正是基于此，他虽也承认黄介夫的结论“坏唐者非巢、温与阉竖，乃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弊也，是诚得其本矣”，但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颇之论。欧阳修之文在对朋党的看法上与司马光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对朋党不可一概而论，应分清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为君者，“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样则可以天下大治；相反，如果排斥、杀戮君子之朋则会乱亡其国。文章的重点不是放在朋党之害而是在不用君子之朋的危害上。 下面即对造成如此不同的原因，以及由此不同而带来的两文在选材、结构乃至表达手段上的不同略加分析： 1、两文的创作动机有别，这是造成两文观点不同的主要原因。 欧阳修的《朋党论》主要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仁宗景祐年间至庆历初（公元1034—10424）的十年，是北宋党争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当时辽和西夏步步进逼，宋军的屡战屡败和继之的输银输绢，使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为此，朝内的一些不满于现状的有识之士，如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主张通过改革寻求出路，引起了主政的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吕夷简、夏竦等的不满，从而两派势力不断在朝中发生正面冲突。景祐三年（公元1036）刚调回京师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就上书仁宗，指责当局因循守旧，不能选贤任能，被宰相吕夷简诬为“越职言事、离间君臣”，[2]贬往饶州。余靖、尹洙等上疏论救，亦遭斥逐。左司谏高若讷不尽言责，反而落井下石，欧阳修写了篇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斥责他不复之人间有“羞耻”二字，结果由馆阁校勘贬为夷陵令。同为馆阁校勘的蔡襄为此写了首《四贤一不屑》诗，称颂范、余、尹、欧为四贤，斥高若讷为不屑，一时“都人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3]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震动。 由于守旧派主政的无能，国事日蹙，改革的声浪日强，到了庆历三年（1043）终于出现了转机。这年三月，吕夷简罢相；七月，夏竦也被免去枢密使，代之以改革派的杜衍；欧阳修也奉调回京知谏院，不久又擢为知制诰。欧阳修一到任，便立即上书，揭露吕夷简、李淑等守旧大员，建议重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力主“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以“救数世之弊”。[4]到了七月，改革派终于占椐了各路要津，此时杜衍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欧阳修、蔡襄、余靖等同知谏院，形成了很整齐的革新派执政集团。国子监直讲石介为此作《庆历圣德诗》来咏歌这君子同朝的国之盛事。这个君子执政集团的形成，欧阳修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范仲淹获参知政事的任命，就是他和蔡襄、余靖上书仁宗，指责参知政事王举正“懦默不任职，请以范仲淹代之”。由于他一心谋国，“一意径行，不避嫌疑”，[5]所以成为在野派的首攻对象。这年七月，被徙往亳州任知府的夏竦刚出国门就上章指责欧阳修、范仲淹、杜衍等结党，并指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说：当年欧、范、余、尹被逐出京师，蔡襄写诗称之为四贤；现在“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携，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迷朝误国，谁敢有言？[6]尽管“帝不信”，但作为首当其冲的欧阳修必须为自己，也是为整个革新集团辩解。所以他的《朋党论》不是全盘否定朋党，而是强调要区别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这是人君的主要责任。同时，他又提出历代朋党之说都不曾有的一个新见：人君只有任用君子之朋，国家才能兴旺；如诛戮君子之朋，国家就会衰亡。由此可见，欧阳修在他的《朋党论》中的观点，是完全从革新集团的政治前途出发，为现实斗争服务的。 司马光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观察一种社会现象时，往往会出于纵向的史学考察；对“自古有之”的朝廷朋党，他更擅长从历代朋党之争的得失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个更为久远和纵深的角度加以评估，给予涵盖面更加宽泛的总体结论。早在先秦时代，“党”和“党人”大都意味着阿附、偏私或为着某种政治私利的结合。所以《尚书》中把“无偏无党”、“无党无偏”作为王道政治的标准；屈原在《离骚》指责党人导致国家的危亡：“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孔子则提出“人之过也，各于其党”，慨叹“吾党小子之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并把“君子不党”作为“知礼”的标准。[7]自孔子以后，“君子群而不党”不仅是朝政清明的标志，也成了衡量人际关系的尺度。司马光在他的《朋党论》中正是承续了这一传统看法，只不过他进一步追究本源：党人为什麽会在朝廷抢占要津，互相攻旰，以肆其志？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不明，姑息养奸所造成的。所以“宗闵、德裕虽为朋党，由文宗实使之”，“坏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专罪也”。这是司马光观点的新意所在，也是此文比其他的论朋党之文，如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刘昫《旧唐书》中李德裕、牛僧孺等传，唐人李绛的《对宪宗论朋党》深刻和高明所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司马光此论，虽立足于历史，但也有现实的关注，就在司马光进入政坛前不久，就有过以胡旦、赵昌言为首的的宋初第一代朋党。这批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以同榜为号召，公开树党，勾结宦官、暗通宫闱，甚至操纵储君的废立，一直到仁宗景祐元年（1034）胡旦去世才算消弥，五十多年间，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胡旦去世四年后，司马光即中宝元元年进士甲科，进入政坛，因此对此事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朋党论》中也应含有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只不过他的观察方向不同于欧阳修罢了。 2、由于创作动机的不同，造成了两文在史料选择上的各别。 欧阳修《朋党论》的例证包括两方面的史料，一是小人之朋和君子之朋，另一是明君和昏君对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不同态度。相比而言，作者更强调两种君主对君子之朋的不同态度及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对小人之朋，作者仅举一例：“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朋”，而用约占全文一半的篇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列举君子之朋的作用：尧之时，舜进元、恺君子之朋，使尧之天下大治；舜自为天子时，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为一朋，亦使天下大治；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周亦以此兴旺；与此相反，纣王不让臣结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然纣以亡国；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造成无可挽救的崩溃局面；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而唐遂亡。通过大量史例来说明，用君子之朋可以兴邦，黜退、杀戮君子之朋则会亡国，这也正是作者创作的主要动机所在。必须指出的是，为了更加强化这个创作动机，作者还有意识地对史料进行了取舍和改造，例如纣王时是有朋党的，司马光在文章中就引用了周武王数商之恶是：“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但欧阳修是要强调昏君、明君对君子之朋的不同态度及所造成的后果，所以他另用了《尚书》中的一段话：“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以此来说明“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然而却乱亡其国；“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这个主旨。再如，汉献帝囚禁党人和唐昭宗尽杀朝之名士这两段史料，与史实有很大出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灵帝时代，具体说来是从桓帝延熹九年（166）下令郡国大捕“党人”，到光和二年（179）灵帝解党人之禁，大赦天下，前后约十四年时间，与末代皇帝献帝毫无关系。唐朝的党争向来是指牛李党争，它是从穆宗长庆元年（821），经文宗、武宗，至宣宗朝而结束，此时距唐亡还有四十多年，历懿、僖二帝方至昭宗。更何况，将清流投入黄河的也不是唐末昭宗李晔，而是后唐昭宣帝李柷时发生的事。昭宣帝天佑二年（905），权臣朱全忠受李振唆使，将裴枢等大臣杀死并投入黄河，说这些人自诩为清流，现在定让他们入浊流（黄河水很浊）。过去人们把这解释为欧阳修的误记，我想，这当中有误记的成分，如将唐昭宣帝时事误记到唐昭帝名下，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作者的有意为之。因为作者要以此证明诛戮君子之党会导致国亡，而汉代的桓灵“党锢之祸”和唐代的“牛李党争”距国亡都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其间的君主也不是亡国之君。尤其是牛李党争，谈不上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实际上是两个出身不同（一以进士为主，一以世家为主）的士大夫集团的门户之争，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有段距离，相比之下，如是汉献帝和唐昭帝作如此处置则能有力地支撑主题。我想这是作者对史料加以改造的主要原因。 司马光从他的创作动机出发，只选择一种史料：朋党形成的原因以及给国家政治生活到来的危害。至于明君任用君子之朋使国兴，昏君诛君子之朋使国灭这正反两方面事例，司马光则一个也没有采用。如论及尧舜时，只提舜退共工、驩兜等小人之朋，不提其进八元、八恺等君子之朋；论及周武王时，也只说他指责商纣王让小人在朝廷结党，而不提“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同样地，桓灵时诛杀正直的党人、后唐昭宣帝时诛杀清流这些导致国灭的反面例证，也一个没有提及。但从历史史实来看，正直之臣们为抗击邪恶、革新吏治，却也合力同心，互相支持，这是不争的事实。如舜时就有八元、八恺，周时就有周公、召公，汉末就有清流，就是倡导“君子不党”的孔子，门下也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司马光为什麽对君子之党只字不提呢？因为在司马光看来，这些史实只是君子的同道之行，而并非朋党。因为君子同遵圣贤之教，又皆直道而行，在朝堂之上自然会有相近的见解和行为，这是道相同所至，而非有意结党。这种看法也是传统之见，唐宪宗时的贤相李绛有篇《对宪宗论朋党》就道破了这点。李绛对宪宗说：历来帝王最恶朋党，所以小人要谗毁君子，就把他们说成是朋党。其实，“圣贤合迹，千载同符”，“忠正之士直道而行，是同道也，非为党也”。作者举孔子和汉末名节之士为例：“孔子圣人也，颜回以下十哲，希圣也，更相称赞，为党乎？为道业乎？”况且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难道孔子和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也是一党吗？至于“后汉末名节骨鲠忠正儒雅之臣，尽心匡国，尽节忧时”，并不存在什麽朋党，只是“宦官小人憎嫉正道，同为构陷，目为党人”。[8]正因为如此，司马光在《朋党论》中才没有“君子之朋”这一提法，当然也就不会引用这方面的史料了。 要指出的是：司马光虽不认为有君子朋党，但并不否认这批同道之人在朝廷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不排除他对同道君子遭到小人之党攻击排挤的同情。景祐末至庆历初的五年间，司马光或是因母亲、父亲去世在家守孝，或是在外地担任一个微不足道的代理县令，因而侥幸没有被卷入庆历党争。庆历五年冬，司马光奉调入朝任大理评事，此时正值“庆历新政”由于保守派的破坏而流产，范仲淹、尹洙、欧阳修等被以“朋党”之名相继排挤出朝。司马光由于刚入朝，官职又卑（从七品），所以未被保守派纳入视野，官职反而有所升迁——由大理评事至国子直讲、大理寺丞，直至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但他对这场斗争的是非有着非常明确的判断，对范仲淹等同道君子也流露出十分的仰慕，这从他当时写的一些诗文，如《留别东郡诸僚友》、《和范纯仁缑氏别后见寄》中即可看出。特别是和范仲淹的第二子范纯仁，两人交谊深厚，留下了大量唱和之作，互相服膺其令德，实际上也是同道之朋。他在《和范纯仁缑氏别后见寄》中借仁宗追复尧舜古乐，表达他对庆历君子匡复古道的称赏，以及对小人搬弄是非、从中破坏的愤慨：“至乐存要眇，失易求之难。昔从周道衰，畴人旷其官。声律久无师，文字多漫缺。仁皇闵崩坏，广庭集危冠。纷纭斗笔舌，异论谁能弹？”[9]后来范纯仁因傥论被逐出朝廷，司马光又不避嫌疑，仗义执言，要求将范召回，他称赞范说：“如纯仁者，忠义劲正，乃陛下耳目之官，尝以言被逐而志无所夺，轻利信道，不为苟且计。求之今日，岂易得哉？”[10]。在他担任知制诰后所草的不准欧阳修辞职的诏书中，又称赞欧阳修说：“卿格素高，华夏所服，中外备更，文武咸递。并部气俗沉鸷，和一方感怀，二敌牧伯之任，岂易其人？”[11]这虽然是朝廷的意思，但也有司马光的看法，不然就会象宋代中书舍人通常所做的那样封交题头，不草此诏了。司马光的这种不避嫌疑，称美范纯仁、欧阳修，实际上也印证李绛所说的“忠正之士直道而行，是同道也，非为党也”，与他在史料选择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3、如前所述，两文在结构和论证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由于观点和选材不同，两文在结构和论证方式上也有差异。 司马光的《朋党论》由于只选择小人之朋这一种材料，所以呈现的是一种对比的单线结构：明君能逐朋党使王道正直，昏君用朋党使国亡乱——“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矣！”欧阳修的《朋党论》却是双线结构，他有两种对比。一是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二是明君与昏君对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不同态度及其导致的不同结果：纣、汉献帝、唐昭宗诛戮君子之朋，“皆乱亡其国”；舜、周武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大治。为了替朋党正名，欧阳修还在文章的前部加了一段专论：只有君子才有朋，小人是无朋的，采取的也是对比的方式：小人以利暂相党引，“及见其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所以小人无朋；君子则是道义、忠信、名节为追求目标，“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这才是真朋。这与司马光所说的同道君子的内涵是一致的，只不过司马光不认为这是朋党，欧阳修不但承认是朋党，而且肯定这才是“始终如一”的真朋。 在论证方式上，两文虽都采取正反对比和首尾照应之法，但在具体运用上亦有差异。 欧阳修之文虽是驳斥小人对君子之朋的污蔑攻击，但采取的是正面立论的方式，即正面阐释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别，人君应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样就可天下大治。文中没有涉及小人的谰言，更没有对此驳斥。在论证方法上则是先提出论点，再分别列举史实、圣贤之言加以论证，最后再重复此结论，与开头形成呼应。 司马光之文则由黄介夫的《坏唐论》而引发，其论证方式是逐层推演：盗贼之兴由阉竖，阉竖之横由辅相，那么，辅相的朋党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司马光没有象欧阳修那样直接点破，而是引一些史料：尧时，舜流共工、驩兜小人朋党，然后四门穆穆、百工咸熙。仲虺、周武王数夏、商之恶是：“简贤附势，实繁有徒”，“朋家作仇，胁权相灭”。然后再得出结论：治乱之世，皆有朋党，关键在于君主能否别白善恶、区处是非，最后再点出论点：“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由此再联系到《坏唐论》中专罪李宗闵、李德裕这个“知其一未知其二”的偏颇之论，作一总结：“坏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专罪也”，亦与开头形成呼应，但这呼应的形成，明显不同于欧阳修之文。 注 [1]《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 [2][3]《宋史纪事本末》卷29。 [4]《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见《欧阳文忠公集》。 [5]《续资治通鉴》“宋纪”卷45。 [6]《续资治通鉴》“宋纪”卷46。 [7]《论语》“里仁”篇第四、公冶长篇第五、述而篇第七。 [8]《全唐文》卷645。 [9]司马光《传家集》卷4，卷16、卷15。 [10]“乞召还范纯仁状”。见《传家集》卷15。 [11]“赐新除宣徽南院使特进检校太保判太原府欧阳修辞免恩命不允诏”，见《传家集》卷15。 附 朋党论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见其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庆也。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 司马光 黄介夫作《坏唐论》五篇，以为坏唐者非巢、温与阉竖，乃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弊也，是诚得其本矣。虽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盗贼之兴由阉竖，阉竖之横由辅相，则信然矣。噫！辅相树立私党，更相排压而不能正，又谁咎哉？ 夫朋党之患不专在唐，自古有之。以尧之明，共工、驩兜相荐于朝。舜臣尧，既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党，然后四门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数夏之恶曰：“简贤附势，实繁有徒”；武王数商之恶曰：“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是则治乱之世，未尝无朋党。尧舜聪明，故能别白善恶而德业昌明；桀纣昏乱，故不能区处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矣！ 《洪范》皇极曰：“无偏无诐，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是以舜诛禹父而禹为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闵、德裕虽为朋党，由文宗实使之。文宗尝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殊不知为朋党，谁之过也？由是观之，坏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专罪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