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简介 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36年9月7日（清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生于合肥西乡井王四房部（今合肥市肥西县铭传乡刘老圩）人。因排行第六、脸上有麻点，人称刘六麻子。自幼务农，生活窘困。为人刚毅任侠，曾杀了当地团勇头目，加入当地贩卖私盐的团伙，接着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太平天国乱起，咸丰六年（1856）8月，刘铭传纠集几百名贫苦青壮，当上了结寨自保的武装头目。两年后，以“捍卫井里”为旗帜，在大潜山西面建起寨堡，成为这一带对付太平军和捻军的一股主要团练武装。1859年9月1日，太平军一部攻打合肥的长城镇、官亭，刘铭传奉命率部“协剿”，将太平军击退。后被安徽巡抚福济褒奖为千总，赏五品顶戴。咸丰九年（1861）11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合肥招募勇丁，编练淮军。刘铭传受荐组织一支500人的队伍，号称“铭字营”，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同治元年（1862）4月，李鸿章奉命援上海，“铭字营”随行，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便着手更换军械。至9月，“铭字营”中小枪队已改为洋枪队。以后，全营都换成清一色的洋枪。11月，刘铭传聘请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教演洋枪，后来又四处购觅新式炸炮，委任他充任亲兵炮营营官。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变，作战形式也就改为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实施突击的新式战法，刘铭传的变法维新思想，亦由此种下根苗。在沪对太平军作战期间，刘铭传先后参与了进攻上海外围和苏南的太平军，攻占了南汇、川沙、江阴、无锡、常州等城镇，由于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军统帅李鸿章的赏识，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所部“铭字营”发展成左、中、右三军，每军6营，共18营，加上炮队、亲兵队和募僚人员，总兵力达七八千人，成为淮军的主力之一。 同治五年（1866）12月，李鸿章接替剿捻失败的曾国藩，去围剿赖文光的东捻军。六年2月，刘铭传奉命自湖北宜城拔队，与自樊城南下的湘军鲍超部，合攻旧口、尹隆河地区的东捻军。19日拂晓，刘铭传图功心切，提前由下洋港渡过司马河（今天门河）进攻捻军。结果，遭到捻军的分割包围，总兵唐殿魁等部被歼灭。刘铭传与幕僚逃入一个废堡，脱去衣冠，坐地待死。后因鲍超一军赶到，架劈山炮连环轰击，将包围刘铭传残部的捻军击退，救出了刘铭传及部下2000余人。六月，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渡过运河进入山东半岛，兵锋直指烟台。刘铭传整天疲于追击，不见成效，遂提出“守运河进扼胶莱”的对策，企图将捻军“挤入登、莱海隅，趁势围逼”。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胶莱河近300里的地段上，部署了近百营的重兵把守，在河西修筑长墙濠沟，每营负责3里宽的防御正面。8月，清军王心安部营垒初成，河墙未筑的情况被捻军侦知，趁机由此突围，向南转移。刘铭传紧追其后，先后在淮县、赣榆大败捻军，并收买叛徒杀害捻军领袖鲁王任化邦，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于当年年底覆败于扬州东北瓦窑铺。刘铭传因山东镇压捻军有功提升为记名总督，封赏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 在东捻军被围告急之际，正在陕北作战的西捻军闻讯回救，取道山西，进入直隶，威胁北京。清朝廷慌忙调集多路清军围堵。此时刘铭传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此时的“铭军”已扩编为1.2万余人，分步、骑、炮诸兵种，全部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淮军及整个清朝军队中一支十分凶悍的武装。剿灭西捻军，自然少不了指挥这支劲旅的刘铭传。在曾国藩的严令督促下下，刘抱病于同治七年7月27日回到铭军老营，参与镇压西捻军。8月16日，刘铭传部淮军和郭松林部湘军，与西捻军在陡骇河边决战，西捻军全军覆没，领袖张宗禹不知所终。 同治十一年（1872）2月，刘铭传衣锦还乡，回到老家养病。驻扎在陕西的“铭军”由于失去刘铭传的控制，突然哗变，几天内溃散殆尽。清廷追究责任，拟予革职查办处分。在刘铭传四下活动后，求得开复，被解除兵柄，回故乡闲居了13年。乡居期间，他忧国之心未减，且革新思想萌生。他买了许多西方书籍和报刊的中译本仔细阅读，还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间，结交洋务派人士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陈宝琛、徐润、薛福成等人，思虑中国富强之道。他拍案惊呼：“中国不变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刘壮肃公奏议》卷首）这种直率深邃的见解在当时是不多的。1880年，清廷以沙俄霸占伊犁，并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便召刘铭传入京征询对策，并准备必要时派他统兵作战。刘铭传借这个机会，呈上思虑已久的《筹造铁路自强折》。他认为：铁路不仅利于漕务、赈务、商务诸业，而且可以迅速提高清军的机动能力，使18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可惜这一建议未被清廷采纳，刘铭传不得施展抱负，依旧返归故里“疗疾”。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次年6月，法军除在陆路节节进逼中国边境，海上则派海军中将孤拔率领炮舰20余艘，企图攻占福建和台湾海口，以逼迫清政府在谈判中让步。无奈之下，清廷只好再次起用骁勇善战的刘铭传。1884年6月24日，刘铭传乘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之机，提出了“整顿海防以济当务之急，讲求武备以立自保之基”的变革主张，并辅之以具体措施：严密防守各商埠及产煤地区，断绝敌舰之源；改建各海口炮台，配备炮队、水雷，裁撤长江、太湖水师，筹办中国海军，以严防守；速派精通业务者到外洋购买新式枪炮，以应战时急需；酌裁无用的募勇、绿营，编练新式军队，对统兵将领实行严格的考核和赏罚制度；设局译刻西洋实用书籍以备参考。如果说，康有为等在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方面改革先行者的话，刘铭传则在国防、军事方面的改革迈出先行的一步。觐见后两天，刘铭传被任命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他从“铭军”中抽调陆操教习100人、炮队教习30人，水雷教习4人，并令铭军旧将王贵扬等10余人携带毛瑟后门枪3000杆，配齐子弹渡海赴台。 7月14日夜间，他趁着雷雨交加的恶劣天气，乘军舰躲过法国舰队，于16日在基隆港口登岸。立即着手重新组织海岸防御：首先在基隆外海口门两山对峙之处，增筑社寮岛，仙洞山和沙湾炮台，阻遏敌舰入口。沪尾除原有沙仑旧炮台，又新筑中仑和油车口两座新炮台，填塞港道口门，阻止敌船突入。其次，鉴于台湾清军兵力单薄，刘铭传在全台推行团练之制，陆团在内地驻守，渔团在海上巡逻。同时，划全台为数个防区，分兵设将，各负其责。此外，在台北府设支应局，在上海设军械粮饷总局，保障后勤供应。这番设防和改制对台湾防御收到显著效果：先是8月6日在抵御法军基隆抗登陆作战中，取得击倒法军指挥官，法军伤亡近100人的初战大捷，遏制了法军的嚣张气焰。继而放弃基隆，援助沪尾，固守台北，确保全台大局。此方略虽遭到清廷、清军将士和社会各界的反对，但他力排众议，不改初衷，与法国侵略军展开了长达4个月之久的拉锯战，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刘铭传在他任台湾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刘铭传认为台湾是东南7省的门户，需要认真加强防务。他确定了台湾防务建设的原则是：以澎湖为前沿，台北为重点。依靠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和工事。建立独立防御体系，为此，他先后做了四件大事：兴办军器局和军械所，兴筑新式炮台，加强澎湖防务和整顿台湾军制。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刘铭传还将台湾的陆营裁汰，整编成35营，全部改用洋枪，仿照欧洲方式进行训练，严格考核制度。台湾的团练也改为常设，设团练总局于台北，各府、县、厅设分局，各乡设团，使之平时维持治安，战时佐助官军御敌。此外，刘铭传还在台湾创办全国最早的、独立的邮政局，在台湾修建最早的一条实际营运的铁路，在台湾提出中国最早的创办经济特区计划——基隆煤矿承办章程。以及架设电线，发展工商、种植送输诸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为防务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在台湾进行的革新并非囿于台湾之一岛，而是有着希冀“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推动全国的革新与富强远大眼光和胸怀。刘铭传在台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革新。连战祖父连横的《台湾通史》评价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但这些革新措施却遭到朝廷、社会保守人士的共同反对。迫于内外压力，刘铭传不得不在1891年告病辞归。此时刘铭传五十五岁，正值壮盛之年。 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以一介武夫，起自皖北乡团，既无科举出身的曾国藩、李鸿章所受的儒学经世传统的熏陶，又无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研习西学的素养，竟然能主张“内仿工商，外兴制造”，进而提出“变西法、罢科举”，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这与两个因素关系极大：一是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率淮军进抵上海的经历以及李鸿章的影响。他在十里洋场，目睹千年世变。与洋人常胜军并肩作战，更亲自体验到西式武器的精良和西法训练的严整，下决心虚心求教。他不但得到李鸿章的赏识，也深受其改良思想的影响，深感“因循坐误，一旦变生仓促，将何以自立”。正是基于上述思想，他才会一到台湾，便以异乎寻常的魄力和毅力致力于近代化建设，将自己的革新主张快速付诸于实践。二是深受桐城派影响：首先发现刘氏为将才的是曾国藩，其勋业也为桐城派后人所张扬，如王树枏撰《清史稿?刘铭传传》，马其昶撰的《刘壮肃公墓志铭》，陈澹然编《刘壮肃公奏议》，皆充分肯定他的变革思想和成就。另外，他的开放主张也得到桐城派中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的推助，如著名的奏折《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就是桐城派著名人物范当世拟稿，吴汝纶润色而成。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桐城派关注宣扬刘铭传一类人物，也可作为桐城派在近代因时而变、向务实轻文方面转化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已大厦将倾，刘铭传的改革也遇到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迫使他于五十五岁壮盛之年告病辞官而去。刘铭传二次隐居之后，仍时时牵挂国防大事，尤其担心日本的侵略扩张。退隐之初，他多次上书李鸿章，请他转告朝廷，对日本为患要多加提防，特别是要加强海军建设。1894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了中日战争。一些清廷官员考虑到刘铭传系淮军宿将，对日本情况研究颇深，交章奏请起用刘铭传指挥抗日军务，遭到光绪皇帝的师父翁同鲧的阻拦，仅向他询问战守之策。刘铭传亟盼清廷能够重新起用他，驰骋沙场，抗击日军。他立刻复信李鸿章，建议练兵，一半分屯沿海，一半扼守鸭绿江。不同日军在朝鲜争一城一池，重点保卫东北三省，不使日军越江，而后观敌破绽，相机行事。这一颇为清醒的用兵方略也并未为朝廷所重视。1895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不啻给刘铭传当头一棒。他忧思郁结，旧病增剧。11月下旬，台湾军民抗日斗争失败，日本侵略军占领台湾全部土地。消息传来，刘铭传顿时昏厥过去。 1896年1月12日，刘铭传去世。作为一名有爱国心的沙场老将，清追封其为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清史稿》有传。但这些死后哀荣也许并不是刘铭传所追求的。也许最令他抱恨终天的是不能驰赴疆场，抗击日寇，而是眼睁睁看着多年呕心沥血建设的台湾宝岛被拱手割予日本。  刘铭传时期台湾政区图 二、诗文创作 刘铭传有文集《刘壮肃公奏议》和《盘亭小录》，诗集《大潜山房诗抄》。 《刘壮肃公奏议》起自1870年“奉诏督师关中”，至1891年告病辞官二十二年间给朝廷的奏折，共22卷。桐城人陈澹然将其分为“出处、谟议、保台、抚番、设防、建省、清赋、理财、奖贤、惩暴”十类，其中以台湾军政要务为多。刘铭传为人刚毅，又在乱世统兵，更加睥睨鹰扬。年少时就桀骜不驯、争勇好强，其师刘盛藻曾评论他：“升平之世是块废物，乱世倒可能成为英雄。”曾国藩以擅长相人察人而著称，有人后来把他所写的察人笔记整理成《冰鉴》。刘铭传中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有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悄然来到淮军营地，只见：“淮军诸名人，有赌酒猜拳者，有倚案看书者，有放声高歌者，有默坐无言者。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巡视毕出馆，诸人皆不知为曾帅，亦不趋迎鸿章。曾帅归语鸿章曰：‘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其人为谁，即淮军有名之刘铭传。”刘铭传如此秉性，加上未受过传统儒学熏陶，所以表现在文风上就为直白浅显、通脱率性，心口如一，不知拘束，颇类曹操的散文风格，也体现了桐城文派后期务实轻文的倾向。在台时，加上身为阃帅，重任膺寄，戎马倥偬之间更少文饰。其奏折往往直抒己见、无所顾忌，行文更加浅白率直，如为了加强台北防务，他请求调遣和购买舰船，巩固海防，奏折劈头就直书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海防形势的严峻：窃惟台湾孤悬海外，为南北样关键，矿产实多，外族因而环伺。综计全台防务，南以澎湖为锁钥，台北以基隆为咽喉。澎湖一岛，独屿孤悬，皆非兵船不能扼守[1]。 随后分析在基隆重建炮台的重要性，但建炮台所需材料要从厦门运来，“现无轮船过海，望洋束手，万难迅速告成”。全台防务，孰轻孰重，皆一目了然；关键所在，均一一点出，言简意赅而语气峻。急但清政府却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却不改初衷，变换办法，将上述意图付诸行动：1884—1885年他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以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日见充实，表现了一位封疆大吏宁被朝廷误解也不误国的忠贞之志。 在对待台湾少数族的抚慰上，刘铭传发布文告：一方面严禁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一经发现严加惩处，绝不偏袒。这类文告则呈现一种严行峻刻风格；但在对台湾少数族抚慰时，无论是消除少数族的疑惧、停止劫杀居民等对抗行为，或是大兴文教，诱导少数族讲求起居礼仪，这类文章则是循循善诱、反复申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呈现一种委婉纡徐的行文风格，如奏章中谈到1885年首抚淡水东南马来番时的情形：“马来闻臣劾治副将潘高升，谓其不袒官民以虐番也，则大喜，十九日亲至屈尺庄求抚，所有八社番丁，皆愿薙发归化”。其后又定规约，将马来番子弟邀至城读书。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剿抚滋事生番现经归化折》）。史载刘铭传为抚番曾“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使“全台大定”。 《盘亭小录》中的盘亭，是刘铭传用来存放国宝虢季子白盘所建的亭名。1864年刘铭传攻下太平军占领的常州，从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府得此盘，第二年在家乡刘老圩置亭收藏。此盘在刘家传了四代，历经艰辛。新中国成立后，刘家把它献给了国家。同治十一年（1872）刘铭传将虢季子白盘拓片、考证文字、安徽巡抚英翰的序，全椒薛时雨和合肥徐子苓的记和自己的跋汇成一集，题为《盘亭小录》。刘铭传在“跋”中记叙在常州得盘的经过以及吴云的释文和“记”，最后对此国宝的失而复得发抒感慨。作者描摹其盘：“其状碨磊而锉，大数围，重不可举，黝然泽如元玉，扣之清越以幽”，语言简括精到，可见状物之功力。文章最后的感慨是：“寂寂青山，悠悠白眼；一重阙案，百尺孤亭。世有识奇好事如扬子云者，览而补订之，则更幸甚”。完全是文人清慨，与前面奏议那种浅白率直而少文饰的风格大相径庭。 刘铭传虽以武功名世，亦爱诗文，他的诗歌颇有特色。时人谓其“少耽吟事”，“才兼文武”。曾任其幕僚的同光体代表作家，著名诗人、诗论家陈衍称其诗“偶对甚整”，“体近乐天”。其实由于自幼务农、戎马一生，诗歌上并无师承，往往独出蹊径、抒其襟抱。加上为人刚毅任侠，百战百胜，“所向有功，未遭挫折。故蔑视此虏之意多，临事而惧之念少”（曾国藩《大潜山人诗钞》序），所以诗中有种驰骋纵横、一往无前的气势，尽展这位一代名将的豪情和襟抱。如: 半壁皆烽火，江南不见春。离家才三月，航海八千人。才系苍生望，身承宠命新。英雄有抱负，举止自天真——《上海军次中丞接篆日》 1862年，刘铭传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随李鸿章去上海镇压太平军。诗中有对国家陷于战乱的感慨，更有对自己才干的自负和为国平乱的信心。曾国藩认为刘铭传的七律，非常像杜牧，“皆豪士而有侠客之风”，“往往有单行之气”（《大潜山人诗钞》序）。这种豪气，不仅吐纳在戎马倥偬的军旅之作和封疆守土的谋划吟咏之中，即使是穷愁困顿之际，亦见坦荡昂扬之气，如： 自从家破苦奔波，懒向人前唤奈何名士无妨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饥有糗粮寒有帛，草庐安卧且高歌。——《遣怀》 午夜冲寒唤渡河，满天风雨怅如何。一身落落谁知己，四顾茫茫且放歌。岂是芦中人未识，恐教髀里肉生多。画工似有规侬意，不写逍遥写折磨。——《题〈风雨穷途图〉》 《大潜山房诗钞》刻于同治五年，多刘氏壮岁之作，晚期诗作皆未收录。据铭传之孙刘朝叙云，刘氏解甲归田后，“以吟咏自适”，遗诗有“数百首”之多，但今多不见，王揖唐的《今传是楼诗话》存有两则，可见一斑： 得遂归田志，君恩肯放还。解兵渡渭水，策马出秦关。不历风波境，焉知世事艰。此行无建树，羞对二华山。——其一 秦兵不渡陇，界限总分明。我抱虚糜耻，谁将寇难平。徒忧回纥马，未解世人情。努力期来者，朝廷务远征。——其二 诗中回忆为国从戎的战斗经历和自己的慷慨之志。其中“不历风波境，焉知世事艰”和“徒忧回纥马，未解世人情”亦暗含对朝政荒嬉、苟且偷安的不满和自己的抗争结局。《其一》的结句抒写从戎 的结句和感慨；《其二》则对未来充满信心，虽解甲归来但壮心不泯。诗风悲壮而慷慨。  刘铭传手稿 三、魂归故里的一波三折 刘铭传一生，三次离乡从军，三次离职返归故里:第一次是咸丰九年（1861）组织“铭字营”，编入入李鸿章的淮军。同治七年（1868）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同年七月，在曾国藩的严令督促下抱病赴陕北剿捻，第二次离开故乡；同治十一年（1872）2月，平定西捻军，衣锦还乡。光绪十年(1884)再次启用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赴台抗法。六年后被迫从台湾巡抚任上告病辞官，返归故里。刘铭传在返乡期间，曾先后在皖中修建了三处住所，分别是肥西刘老圩子，六安刘大圩子和金寨的刘新圩子。其中肥西刘老圩子修建最早，金寨的刘新圩子修建最迟。刘新圩子今已不存。作为故居遗址存留的是肥西刘老圩子和六安刘大圩子。 刘老圩坐落在合肥市西郊大潜山下，是具有皖中民居特色的圩堡型住宅群。同治七年（1868）刘铭传在剿捻中积劳成疾、回乡养病。此时已是记名总督的刘铭传在原住宅东南约六里处兴建新宅“刘老圩”。圩基包括水面，占地约6公顷。建圩时四周挖壕沟垫圩基地，西面挖大堰烧砖瓦，就近从山上取石料。为了面对大潜山，刘老圩建筑坐西朝东。圩内四周是深壕和石围墙，大潜山汇流的金河水绕圩而过。围墙上配有5座碉堡、炮台。分内、外壕沟。外壕有东南、东北角两大吊桥，各桥分别有两层门楼7间，住有兵勇护圩。过外吊桥进圩内即是内壕沟，每座吊桥处均有门楼。 据《肥西县志》记载：刘老圩正大厅为三进，每进3间，后人称为“九间房”。头进与二进之间的天井院内是回廊包厢，第三进为两层堂楼。主入口东大门为红漆钢钉，敞厅、中大厅、九间厅皆有彩绘装饰；门窗漆红色油漆，厅堂廊柱为金龙抱柱式，这已远超出了清工部对民间建筑的形制、色彩的严格规定。这与刘铭传为人桀骜不驯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刘老圩地处远离朝廷的乡村，曾一度为六安、合肥皆不管辖的“飞地”也是一个原因。使其得以自由发展，不受礼制的约束。正大厅大门面对外壕沟月芽塘，月芽塘两尖角内弦是矩形荷花池，池中有花圃。正厅西南角是西洋楼，两层三间，楼上藏书，楼下住人。正厅北面是钢叉楼，两层五间，因大潜山侧有老虎洞，建此楼”压邪镇圩”。墙体皆为清水青砖，脊饰丰富多彩，铺地、园林多采用当地盛产的青石。楼后的盘亭，四面环水，惟石桥相连，存放国宝“虢季子白盘”。盘亭北面的九间厅，是刘铭传迎客会友之处。厅后的小岛曾经是弹药库。刘老圩西水面上有一大岛，是读书的好所在。当年刘铭传常在此读书，后有栈桥通往岛上。据说刘铭传晚年时曾拆了栈桥，每天摇船送孙辈到岛上读书，中午送饭吃，傍晚才准回家。刘铭传的后代多在圩内居住。这一片建筑群19世纪末曾遭火灾，解放初期为华东野战军某部驻地，因军工建设需要改建为仓库。 刘铭传故居1998年确立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确立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刘老圩基本上保持着庄园风貌。圩内濠水环绕，圩外树木葱茏，很有气势。跨过与圩外连接的一座小桥进入圩内。迎面就是鼎鼎大名的九间厅。这是圩内仅有的几幢古建筑之一。面阔五间，硬山屋顶。房梁上雕有精美的山水，人物木雕。大概是经费匮乏吧，唯一这个九间厅经过修缮，显得很气派。陈列著名“虢季子白盘”盘亭亦经修缮。但厅西南的“西洋楼”，厅北面的“钢叉楼”，楼后，圩西刘铭传以及子孙们当年的读书处俱已不存。唯有厅的东边原来“弹药库”的旧址，大概因为建国初解放军也在此储藏弹药，现在还剩两堵断壁，在料峭的寒风中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圩内有几株古柏、香椿，倒是历经沧桑却枝繁叶茂，其中一株已经一百多年的广玉兰，是中法战争后慈禧太后赐给刘铭传的。 2006年11月，合肥评选新“十景”，刘铭传故居虽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价值很高，但评选委员会赶到现六安金安区张店场察看时，却发现故居内开发的景点以及可供观赏的文物实在有限，因此该景点落选。唯有广玉兰今日已成合肥的市花，物在人亡，抚今思昔，更让人平添几分惆怅！  合肥铭传乡刘老圩刘铭传故居的“九间房”  今日刘老圩：圩沟水草丛生，圩内屋舍残破 刘大圩子位于六安金安区张店镇郊，是同治十一年（1872）刘铭传被革职乡居的十二年间修建的，前后修建的还有金寨的刘新圩子。1958年，位于金寨的响洪甸水库建成，刘新圩子遗址没入水中，唯有刘大圩子存世。据政协六安市委员会编著的《六安文史》（第二辑）记载：同治十一年，刘铭传革职返乡，便在张家店按肥西的刘老圩子的规模和构局修建刘大圩子。直到1883年，刘大圩子初具规模。同年刘铭传离开了刘大圩子，并将刘大圩子的修建工作交给刘子务，又经过五六年，刘大圩子终于建成。但刘大圩子是否是刘铭传所建，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最大的可疑点是找不出刘铭传修建此圩的相关资料。现有资料只能说明刘大圩子和刘子务有关系。但刘铭传在咸丰九年（1861）11月，率“铭字营”入伍后，一直跟随李鸿章，并未投奔过六安的刘子务，刘铭传也未负责修建过刘大圩子。现在除了几位研究学者之外，普通市民几乎都不知道刘大圩子，更不了解刘铭传和刘大圩子的历史。据刘铭传研究会长刘学宣说：刘氏后人现在重点修复刘老圩子和附近的祠堂，而对于六安的刘大圩子，则是无暇顾及。 刘大圩子当年曾有“江淮第一水圩”美誉。现在却残破不堪：正大门是一个门楼，白墙青瓦，但显得极为陈旧，门楼前堆放着许多烂瓦。过了这座门楼，就是一座石桥。据住在院内的刘大圩粮站退休职工云：当年过了桥就是内圩，从桥到最前面的门楼是中圩。现在外圩已无遗迹；中圩门楼墙体倾斜，而石桥石栏有一段完全消失，开了个“大口子”。“内圩拆掉了大片古建筑，以前这都是全红木的顶梁和框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粮站拆除后就成了彻底的砖瓦房。”现在内圩门楼的上盖也已椽烂瓦破。内圩住着有约七、八户粮站职工。院内走廊的木头支柱基本都已残缺，而上面的木梁还架着电线，在靠近水边的“绣花楼”，底层两间住着一户职工，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二楼楼台护栏基本不全，上面长满野草。整个内圩没有任何管理人员，除去一小部分房屋外，已经全部改造成民房及粮站仓库。  今日之六安张店刘大圩子 比故居更富坎坷的是英雄的魂归故里。刘铭传的一生有着传奇色彩，尤其与“六”字有着不解之缘。刘铭传生于1836年，卒于1896年，享年60岁。他在家里排行老六，人称“刘六麻子”。他1856年在六安兴办团练。1862年创办淮军“铭字营”，当时年仅26岁。台湾建省后，他当巡抚6年。其遗骨和骨灰亦经六次搬迁，最后保存在其后人家中，直到2011年4月12才正式安葬于故居刘老圩对面的大潜山下，一代天骄的遗骸竟然在外飘零了116年。 肥西县地方志专家马骐讲述了刘铭传遗骨和骨灰六次搬迁的经过：1896年1月12日，刘铭传在六安麻埠刘新圩去世，遗骨暂时安放在圩内，拟择时安葬。当年春，一场大水冲毁刘新圩，刘铭传家人将棺材放在竹筏上运回肥西，葬于离刘铭传故居刘老圩十几里远的金桥吴家院墙。 1958年“大跃进”时，平整土地，刘铭传墓被挖开。刘铭传曾孙刘肃曾先生的夫人和亲戚去刘铭传墓地察看，发现刘铭传随葬品仅剩帅袍等少数物件。他们把遗骨捡出，包以帅袍残片，带回合肥火化，珍藏家中。 1964年，刘铭传的后人刘朝望的夫人周宗文由上海来合肥时，受刘肃曾先生的委托，将刘铭传骨灰盒连同后人刘朝望的骨灰送往苏州天平山灵岩寺保管。 1966年秋，苏州天平山灵岩寺住持通知将存放的骨灰盒取回。周宗文委托娘家侄儿周国保将刘铭传及刘朝望骨灰带回老家长丰县三十头村，趁天黑埋入村后坟地，堆成两个相连的小坟包。周国保及家人从来不敢透露这是刘铭传的坟墓，恐遭人盗掘。周国保去世后，由其老伴和子女负责看护祭扫。 此后，刘铭传骨灰改由刘铭传后人放入家中轮流保管。2000年12月13日，20多位刘铭传后人齐聚发掘现场，合肥市地方志专家，和合肥市文物考古专家程如峰先生，应邀作为见证人和记录人。 刘铭传骨灰盒出土时已严重腐烂，一碰就破，不过，骨灰保存基本完好。此后，刘铭传骨灰暂时放在其后人家中轮流保管。 刘铭传骨灰出土的消息一经传出，各界人士十分关注刘铭传骨灰正式安葬的问题。大家认为刘铭传作为有重要历史功绩的名人，应该建一座规模较大的墓园，以彰其功。肥西县政府很快将建设刘铭传墓园一事列入议事日程。刘铭传的后人、安徽省刘铭传研究会会长刘学宣曾为此致信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与他探讨是否可将刘铭传骨灰安葬在台湾，因为刘铭传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台湾度过的。马英九将信转给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龙应台很快就给程如峰回了一封信，建议还是将刘铭传骨灰安葬在他的家乡肥西县。2008年10月23日，刘铭传墓园建设项目在安徽省肥西县正式启动。墓址选择在刘老圩附近的大潜山，因据说年轻时的刘铭传曾登上大潜山仰天长叹:“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刘铭传成名后自号“大潜山人”，他创作的诗作也命名为《大潜山房诗钞》。工程分为两期，初期投资约为500万元。初期墓园部分于2011年完工。当年4月12日，刘铭传遗骨正式在其家乡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大潜山安葬。墓园高度为146米，形状看上去有点像南京中山陵。刘铭传遗骨装在水晶棺内的水晶球中。墓园外是一个大的停车场，一进门是一个照壁，经通道拾级而上，沿途可见石马、石猪和华表，在半山腰有祭祀的广场，很是气派。据介绍，刘铭传墓园规划期间，规划设计人员曾赴湖南考察了与刘铭传同时代的人物，如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墓园，并将按刘铭传的官秩来设计墓园。“同时，鉴于刘铭传非同一般的历史功绩，这位传奇人物的墓园规模将远远高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墓园规模”。刘铭传墓园建设均由政府投资。据肥西县政协副主席卫先毓介绍：刘铭传墓园将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两岸交流平台和肥西县一个重要的人文旅游景点。在建设刘铭传墓园的同时，围绕刘铭传故居，还准备打造台湾风情一条街，将原汁原味地浓缩台湾几个时期建筑、文化的要素，可能还会请台湾同胞对风情一条街进行建设、管理和经营。不但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且还将作为联系两岸的文化纽带，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伟大贡献！（首席记者何雪峰、记者杨丹丹、李欢《仿照中山陵安徽将建清朝将领刘铭传墓园》，2008年10月24日《新安晚报》)墓园至今还未开放，因为当地政府“打算请国台办、省台办来主持。如此计划，就能邀来更多台湾名流，更好发挥两岸交流的作用”，铭传乡党委书记王庆富如是说。  仿中山陵的合肥肥西县铭传乡大潜山下刘铭传墓园  大潜山下刘铭传墓园内刘铭传墓 注释： [1]《恭报到台日期并筹办台北防务折》，《刘铭传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90页。 (责任编辑：admin) |